本刊记者 郑廷鑫 发自香港
朱天文，台湾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学习中国文化，与侯孝贤合作多部电影
28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朱天文平静而清晰地回忆起东京成田机场的那一袭长袍。
“那是1980年，第二次去日本游学后回台湾，当时胡兰成老师送我们到成田机场，他站在电梯的顶端看着我们下去，就在我们出关的时候，转回头去看，他穿着长袍，感觉长袍在风里飘动。这是最后看到的他的身影。”
就在离别前，双方还拉手指勾约定，“让我们回去好好写东西，然后他也答应把《民国记》写完。当时他正要开始写一本有关民国历史的书。”
第二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中午，胡兰成出去寄信，“幸好不是寄给我们，然后回去就冲冷水澡，一下就出事了，心脏麻痹，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论》。当时25岁的朱天文发了一个著名的誓，“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
这个心愿花了她20多年的时间。“我没想到，因为这个念头写出了《世纪末的华丽》，看起来毫无关系。后来又写了《荒人手记》，看起来更是毫无关系，可是写完后，我跟天心讲，我当年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结果，又写了《巫言》，用 3本书来把他的《女人论》续完。”
“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
1960年代，青草地、老榕树，鸟语蝉鸣相伴，斑驳的窄巷、路灯和电线杆，就在台北的眷村里，朱家有女初长成。
父亲是大作家朱西宁，母亲是日本小说翻译家刘慕沙。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相继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是不自觉的选择。”虽然父母的教育是放牛吃草式——“就是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这给了她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不过，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万马齐喑的戒严时代，看小说还得靠特殊的身份。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从南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船上有6个关系特别好的结拜成兄弟，其中的“六叔叔” 后来在台湾做到将军。托“六叔叔”的福，“他们那边没收的禁书就拿到了我爸这边来，我们打开橱子就能看到禁书。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还有很多的。比起同辈，我们看沈从文早得多，早早就喜欢沈从文、鲁迅了。”
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投稿那边的人我们都喊叔叔伯伯的，一投就用了。”妹妹朱天心更早就开始写作，“她是小学六年级就去投当时一个叫《国语日报》的，给小学生看的报纸，第一个投的稿叫《我是小青蛙》，写得很好玩，还登出来了。”
胡兰成老师的教法很灵活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以后，便偕母亲与天文前去拜访。初始，清秀蕙质的女孩只认得张爱玲，“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真见到了，一片茫然，想产生点嗟怅之感也没有。”
等到一年后，也只是顺手之间抄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一看，“也怪了，这一看就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非常之悲哀。”
再一个闪回，胡兰成已经搬到朱家的隔壁住，开了一家私塾，成了朱家姐妹的老师。
“他的教法是很灵活的，像《诗经》的《国风》，很多都是情诗，胡老师就赋予我们所有这些东西新的眼光，觉得以前背的东西全部变成现在的方言，那种现场感和活泼感，就是胡老师教给我们的。”
某日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市场买东西，或者吃饭的时候，胡兰成就会说，“《史记》看了没？”姐妹说看了，他就问，“喜欢项羽还是喜欢刘邦啊？”天文是看过《今生今世》的，知道他在书里说，要做项羽容易，要做刘邦难，便说：“我喜欢刘邦。”于是，胡兰成便开始讲课——
“刘邦是从《诗经》下来的汉民族的传统，项羽是《楚辞》下来楚民族的传统。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造就了汉赋，长短句什么的都是诗经和楚辞的融合。“有人说汉赋是堆砌文字，这是不懂文学，不懂得文学的现实感，楚汉相争打出一个新的天下，什么都是新的，这种新产生了很多东西，很像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说的，世界还太新，还没有名字，你必须用手去指。汉赋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天下打下来，新东西太多了，你要怎么去描述它，所以光是对马的描述就有很多。汉赋是活的，会动的。”
胡兰成去日本后，两姐妹连同几个文学青年办起了《三三集刊》，“当时要办这个刊物，也是为了胡老师，因为他的文章发不了，我们自己来办杂志就能发表了。”
1979年，台湾开放了观光旅游。胡兰成立即来信，“你们赶快办手续，来日本看樱花。”樱花开在4月，等到手续办完之后，已是5月了，去是去了，却没有赶上樱花，就在胡兰成家住了一个月。“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震撼教育。”
胡兰成带着天文天心姐妹到日本的能乐大师家里做客，然后去见陶艺大师，到日本各种传统技艺的大师家里去，就是游学。“胡老师的说法是，日本有最尖端科技，像新干线；同时对传统的工艺保留得非常好，像做豆腐的，这种行业的尊严一直被守护着。最传统和最现代的东西在日本都看得到，胡老师就一心要带我们去看什么是最现代化的，什么是最传统的。”
第二年，姐妹俩再赴日本。河岸上，全是樱花。晚上大家都到下面坐，树上吊着灯笼，不认识的人也可以一起喝酒唱歌跳舞，“胡老师说这个风景是唐人的生活风气，人们都经常跑出来的，出来看花，男女调笑，这些东西都是敞开的，唐诗里头就是这个光景。”
当时的台湾，大人想出去都难，两个小丫头就这样跑出去了，“整天看什么都是‘哇哇’叫个不停。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啊，这些都是我们比同辈多的东西，够我们后半生咀嚼不完的。”
电影界也有人看书的！
那是一个台湾新电影辉煌的年代，一个大师涌起名作频出的年代。朱天文与它牢牢地绑在一起，一次次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最初是在1982年，《联合时报》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比赛。“我还记得征文大赛的名字叫‘爱的故事’。”是有奖金的，而且还很丰厚，朱天文便写了一篇《小毕的故事》投了过去。后来评出来几个佳作奖，文章都登在报上，《小毕的故事》是其中之一。就是因为这“爱的故事”，让朱天文和侯孝贤走到了一起。
有一天，两个年轻人把电话打到了朱天文家里，自我介绍是侯孝贤、陈坤厚，说在报上看到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当时，我对国语电影完全不看的，所以也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朱天文说，“而且那时候我对电影圈的印象也不好，觉得电影圈里没有好人。”
赴约前，“特别选来一袭鼠灰针织套装，高跟鞋，长发盘成一髻赴会。”见到之后，才发现他们和想象的不一样，“ 喜欢陈先生的诚朴，就像他的名字：坤、厚。也喜欢侯先生，他是看书的，他讲起偏爱田邦子的散文、钟晓阳18岁就写了一部《停车暂借问》，真了不起……我听着在一边讶异：啊，电影界也是会有看书的！”
合作就此拉开序幕。
侯孝贤大气，甚至有些霸气，像一杯伏特加，烈且后劲十足；朱天文却是洁净、剔透，像一杯冰透的纯净水。如此的异质，如此的合作，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异质才好的，在一起能弄出一些火花，才会互补对方没有的。可是又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频率，如果完全不同，怎么去讨论剧本啊，光沟通就累死了。
“他的很多地方也会影响到我的小说，他的电影对我的写作是有影响的，比如题材。很多题材是我生活里没有接触到的，可为了电影必须去搜集材料，做一些田野的工作，认识一些不同的人，这些后来都会变成小说的题材，这是最直接的。”
侯孝贤的磁场强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你早年也跟杨德昌合作过《青梅竹马》，对比一下，他和侯孝贤在工作方式上有什么异同？
朱天文：这两个人非常不同。杨德昌对剧本的分析很周详，分镜头什么的都很清楚，他是学工程的；侯孝贤基本是现场见，如果有默契了就会弄得很快。之前如果没有耕田耕得很够的话，到了现场会慌成一团，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的磁场强得不得了，会判断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不要的。基本上，他做的就是把环境制造出来，把现场的氛围制造出来，让这个人在里面活动，做你熟悉的事情，他就在旁边看和调节。
人物周刊：看你之前接受采访，一直说编剧干的是一个文秘的工作。你是把写剧本不太当一回事，还是另有所指？
朱天文：不是不以为然，因为剧本重要的不在于写。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断扔书给他看。这跟编剧有关吗？无关啊。但很多他电影里的元素都是我给他的。
讲得最多的《风柜来的人》，他拍的时候突然不会拍了。以前拍电影都是很传统的，杨德昌回来后，他开始看大师的电影，这个镜头这样拍那个镜头那样拍，结果自己就不会拍了，很苦恼。后来讨论的时候，我正在看沈从文的自传，觉得好，就扔给他看。看完之后他说很好看，然后就找到拍摄的角度，把人抓来放在这里，让他们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来演，看完我们都感觉非常震撼，完全是从大自然看人间的视角。
他的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也是《风柜来的人》，就是在自觉跟不自觉、知道与不知道的边际激发出来的锋芒，把自己的刀拿到磨上“唰”地一蹭，一下子天空就亮起来，非常sharp的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这种非常新鲜、非常锐气、非常锋芒的光辉，那就是旧的和新的碰撞时的刹那。
同样的创作高度才能做这样的事。我讲这句话后面是有潜台词的。我觉得我的编剧已经早早超出编剧范畴了，这个话其实是我自谦之外的一种寓意：因为我有小说，这才是我的本职。
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
人物周刊：你们的教育经历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得到的，相信有很多人羡慕你，阿城就说过，你们写出这样的东西，书读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还在看蜥蜴。但是，在接受这种训练的同时，你觉得失去了什么吗？
朱天文：失不失去就不知道，但是我们曾经很羡慕阿城，羡慕大陆的那代作家，上山下乡……有好多的经历。就像乡土文学流行的时候，我们同样会羡慕吴念真，他就是矿工出身，他的故事多啊，很羡慕他们可以写这些普罗大众的东西。
我们让人羡慕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所失的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所处的生长背景，这是他的基点也是他的限制。在成长的环境里，能不能扩大你的视野、见识，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在《叛逃张爱玲》里说，原来《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当时，你们发起《三三集刊》的时候，胡兰成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朱天文：刚开始给杂志起名字的时候，我们多么的大中国主义，多么有想象力，什么江河啊、草原啊……后来起名叫三三，是胡老师提的。这个三的解释很多，老子的三生万物，都是三。当时没钱，胡老师就去日本筹钱、卖字，他的书法在日本是很多人要的，一幅字就能卖十几万日币，就托人带来给我们，当做一开始的周转资金。
人物周刊：后来，《三三集刊》是怎么结束的？
朱天文：还是因为胡老师去世。办到24期，胡老师去世了我们就没有再办。后来就办出版社，就是三三书坊。一直到1990年，觉得很吃力，我们的书很多出版社都要，没必要办个出版社来为自己出书，不但要做一些行政工作，两姐妹还要开着摩托车去送书，就想专心写作吧，才把出版社的业务盘给了远流出版社。
人物周刊：都说胡兰成影响了你们，反过来说，你觉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你们的出现带给他什么？有人说，你们推动了他的第二次成名。
朱天文：我们都说，胡老师在晚年把毕生的精华都给了我们，给我们点了龙的眼睛，但凡有点志气的话，就要走出胡老师，依据个人的兴趣去画自己的龙。所以，我们都各自去跑自己的野马。
当时有个想法，胡老师不被承认，我们总要做出一点成绩来，让人家因为我们的成绩，去追你作品的源头，想了解胡老师到底是何方神圣。这种心愿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有的。现在都能看到他的东西了，我觉得基本上就OK了，只要能看到，别人是什么感觉就是别人的事情了。
写作的快乐难以形容
人物周刊：詹宏志在《一种老去的声音》里说，从《炎夏之都》开始，朱天文变本加厉，一头栽进对衰老的描写。
朱天文：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对时间，有强烈的感觉，(所以就学习卡尔维诺的离题叙事？)哈哈，所以就写了《巫言》，离题也是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
人物周刊：你在文章里喜欢讲一些生活中难以名状的细节，而在实际生活中，是否也会为那些小细节所纠缠？
朱天文：会啊，人家都不注意的事我都会很困惑。这是一个基本的经验，把这些东西再夸张，就是小说了。所谓夸张，就是再加以想象虚构，这是小说家做的事：有一个东西再把它放大。我经常会描写人在进退两难时的困顿，像吉普赛人一样弄一堆没用的破铜烂铁在自己身上，人家已经到头了，你还在蹒跚走不动的状态。
我是处女座的，处女座有个能力，好比说进一个房间，就像带着个照相机，“啪”地一下就把周围的环境给拍下来。我觉得我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去过哪里之后，天心经常问我那边的摆设，我都会记得那个画面的。一个房间我去过，之后再看，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动了，我一看马上就感觉得到。我就有这种照相术。
人物周刊：听说你的外甥女谢海盟也开始写作了，你看着她这么大了，有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有个小孩会怎样？
朱天文：真的很可怕，这个时间，看着她从这么小到现在这么大个了。但我从来不会想有个小孩，也越来越不会想，因为首先要结婚，现在结婚很难吧，因为生活已经自在惯了，自由惯了。
有喜欢过的人，但是喜欢到足以让你变动整个生活吗？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曾经错过了，现在我们都回不去了。过了那个年龄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核越来越硬了，就不想因为一个人而改变你自己。
年轻的时候，爱情的冲动很大，那时候可塑性也很大，那时候结婚是很自然的。种种的因素阴错阳差，错过了，这也是时差的故事嘛。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出现，能让你说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那我也很高兴，但这个人你说在哪里呢？你会知道越来越难，因为你的燃点太高了。我觉得我写东西看书一天都不够用，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了。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朱天文：我觉得是幸福的。看过大江健三郎讲的一句话，文学所到达之处，常常是超过一个作家的预期的，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意思就是说，我都不知道我会写这些东西。当我写的时候，在一种状态下我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我才会知道，哇，我是这么厉害的。这往往会超过自己的预期，因为你以为你会忘记的，以为你不知道的，当你潜入那种状态然后给它命名、赋予它形状的时候，那种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我很感谢自己有写小说的能力，这让我做任何事情最后都有个出口，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场景、一个作品。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很多人不行的，过去了就没有留下什么。人们都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给自己留下一个永恒吧，死了之后作品还能流传下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了，就算跟死亡打了个平手吧。人带走了，东西留在这里，后人还能看到我的作品。这是很幸福的，不是人人都有的。很多人死了，很快就没人记得，就真的需要一个墓碑，让后代年年都来祭拜。但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很自然的，根本没想去找个坟地弄个墓碑的，没有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你感觉父亲的作品都在啊，感觉后人都会记得他，人家看他作品，人就在了，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