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干城:从老朋友到新伙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评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7 次 更新时间:2008-08-0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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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干城  

内容提要:中国要融入的国际体系,尽管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但在中国看来,这个体系也是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也就是说,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的状况,但并不是说它们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中国融入这一体系,并非是仅仅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而且更要和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后者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已经越来越被中国所认识并得到重视,这反过来又使西方发达国家忧心忡忡。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 三个世界理论 互利合作

*这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一书第六章“对发展中国家战略:从老朋友到新伙伴”中的一部分。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定义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1]定义至少包含了两层重要的意义,其一,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传统,这个传统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即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成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类似的命运和遭遇,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因而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后所言,是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抬进去”的。没有这个基础,新中国的外交恐怕难以从容应对冷战时期的复杂局面。另一层意义是,中国在历经改革开放数十年后,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以至于中国的“崛起”已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热门的议题之一,但如何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议题。之所以如此,有着很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正如该定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推行全方位外交的过程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关乎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可靠的平台。

外交是内政的某种延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时,冷战仍然处于高潮,以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为标志的两大阵营的对垒仍然是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特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该体系中的政治作用与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地位变化具有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的突然结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之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的瓦解一方面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正确地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又可能成为中国外交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因冷战的结束而进入了新阶段。本文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论证新时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意义,并展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影响。

一、从“三个世界”理论到“战略基础”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已经被定位的概念。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并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以中国成功参与万隆会议为标志,基本化解意识形态特征和发展中国家成员身份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中国与印度围绕西藏问题达成的第一次和解,周恩来于1954年在日内瓦参加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后首次访问新德里,与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事实上,这个外交行动也为中国成功参与万隆会议铺平了道路。

中国与苏联的决裂则开启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冷战时期的第二阶段,其高潮是中国于1971年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在与苏联领导人公开论战后终于彻底脱离苏联集团并打开对美外交大门的进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该理论在相当长时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方针。

冷战结束宣告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终结,实际上国际体系的演进要复杂得多,因此将世界一分为三似乎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考量一种理论的现实性离不开特定的条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正是冷战处于高潮时期,世界始终处于战争和冲突的危险中,两个超级大国以意识形态划线,令所有处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都面临着某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正是这个背景促使了“不结盟运动”的产生,使很多国家将“不选择”作为他们的选择。中国虽然并未加入该运动,但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事实,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敌对,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在政治上的归属。从广义的角度看,在冷战的条件下,所谓“第三世界”差不多就等于是“第三阵营”,虽然这个阵营并无一个统一的或具有指导意义的意识形态,也没有所谓的“领袖国家”。[2]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冷战仍未结束,甚至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产生了一个对抗的新高潮。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中国的战略压力因而大大减轻。尽管如此,从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的“第三世界”政治属性仍然未变,并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步壮大,这种政治属性亦演变成“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其中所蕴涵的战略意义是需要仔细检验的。

首先,中国作为“第三世界”阵营的一个成员,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遭遇有关。虽然中国虽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在西方列强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遭到了同样的欺凌和屈辱。这种类似的遭遇使中国在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浪潮中,必然支持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亚非拉国家。这种政治上的取向与中国在外交上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应当说关系不大。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呼吁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是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不见得是一致的,例如中国和印度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藏问题上发生的争端就表明,即便是两个有着类似历史经历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利益问题上也有分歧。但从总体上看,面对西方强权和二战后已经成型的国际体系,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希望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的要求也是类似的。这是中国将自己归入“第三世界”阵营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与苏联阵营决裂客观上为中国进一步开拓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尽管中国当时奉行的意识形态并不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认同,但中国置身于两大阵营争斗之外,使中国与大部分亚非拉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身份认同上有了重要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在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虽然自身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国内的动乱使经济发展陷于停滞,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仍然给予了发展中国家几乎是超出其能力的援助,如著名的坦赞铁路建设,向亚非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建,派出医疗队和工程人员等等。这些援助尽管从绝对额来说并不大,然而体现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同心同德的意义,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打下了长远发展的深厚基础。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开始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推行外交政策,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一直延续至今。

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迈入了迅速与国际体系结合的轨道。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外交政策亦开始重大的调整。邓小平关于“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为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其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不处于核心地位,但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个角度来衡量,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中国在新时期对外战略的基础是符合逻辑的,这不但因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而且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也仍将是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体诉求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将作为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议题。中国虽然未必会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崛起于国际体系的进程中,仍然是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同盟”。

最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石,同样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依靠。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原料、资本、市场、人力资源等各领域均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中国的对外开放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来自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以及资本积累的加速而导致的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也逐渐突显,因此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如何进一步调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关乎中国发展大计的基础。

二、和平发展时代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

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完整。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看世界的观念自然也深受来自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压力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毛泽东时代体现为中国始终在备战,这决定了中国的战略重点,与中国在这个阶段国内所处的动荡纷乱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起始于国际的压力或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纠正错误路线的努力结果。但作为执政党,这种努力对中国如何看世界,在观念上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从中国面临的客观环境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对冷战的国际环境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另一方面,中国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改善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因素,包括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苏联调整关系。“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结论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做出的,从这个结论中自然可以导出,中国的战略重点不是备战,而是创造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这与中国国内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是一致的。

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为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铺平了道路。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建立了快速反应和逐步调适的双轨机制。在战略上,中国在两大集团对峙尚处高峰时就已经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方针,这不但意味着中国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输出到他国,或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影响他国的政策抉择,而且也不以他国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来决定中国对其的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定,也就是外交政策回归到了最本质的范畴,即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中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努力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世界和平。这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将当今时代的主题定义为和平与发展,这是世界的两大潮流。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至胡锦涛,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强调了对世界的一种期待和展望。虽然冷战的突然结束并没有降低世界各地发生的冲突,美国的单边主义在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更是愈益张扬,有时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但中国坚持认为,这些并没有根本改变时代的特征。和平与发展的两个主题构成了中国致力于建设独立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国际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中国需要抓住一切有利的机遇,同时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其中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几乎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在中国遭到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封锁孤立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广大亚非国家,是中国外交的最重要对象,即便是中国因“文革”而陷于内乱中,也仍然与发展中国家保持了互相支持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老朋友。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道义支持,也受到它们最热烈的欢迎,这是对老朋友概念的一个最生动的说明。不结盟运动成立后,中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在自己的国力还相当薄弱时,仍然坚持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相当规模的援助,包括建设坦赞铁路,向诸多非洲国家派出农业、轻工业和医疗专家等,中国在此阶段的大部分对外援助基本都落实在非洲最贫困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中国在新时期继续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

后冷战时期中国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国际舞台上驰骋的天地因中国的“崛起”而急速扩大。然而,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方面,应当说出现了一定的游离,或者说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的外交重点有所转移,这是由国际环境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后冷战时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被逐渐边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几乎都来自发达国家和周边地区;又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本身的分化和变化,使世界的力量对比产生了趋势性的转移,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一步巩固了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其次是前苏联集团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分化瓦解,或者成为西方联盟中无足轻重的成员,或者受制于国内的纷乱,无法实现国家的振兴。再者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和国内动荡,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虽拥有丰富的资源矿藏,但在西方跨国资本大规模转移运动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机遇,反而日益被边缘化。最后是亚太地区的急剧变化,促使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逐渐转移。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适应性调整,其中涉及中国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又和中国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2006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战略,这可以被视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白皮书针对新时期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但也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忧虑。白皮书强调了“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新形势下中非传统友好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制订对非洲政策文件,旨在宣示中国对非政策的目标及措施,规划今后一段时期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中非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这个宣示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一个出发点,即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总体地位虽然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不但要巩固与非洲国家的传统关系,而且要根据形势发展的特点将合作推向新的层面。

中国与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新层面包括一些与以前不相同的方面。首先,与以前相比,中国的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这使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都可以有较大的提升。其二,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仍然是必要的,但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看,将更加以互利合作维护稳定的方式进行,而非对抗挑战或谋求颠覆体系的方式。其三,经济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并非如过去那样主要由中国提供援助,尽管这仍然是中非政府间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是在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之际,非洲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将成为中国与非洲展开互惠合作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国对非洲的需要将在各方面日益体现出来,这将促使中国更为重视非洲。在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的同时,为自身的发展寻找新的平台。这在中国与非洲国家近年来的交流合作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2006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便是对新形势下中非合作的一次总结,45个非洲国家首脑出席此次会议的事实显示了双方对新型合作关系的空前重视,中非合作的性质和规模已今非昔比,预示着中非关系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有力推进。最后,谋求中非合作对双方来说都不存在针对任何第三方的问题。冷战的结束使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失去了赖以立足的基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非洲国家来说,都不存在通过与对方的合作来与某一方对抗,或对某一方采取预防性措施。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是真诚的,中国从非洲得到的利益是基于互惠的原则,因而是合理的,这种合乎国际关系原则的合作并不需要得到第三方的恩准,也不是针对第三方的,更没有当年西方殖民主义争夺非洲时所产生的势力范围问题。

三、面向未来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中国对外战略的排序中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列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与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定位相比,似乎居于靠后的位置,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数量上所占的绝对多数,以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都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将是国际体系演变的最重要的变量。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有几个重要的层面应予以分析。

首先,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将当代世界的主流诠释为和平与发展,这个理念本身就蕴涵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一种观念上的突破。长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差不多就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不满者”的身份,是奉行斗争哲学的。如毛泽东所说的,在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完全是对抗性的。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突然成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而且是极少数大国才享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这个身份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世界的看法,斗争哲学仍然在相当长时期内居主导地位。这个传统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造就了中国在冷战时期的一大批“老朋友”。

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地位,也改变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挑战者的身份逐渐模糊,融入体系的成份日益增长。从1985年起,中国开始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历经十多年的努力,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完成了这个进程,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并迅速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这个案例本身当然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国际体系,但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表明,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观念是有重大变化的。从邓小平“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论断到胡锦涛的“和谐世界”理念,无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将促进和平谋求发展作为外交战略的核心。虽然中国仍然认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但以对抗性手段谋求颠覆国际体系显然早已不是一个选择。这里涉及一个观念上的定义问题,即构成国际体系的规则、机构和机制,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以挑战现行体系主导国家的方式谋求改变不合理将破坏世界的基本稳定,同时也有损于中国的发展利益。由此推断,则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的基调应被视为合作。

第二,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现行国际体系中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虽有部分国家抓住了机遇,取得经济发展的一定成就,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仍不容乐观。例如,联合国在20世纪70年代所列的最不发达国家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对这种现象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倾向于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如政治非民主化、市场经济改革滞后等等,而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则被引证为推行开放政策以与世界经济结合更紧密的必要性。同时,研究发展问题的不同学派则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将世界视为“核心”与“边缘”的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确立已经决定了处于“边缘”的国家,也就是今天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发展的。[3]无论理论上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做何种解释,不争的事实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是不满的,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从“77国集团”这样的经济联盟到“不结盟运动”这样的政治协作,以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抗争。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尽管这些组织也发挥了作用,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特别是在发展问题上,使发达国家在道义上处于某种比较被动的地位,不过,这些都没有实质性地动摇现行国际体系。因此也可以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体系仍然是不满的,希望改变现行体系的愿望仍然是迫切的。

第三,根据以上所述,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似乎不利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实则不然。中国要融入的国际体系,尽管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但在中国看来,这个体系也是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也就是说,即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的状况,但并不是说它们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中国融入这一体系,并非是仅仅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而且更要和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后者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已经越来越被中国所认识并得到重视,这反过来又使西方发达国家忧心忡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由于中国在新时期加大对非洲外交的力度,连续多年,中国国家元首或领导人在一年之初安排的国事访问都是在非洲国家进行的,中国在2006年11月于北京召开的“中非论坛”首脑会议更邀请了45个非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成为世界的焦点。经济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改过去单纯由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模式,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大量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能源和原料合作,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一切引起西方的猜疑。从“中非论坛”北京首脑会议后,西方媒体及政府人士不断发出批评的声音,认为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利用了“巴黎俱乐部”减免非洲债务的机会,将新的贷款不加区别地也没有任何条件地给予非洲国家,将使非洲国家重新陷入债务危机,同时又助长了非民主政府推迟民主改革的底气。诸如此类的攻击企图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描绘成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反映了西方大国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所产生的前景有深刻的忧虑,而西方的忧虑正是思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自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后,据统计,中国已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余个项目,对44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减免了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4]这当然不应简单理解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援助,而是新时期中国根据自身条件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种富有进取心的行动,旨在推动联合国主张的发展计划,同时也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向新的方向发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当然也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其重要性也不亚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正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崭新关系反映了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概貌,令西方大国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来源于西方自认为应该永久性主导国际体系的期望。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和发展既是非洲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这并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批准,但这在客观上打破了西方长期来认为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它们拥有的话语权,自然也对它们的期望构成了冲击。

第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着广阔的前景,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将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挑战现行体系或谋求彻底颠覆体系的结构和机制。面对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立场,无论是发展中大国,还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它们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中,最根本的一点仍然是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即便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立场来看,也许是一种“公共产品”,但实现这种“公共产品”的途径恐怕不是对抗或政治诉求,而是发展。在国际体系演变的长时段中,虽然暴力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关键构件,然而使国际体系得以成型的却并不是暴力。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斯的研究,世界体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大致可概括为三项,即物质能力、思想观念和机构制度。[5]发达国家主导现代国际体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上述三个层面上,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确立了它们的主导地位,而今天的美国则更是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自由主义价值、国际组织机构等众多领域处于高端地位,使国际体系形成了“绝对金字塔”的结构,或曰霸权主导结构。改变这种结构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诉求,而是发展。如果上述三个层面的立论可以成立,那么同样可以说,改变这种结构也需要在三个层面上的发展,这需要时间,更需要发展中国家找到正确的发展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一方面是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另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成长是促使国际体系朝着新的方向演进的主要变量。这个新方向究竟是什么,目前仍不清楚,人们有各种看法。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范畴内将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政治立场,继续发扬“老朋友”的传统。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应该被理解为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基于正义和公平的原则,以非对抗的方式处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以国家总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这一点考量,可以有把握地预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千差万别,对国际体系的态度也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有所不同,因此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挑战国际体系的问题。

最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在未来将以何种方式合作以及处理互相之间的问题,这当然是由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性质所决定的,即国际体系是由大国来定义的。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8国集团”与“5国集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某些积极的迹象: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发展中大国兴起在国际体系中的意义和前景。发展中大国正在以各自的方式提升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在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对话中谋求协调与合作。中国不是发展中大国的领袖,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力量的增长确实是位于前列的,因此中国的行为和政策具有相当关键的意义。虽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国家利益不同,追求的国家目标也不一样,而且互相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包括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相互竞争的因素等等,但中国愿意加强与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深度合作,其意图是明确无误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古老智慧在评估中国与发展中大国关系的前景时仍然是有巨大现实意义的,这里所说的“利”,既指发展中国家成长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提高,也意味着发展中大国的兴起对国际体系结构将产生的影响。

注释:

[1]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对外政策部分将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六大重要原则之一,排序则在第三,与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外交指导方针是一致的,即“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

[2]“不结盟运动”的三个创始国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可能都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愿望,但这三个国家的实际国力以及他们各自对东西方阵营的不同态度,决定了这只是一些领导人的想法,而不是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现实。

[3]例如“世界体系论”的奠基人、美国学者华勒斯坦就认为,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本来就是误导的概念,因为它们传达的意思是,发达国家是已经完成发展的国家,因而是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在发展的,最终是走向发达的,这掩盖了资本控制资源和市场的要害。

[4]王毅: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求是》,2007年第23期

[5]Cox,Robert W.(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0(2):126-55.,罗伯特·考克斯在该文中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历史结构主义”方法,将这三个因素归纳为体系形成的主要力量,是为“批评的政治经济学”。见Anthony Payne:The Global Politics of Unequal Development,Palgrave Macmillan,2005,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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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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