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在21世纪上半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

——玛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4 次 更新时间:2008-08-04 18: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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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全球性挑战与全球性机遇

  

  玛雅:在今年11月举行的中美合作论坛上,双方与会者共同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应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应当扮演的角色,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黄平:中国今天的发展格局,严格地说,已经走到了一个“内外难分”的阶段。不再像过去,可以分为国内发展和国外发展,现在则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越来越难以区分。在国际关系中,以前也主要是处理双边关系,现在即使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对政府的双边外交,涉及的问题也经常是多边的,特别是中美关系,很多问题早就超出了双边关系。即使是国内的许多发展问题,比如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国际规则对我们的限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实际得到的利益/利润,以及能不能及时到岸、及时交货,初看起来是怎么调整好国内政策的问题,其实都和大的国际环境有关,与我们怎么处理好各种多边关系有关。

  换句话说,中国发展到今天,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中国自己一家造成的,大国作用很大,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各种组织,都在起作用,区域和全球挑战使全球关系和双边—多边关系都在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加进来其他一些关系,多边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关系。区域的关系十分明显,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和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是和整个区域的关系——与东盟,与亚太,与欧洲。还有全球性的关系,不只是国家之间,大量的跨国集团、非政府组织都在当中扮演角色,主体越来越多。客观上,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1919年、1949年、1979年不完全一样了。

  玛雅:有意思,这几个年份全都逢9,又都是中华民族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

  黄平:191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怎样赢得独立和解放,这个任务到1949年完成了。1949年到1979年,我们不但守住了独立和主权,而且解决了“挨打”(割地赔款、任人宰割、受人欺凌)的问题。1979年(从三中全会算是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又解决了“挨饿”(从贫困—温饱走向了小康)的问题。现在中国“长”大了,不再是过去商品短缺的年代。那时国家财政时时捉襟见肘,老百姓也经常揭不开锅。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综合国力更强、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虽然我们仍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一方面,中国自身不能再简单地只处理中美、中俄、中英、中日这些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预期和要求,也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作为多边中的一方,从维和到反恐,从传染病控制到全球变暖,很多问题既要听中国的意见,也在看中国的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挑战。

  第二个变化,是世界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进入一个重新磨合、重新调整所谓“游戏规则”的阶段,好多游戏规则现在并不清楚,甚至有许多事情变化已经发生了,却还没有什么游戏规则,“规划赶不上变化”。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全球机制和通行的法律规则。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国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平台来处理它们的问题。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是按照国与国的关系来建立的,所谓国际关系,就是INTER-NATIONAL,而现在很多东西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全球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才会出现类似跨国洗钱、全球金融动荡、国际恐怖主义等等。一方面,整个世界在后冷战时期,没有彻底摆脱冷战的阴影,特别是亚洲(按照沃勒斯坦的观察,在整个冷战时期,亚洲基本上一直在经历着热战!),并没有摆脱。但另一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需要互相磨合的阶段,比如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能源、疾病问题,都是跨国性质的,不是以哪个国家为边界,因此需要各国及各类组织一起来处理,至少是逼着大家共同去找到一个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变化也给了世界一个新的机会。原来大家可能为一座山、一条河、一块地的归属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始终要致力于解决这类事务,而现在因为第二类问题凸显——从经贸到汇率,到知识产权、进出口、劳工标准、能源、环境、生态、气候、疾病,越来越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中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只是危及子孙后代。当今天活着的人天天饱受空气污染、河流污染、食品短缺或者不安全等困扰时,解决这座山那条河的纠纷,达成共识或妥协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咱们是为了一条河去大吵大闹,还是来共同面对非传统领域的挑战?这些原来传统的外交不怎么处理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全球性的挑战,也给了世界一个全球性的交流、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机会。

  

  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和全方位调整

  

  玛雅:在这样一个新时期,传统的国际关系是不是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中国应该如何给自己定位?

  黄平:中国在新的时期怎么定位,怎么认识自己以及被别人认识,相应的怎么来行为,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至少需要处理好内外相关的四个关系:一是传统的国际关系,二是全球性的关系,三是国内的关系,四是大国间的关系。

  第一,传统的国际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仍然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完整,因而要处理好中俄、中日、中印、中美关系,甚至中越、中巴等关系。同时,还要和IBM这些跨国公司和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媒体)打好交道。这些都是新的“玩家”(players)。从逻辑上说,在新的全球关系的变革中,中国和其他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更不用说俄国,实际上又赢得了一个新的机会。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后发是有很多劣势的,因为在现实的利害关系中,人家都已经搞定了,你要掺和进去,就会打破利益格局,引起新的矛盾冲突。但是为什么说现在反而给了新兴国家一个机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新的全球性的关系的出现。这样一来,就不再是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我们一进去就一定会抢人家的饭碗,不是到非洲就把欧洲的后院抢去一块、到拉美就把美国的后院抢去一块,于是产生贸易冲突和政治、军事冲突。现在,在环境、能源、疾病这些方面,不一定总是“零和游戏”,不是我们的环境好就意味着别人的环境会变坏;不是我们把非典、禽流感控制住,别人那里就一定要爆发。

  第二个关系,是全球性的关系,它给了后发国家、新兴国家一个新的平台,也给了已经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怎么和后发国家打交道的一个新的平台,当然也给了其他国家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如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包括政治、外交战略,及时地参与哪怕只是区域性的合作,比如借助东盟这个平台,把它变成一个主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就能赢得新的发展机遇。

  这种新的关系并不妨碍传统关系的存在。比如,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在国际经贸、政治中怎样维护好主权、国家尊严和领域完整的问题,存在和一些相邻国家领土或者领海的纠纷,国内还有“疆独”、“藏独”、“台独”的问题。包括保护国民的基本利益,比如善待农民工的问题,其实都不只是国内政治调整和法治完善的问题,而都和中国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关。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越有地位,处理国内的事情就越顺,这不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也是一个互相促进/促退的关系。

  这也就涉及第三种关系,国内关系。在传统的框架里,西方国家有相当的能力,来做出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这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有关。看看欧洲的发展,它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福利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教育政策,都与它在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中占有优越的地位有关。不只是军事地位,包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包括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地位。靠优势换来的好处体现在国内,就是福利国家,就有相当大的能力化解或缓解国内矛盾。这个也部分回答了恩格斯早期的一个困惑——英国怎么会出现工人贵族。到了晚期,甚至整个工人群体都分得一杯羹,就是因为英国在军事上、国际贸易中和科技上那种优势地位,大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国内矛盾可以转化为外部问题。

  玛雅:但中国今天不可能走西方殖民扩张的发展道路。作为后发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哪些方面?

  黄平:作为整个涉及13亿人的发展模式,中国一方面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18-19世纪的殖民扩张来发展,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现实中不可能,道德上不能够,如果发生了就一定是灾难性的,对中国对世界都是灾难。另一方面是能源、环境的制约,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靠高耗能、高污染来发展。这已经不是1960-1970年代《只有一个地球》和《寂静的春天》作者们说的那样,我们不要毁了后代的生活;现在的问题已经成了当代人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问题。从第三种关系(国内社会关系)来说,也不可能再靠原始积累、扩大劳资矛盾这种制度来积累财富了。人们的知识、信息、意识已经不一样了,包括农民工也都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不可能再用一个极端残酷的办法(盘剥或者自我盘剥)来搞发展。这也是现在为什么要调整发展思路,走科学发展之路,其实就是顺应时代潮流,因为方方面面都制约着我们,再不调整就不可持续也不全面不协调了。

  那么,这样的挑战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我们的领导层和精英层——科技的、商业的、媒体的、知识界的,能不能及时发现并顺应这一新的时代?进一步说,能不能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如果发现不了、顺应不了,更谈不上领风气之先,还是按老一套去做,那么机会就从我们身边遛走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真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真的做到与时俱进。要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包括科技、信息给我们带来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不只是农民工开始使用手机,学生可以上网搜索全世界的各种信息,而是说,整个社会组织方式、治理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大转变。

  玛雅: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应当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调整?

  黄平:在原来的格局下我们如果有事,可能由一两个部门单向推进,再开个会发个文件就基本搞定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内外彼此纠缠是一方面,多边相当程度上替代双边是另一方面。再一个变化是,个体(不只是个人,也包括群体、组织、机构等)的能力提高使得它们与领导(authorities)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只要上面一决定,传达到基层就搞定了。现在是多中心和多主体互相制约和影响。媒体也是这样,国内媒体和国外报道已经分不开了。一个地方小报报道当地居民生活中的一件事,可能第二天就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转载,甚至可能它们还先知道、先报道。所以,再也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内和外,因此在处理国内关系的时候,也涉及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处理。

  当然,传统的挑战还是很强烈的,我们是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们出于天然的警惕也好,出于实际利益上的考虑也好,总之他们一定会限制我们。这也不止是大国或大国集团(如G8),也包括一些小一点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商品,从皮鞋到衬衣、玩具、食品,他们都有天然的警惕,不断夸大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中的份额和意义。可能中国小商人在意大利米兰的鞋市,实际上也就两三条小街,但是因为分布集中,就特别容易在媒体上被放大,使很多当地人觉得,中国的鞋把整个意大利的鞋市场全部占领了。他们那种警惕不只体现在心态上,也体现在整个对外政策、双边政策、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包括诉诸WTO机制以及联合国机制,甚至媒体,不断地把这类事一说再说,说着说着真就说成一个大事了。中国前段时间在食品药品问题上不断拿出统计数据,合格率、安全率达到多少,和别的国家进行比较。统计数据是个客观数字,但是我说的那个效应,是一个社会文化和心理上的效应。而且,变成一个多边处理的问题,仅仅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渠道,使馆照会、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发布,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换句话说,不再是某一个部门通过一个传统的办法就能把一个问题搞定。所以说,管理方式、治理方式,包括思维模式,都要变化。

  现在处理双边关系,比如中日关系,你会发现,政治关系和经贸是勾连的,和历史文化也是勾连的,还有它与中美关系、中韩关系、整个亚太关系,乃至两岸关系,都有勾连。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于处理双边关系或单向的由一个部门来处理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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