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76 次 更新时间:2012-11-10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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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  

内容提要: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迟迟没有把改革提上日程,从而错过了改革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得自身执政地位动摇;二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并开始改革,但遗憾的是苏共在改革方面又陷入了重视宣传效应、忽视实际结果、严重脱离国情的失误,以至于改革的进程与结果都与预期目标与初衷背离,终致执政地位丧失。苏共的结局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教训: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适时提出、并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必须遵守两个根本原则:一是改革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充分考虑其现实性,切忌玩花架子;二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充分考虑其自身的规律性,不揠苗助长,以免欲速不达的结果。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因为这个党曾经为建立那种人类出于自身本性而久已向往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 教训

引 言

本文涉及的事件其发生距今已有约15年的时间。如今尘埃落定,一切都清晰起来,这时我们的研究或许更能接近真实一些。

正文之前先作一个引言,内容有三:一是介绍一些资料;二是谈谈关于苏联剧变的具体内容;三是介绍一下国内外关于苏联剧变和苏共下台原因和教训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点,资料。

要弄清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与教训,当然要阅读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观点只能建立在材料上,不能想当然。这里给大家举几种基本资料,有兴趣研究这个问题的话,这几种资料可以说是必读资料。这些都是当事人写的第一手的东西。

主要有这样一些: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12)

这本书是当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为解释苏联改革中的对内对外政策而写的,出版时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戈尔巴乔夫从一个苏共老党员、从一个曾在不同层次担任领导职务多年的苏共干部、从一个总书记的角度,对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政策、对勃列日涅夫和科西金196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重新作出了评价。同时,用主要篇幅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苏联当前改革的根源和实质、措施和步聚、问题和前景。全文阐述并论证了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理论和观点,还阐述了苏共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方面的新思维。这是了解、认识、分析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执政实践及结果首先要阅读的资料。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8)

利加乔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仅次于戈氏的苏共“二把手”。该书于1992年出版,当时书名为《戈尔巴乔夫之谜》。1999年再版,更名为:《警示》。书中记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高层中大量的人和事,特别是对戈领导的改革进行了反思。由于利加乔夫是苏共传统派(亦称“左派”)的代表,他的许多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诘难。利加乔夫在书中总结了苏共下台、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他写道:“之所以在我国能发生这一切,最主要在于,苏共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先是被削弱,而后被完全消除。苏共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中被排挤出去,在党的内部形成各种派别。投机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向党和国家、共和国党和权力机构的渗透,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形成一派,他们的立场转向消灭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毁灭苏共链条的环节。”这是利加乔夫的基本观点。而在我看来,利加乔夫在这里还只是谈到了结果,仍然没有分析原因。当然,这是个人看法,供参考。

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雷日科夫从1979年起就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82——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经济部长;1985年9月——1991年1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本书是雷日科夫对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回忆与反思。作者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情况,分析了改革失败的原因,记述了苏联解体的经过。由于作者的地位(政府总理,即与戈尔巴乔夫分别为党政一把手)和作者学者型的严谨、公允与客观的立场,该书提供的情况,不失为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改革的真实内幕、苏联发生剧变乃至解体和苏共下台的原因、以及这一时期执政的苏共的种种失误与失败的教训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著:《我的自白》(中译名:《叶利钦自传》)。这本书大至相当于一本叶利钦自传。叶利钦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叶利钦主要的政治主张、以及叶利钦本人在同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中间势力的较量中、同卢基扬诺夫和利加乔夫等人及其代表的保守势力的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叶利钦一派政治力量是苏联剧变中最大的赢家。叶利钦在该书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戈尔巴乔夫当上苏共总书记到“8.19事变”前后苏联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我们研究苏联剧变的非常宝贵的第一首资料。叶利钦出生于1931年,1968年他37岁时就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8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11月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1990年1月他组织了苏共“民主纲领派”,同年5月29日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7月12日,在苏共28大上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这样的经历和地位,居然最终都抛弃了苏共,而且是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作为苏共高级领导人所能享受的种种特权,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苏共,他的经历,他的行为和他的选择比起一般人的情况来,更能深刻地说明苏共为什么会被苏联社会与人民抛弃!所以,叶利钦这本自传非常值得一读。

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利钦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是苏共和苏联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衷心拥护并认真实践苏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自己从事过的各个岗位上都卓有成就,由此而进入苏共领导层,并且从基层领导一直到进入苏共中央核心领导。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利钦从衷心拥护苏共到坚决反对苏共的政治态度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苏联人民对苏共的态度的变化过程的注解和缩写。从叶利钦对苏共的态度变化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领会到苏联为什麽会发生如此变化、苏共政权为什么会被苏联人民推翻的原因和教训!

这本书中译本由东方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当时还是内部发行,所以不贵,才三块 多钱一本。

还有一本书是必读的,即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由昆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这本书我不多说,仅从作者的地位就可看到它的份量!

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介绍的一种书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5月中文版。作者长期从事对苏联和苏共的研究,并且从1961年起就断断续续地在美国驻苏联的大使馆和其他机构工作。特别是从1987年起直到1991年,在这翻天覆地的四年中,一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确实如作者所说,他亲身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的全过程。该书是一部局外人依照自己近距离、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对苏联解体作出的详细记述。并且由于作者代表一个地位极其特殊的国家,所以他能既是一个局外人,又具有某种特权进到内幕,更实际、更深入地了解、分析和研究所发生的事件。他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权,是由于他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有号召力的国家——美国的全权代表。一般说来,美国的立场和态度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整个西欧、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联合国的认同与附和。因此,苏联事变中的各方——既包括各加盟共和国,又包括各政治派别(包括戈尔巴乔夫)都首先要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大使是与美国沟通和联系的最可靠、最快捷、并且也是美国政府最信赖的官方渠道和桥梁。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各派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千方百计地要与美国大使见面,向其阐述自己的观点、论证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向其倾述自己的苦衷和难处。目的是想通过美国大使将这一切信息传递给美国政府,以期得到美国的认可和道义与物质方面的支持。至少争取到使美国不公开表示反对!这样他们心中似乎才有了底气。不管人们对此有什麽看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作者所处的地位和角度特殊。在很多时候,美国大使甚至比苏联国内任何一派(包括戈尔巴乔夫)得到的信息和情报更多、更快、更真实。比如,在叶利钦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戈尔巴乔夫的苏共与叶利钦派基本上彼此间是封闭的,只有美国大使两边都能接触,并且两边的情况都了解,并且往往还帮两边向对方传话,同时也对两边进行调解。又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在宣布独立前首先派代表去见美国大使,并极力想得到美国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想让美国向戈氏施压,使其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念头。又比如,在“8.19事变”前夕,俄罗斯极端民主派的著名代表,当时的莫斯科市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就得到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等人图谋发动政变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情报,他首先将这一情报告诉的是美国大使,再由美国大使报告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再由贝克报告布什总统,最后才由美国政府转告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没在意!)该书记载了大量这样的背景与内幕,并且我个人认为作者的立场是客观和公正的,介绍的情况也是可信的,书中少有吹捧溢美之词,贬低诋毁之言语也不多见,所以,值得一读。细细琢磨此书,我感到作者似乎通篇都在暗示这样一个意思:与滚滚的历史潮流相比,人的作为是多麽的微不足道!

第二点,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苏联剧变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苏联剧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91年下半年,苏联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变化。变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下台、苏共建立的国家灭亡(解体)、苏共建立的制度改变。

关于第一个方面,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91.8.29,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决定终止苏联共产党在全联盟范围内的活动,并将苏共的财产和档案交由内务部负责处理。这样,从1917年10月革命后即成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4年之后结束了其执政党的地位,正式下台。

关于第二个方面,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91.12.21,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1个加盟共和国抛开中央政府不顾,在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集会,签订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正式宣告“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并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苏联共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这次集会格鲁吉亚没有参加,原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已于1991年3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也没有参加,此外的11个加盟共和国全部参加);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至此,1922年12月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在存在了69年之后正式消亡。

第三个方面是一个过程:即在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纷纷改制——经济上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并且几乎都是激进民主派上台执政;外交上纷纷向资本主义国家靠拢。总之一句话,原苏联境内的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走上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

苏联的剧变极大地震撼了世界,成为20世纪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的发生,立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其国际影响之广泛和深刻,足以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相比拟。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992年12月26日载文评论苏联剧变时说:“作为一次政治地震,苏联帝国的解体是里氏震级表上震级最高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的第一次冲击波产生了十几个新国家,推倒了许多政府,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这次地震对一切都发生了影响。这仅仅是开头。到余震停止和尘埃落定之时,整个世界的面貌将会完全不同于过去。”

苏联剧变的三个方面中,苏共下台是关键、核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为苏共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是苏共一手建立起来的,苏联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苏共决定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上也可看出这一点:苏共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苏联;而苏共一旦丧失政权,苏联马上就解体!

第三点,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关于苏联制度、苏共下台原因分析研究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介绍。

先说国内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①外因决定论

认为苏联剧变、苏共下台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这种战略的推行和加强,终于将社会主义的“堡垒”攻破。

②意识形态决定论

认为苏联剧变、苏共下台的决定性原因,是放弃了马克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使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导致剧变的最终原因。

③个人决定论

认为苏共以至东欧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党的领导人,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成为修正主义和叛徒,出卖了共产党,出卖了社会主义。

④经济决定论

认为苏联剧变、苏共下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没有把经济建设真正搞好,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以至于拉大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特别是在剧变前的几年中,苏联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出现了停滞和负增长、劳动生产率下降、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最终引发了剧变。

⑤政党决定论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之所以丧失政权,是由于它丧失了民心,而苏共之所以丧失民心,主要是由于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诸方面都出了问题。特别是特权使共产党脱离人民群众,腐败现象泛滥,导致人民对党产生失望、不满乃至怨恨,直到将党推下执政地位。

⑥体制决定论

认为苏联剧变、苏共下台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没有得到很好地克服和消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与苏联的国情是基本适应的,并且对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苏联也曾经辉煌一时。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化,国内外环境的日新月异,这种模式就与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了。它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执政的苏共一直不能很好地克服和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结果拉大了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差距,人们也越来越对苏共领导国家的能力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开始认同与向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是人民的选择。而人民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即兴之作,是在对两种制度进行了长期比较之后作出的慎重决定。

⑦多种因素决定论

这种观点认为导致苏联剧变和苏共下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外交、国际环境等等多个方面。事变正是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合力”的结果。

⑧制度进步论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的下台是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正常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致力于建立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和多党制,在1991年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这种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形成,它客观上已在起着作用。这种观点认为,苏联70年的纯一党制已十分落后,明显地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所以这种制度必将终结。苏共的下台,意味着西方式的多党制在苏联实际上已经替换了原有的政治体制而开始运作,今后,各政党通过竞选轮流上台执政的情况必将成为苏联政体的常态,这是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一大进步。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的形成必将给前苏联各国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带来新的发展希望。并且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苏共完全有可能在竞选中获胜而再度成为执政党。

以上是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总之,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现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感到非常困难,因为理论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很绝对化,几乎没有留任何余地!

再说说国外学者的一些代表性观点。

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合著的《世界政治》一书,从1981年到1996年共改、再版五次,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关于世界政治的著作之一。该书最新版(1996年版)于2000年被译为中文,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发行。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苏联剧贬和苏共下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观点在西方学术界较有代表性。

该书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四:

①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个人的素质和特点使他能够真正启动苏联的改革,并决定将此种改革进行到底。而“在他之前的领导人或许看到了进行某些改革的必要,但都不能或者不愿意进行重大改革。”而戈尔巴乔夫是年轻的新一代人,任总书记时仅53岁,“他的新颖观点、精力、干劲和知识对于他所承担的任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②经济原因。

“苏联经济停滞,人均国民收入自70年代以来实际上没有增长,苏联公民预期寿命下降。在一个以高技术推动发明创造为基础,以商品、资本、信息在国内外自由流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上,苏联封闭的、中央集权的、靠重工业和集体农业支撑的计划经济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③庞大的军费和与美国进行的军事竞争。

“苏联的军事开支和为支持在非洲、亚洲和中美洲的盟友的开销,给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造成更为沉重的负担。”“在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美国对亲苏政权反对派的军事援助,导致苏联支持这些政权的成本增加。”苏联一方面要维持与美国竞争的态势,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长期背着高成本的包袱。”争霸带来的巨额花费,连美国都感到难以负担了,而苏联的GNP总量远不及美国,仍然强撑不弃,终致崩溃。

④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

这使得苏联人民“可以越来越了解他们的同类在西方的状况。”同时,“西方新闻机构在东欧和苏联城市中正常活动,任何时候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暴力镇压马上就会展现在全世界上亿台电视荧屏上。”“世界科技文化的变革,使任何政权把本国人民与世界发展孤立开来的努力比任何时候都更不符合时代潮流、更无效、代价更大。”因此,苏共对人民实际上封销、控制不住了。

以上是西方学者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国家改制的基本观点是:这是历史的进步,苏联从此走上了真正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是在追究责任,而他们是在谈论这是谁的功劳!立场和基本观点可以说恰恰相反!

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苏联的变化和苏共的下台确实是多方面的原因,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些观点都还不成熟,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是开始。比如说:从经济状况看,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比苏、东差,为什麽没有发生苏、东那样的剧变?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当然不容忽视,但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面临着那么多选择戈尔巴乔夫偏偏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和平演变一直在进行,并且是双向的,但为什么和平演变在1956年那么深重的危机中都没有成功,反而在90年代前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危机相对说来并不是十分严重时会成功?并且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进行的演变中,总是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成功,而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处于比资本主义更高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演变却从未成功过?种种问题都需要回答,需要有说服力的回答!

苏共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现在我们来分析和总结苏共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首先须要强调的是,分析和总结苏共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中国和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苏联和苏共在很长一个时期中都是中国和中共的楷模和老师,并且中国和苏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大致相同(比如,都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囊括了几乎全部经济的国家)。现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中共和中国会不会落得同样的结果?!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不是多虑,应该说这样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所以,分析、总结并很好地吸取苏共丧失政权的教训,对我们也可以说是性命攸关!这样说毫不为过。

在我看来,苏联剧变和苏共下台最根本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苏共在戈尔巴乔夫以前一直不能进行真正的改革,以致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一直不能克服,问题与矛盾越积越多、越积越深;这方面的原因可看作是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的历史原因。二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下决心进行改革,但无论其改革的总体方案还是改革的一系列技术动作,又都严重脱离国情,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速了危机的爆发!这方面的原因可看作是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的现实原因。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来分析苏共和苏联事件的教训!

(一)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基本前提是不断地推动本国的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发展的唯一路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所以,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适时地把改革提上日程,并持续不断地推进,这样来不断地获得自身执政的合法性。简而言之一句话: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改革。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什么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方式或途径只有一个——改革,或者叫创新。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以此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所谓改革有两个意思:一是要变。世界在不断地变化,适者才能生存,适就要变,变才能适。谋变,就是谋生存、谋发展。以不变应万变,顽固保守,动辄“我们那个时候怎麽怎麽样”、“曾经如何如何”,这样当然就不可能搏浪潮头,最终只能成为一叶沉舟;改革的第二个意思大致等同于改良,也就是说这不是革命,不是全盘推倒重来,而是在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革除弊端,对原有体制进行健全与完善(或干脆就叫“修补”),同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思想、理论、体制等各方面的创新。

下面我们先从以上第一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共正是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了严重错误。

长期以来,苏共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基本上没有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改革与创新。从而使得其领导的国家与不断变化的时代越来越不适应,传统模式固有的弊端也越来越严重,极大地阻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由于不进行改革,苏共实际上就没有找到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方法,这是导致苏共下台、苏联剧变的长期的、深层次的原因(也可以说是历史原因)。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方面的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完整的思想观念、目标设定、价值追求、组织方式,以即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被称作“苏联模式”。由于它确立于斯大林时期,并且斯大林是该模式的主要设计者和架构者,所以它又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称为“斯大林模式”。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也就标志着这一模式此时已经定型。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所有制关系方面,排斥私有制,确立了以国有制(当时称作“全民所有制”,但实质上是国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并且认定最终集体所有制也将取消,整个经济将全部过渡到单一的国有制。

第二,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排斥市场,尽可能地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管理经济的方法则主要是行政手段。

第三,在政治运行机制上,实行一党制,党处于国家、社会的核心位置,党政不分。国家、社会处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权力高度集中,绝对排除权力制衡。

第四,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研、医药、卫生、宗教,居民的就业、居住、迁徒等等,都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

第五,实行严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控制。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一样,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高度集权,舆论绝对一律。有人形象地说:“党不仅要控制和支配人民的身体,也要控制和支配人们的灵魂。”

第六,在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绝对化(斯大林就曾经提出过两种工业化道路的观点,他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把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过分突出国防和战争的需要,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这是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忽视人民!在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关系时,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工业化又成了重工业化。尤其是把军事工业放在首位。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被作为发展和安排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苏联,企业中存在着鲜明的等级:第一等是军事工业,第二等是重工业,第三等是轻工业。原料的分配、资金的安排以及科技人员、技术设备的配置都严格按照这一顺序进行。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消费品,甚至生活必须品普遍十分匮乏,人民的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许多基本需要都长期得不到满足。

以上是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模式(即苏联模式)一经确定,就被神圣化了。这一点在斯大林于1939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观点,这实质上就是等于是完全肯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一切做法。斯大林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这里一个“完全适合”的结论,实际上就把苏共当时的一整套做法模式化、绝对化、终极化了。也正是由于“完全适合”,苏联模式就不容再怀疑,也不存在再完善的问题了。在斯大林的理论中,社会主义社会不再有矛盾,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不存在失业,生产力受阻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并且人民内部也不再有矛盾,只有斯大林说的“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7页)斯大林认为,这种“道义和政治上的一致”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然,如果真能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

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各国共产党人普遍认为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完美无缺的,是那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带有终极性质的社会形态。这样的认识极大地限制了共产党人的眼光与思路,妨碍了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进行客观、冷静地认识,影响了他们对体制方面缺陷与弊端的辩识,造成他们对存在问题的漠视。而这一切,必然使得本来就有待于改善的体制方面的弊端越来越严重。于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出现了 “边际优越性递减”,在发展方面也出现了“边际速度递减”。从实际情况看,凡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经济运行方面还是在政治运行方面,始终都没有进入程序化和有序化的相对均衡的发展状态,而总是挣脱不出“短周期”陷阱,最后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的迹象。这些国家最后都出现了全面危机和全面崩溃,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斯大林模式是苏共设计并构建的,苏共是第一个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的理论方面的论证与表述也基本是苏共完成的,所以,比起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在苏联,这种模式发展得最完整,其特征表现得最全面、最鲜明,其作用也发挥得最完全、最淋漓尽致。也正因为如此,比起别的主义国家来,它的弊端在苏联也表现得更全面、更明显,影响也更深刻,其危害的时间也更长、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照理说苏共对这一模式的弊端和危害、对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这一模式与现实生活的不适应应该觉察和认识得最早,其改革进程也应该开始得最早,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实际情况是,由于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及“领导者”、“首创者”、“先行者”、“第一个”这些虚名的作用,苏共对这一模式的弊端的认识、对不消除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与途径的认识比起别的党(比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共等)都来得晚,并且也更肤浅。苏共的真正意义的改革实践甚至比中共还来得晚,而中共差不多晚于苏联30年才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

概括起来,苏共固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思想理论方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理论创新,犯了保守、僵化与教条主义的错误。

苏共长期以来把马、恩、列著作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预测甚至有些是估计和猜测绝对化、教条化,不允许有丝毫触动,其教条主义倾向十分明显。这方面主要表现如下:

1、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和商品生产的估计绝对化、教条化,不承认苏联乃至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应该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从而人为地强行消灭商品和商品生产(后来一度虽然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但始终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造成停滞是不可避免的;

2、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过分追求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并且强行推行单一的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允许“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存在,还一味地追求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度。这极大地扼杀了经济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3、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计划经济的观点绝对化、教条化,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之一,给市场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否定和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结果是越计划,比例越不合理;越否定价值规律,经济效率越差,经济的成长性越低;

4、片面理解列宁提出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集中,忽视民主,结果使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极度缺乏民主的高度集权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对付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也可以用来对付真正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对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表示异议甚至抵制的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一再出现领导方面一旦发生失误就会几乎毫无阻碍地很快扩张为全局性错误的灾难,与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特殊作用是分不开的;

5、过分依靠用阶级斗争手段来维持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推行自己那一套并不适应现实社会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政策。“敌情”观念严重,怀疑主义甚行,一味宣传并过分渲染内有敌对势力(敌对阶级)时刻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外有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从而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情况从斯大林开始,一直到苏共下台都没有根本改变;(大家看看在党的领导机关门口站立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党对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什麽样的状态的认定。为什么执政的各国共产党在对“敌情”和“敌意”做出评估后,几乎都认为有必要时刻处于一种“戒备”状态,这个问题值得很好思考!)

6、斯大林时期建立起一种认识,以为苏维埃机关、社会团体等党外政治实体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对抗党的领导,所以要极严格地限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作用。这些组织和机构的作用愈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和反抗就愈大、愈猛烈,它们就愈要削弱乃至取代党的领导。这就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苏维埃机关、社会团体等机构和组织的作用对立起来。这种认识和做法一直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党与苏维埃、党与政府、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的结果是执政的共产党实际上越来越孤立;

7、斯大林认为,党的批示、口号“具有实际决定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8页)党的最高机关是“全会”,“全会决定一切”,而“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参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这就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权威依据。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党领导一切”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没有什么改变。戈尔巴乔夫曾想对这种体制有所触动,但没有成功,结果反而导致了一场试图推翻他的政变。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整个苏共其保守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总之,苏共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保守、僵化的教条主义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这种教条主义,使苏共对任何新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都拒不接受,概加排斥,丝毫不能进行理论方面的任何创新,其结果是使苏共与变化了的时代和不断进步的社会越来越格格不入,最终为时代与社会所抛弃。不能创新,就意味着不能适应,根据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不能适应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能力。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在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上,苏共不能实事求是地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来正确地判断本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进程,总是过度高估了本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而排除了对改革、完善乃至发展的思考。

斯大林在苏一五计划完成之际,根据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的情况,宣布苏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二五计划完成后,又于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随后不久,又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阶段。1952年10月,赫鲁晓夫在向苏共19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宣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已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实际任务了。”到1961年苏共22大时,赫鲁晓夫又公开宣告:“苏联将在此后的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22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宣称,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当今的一代人将生活在共主产义的制度中”。

很明显,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对苏联社会阶段的估计和判断,完全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实际。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改变。勃列日涅夫虽然没有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一再强调苏“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苏联社会所处社会阶段的认识上并无实质区别。

这种观点造成的后果是致命的:

首先,由于作出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状态已经达到了一个仅次于共产主义的非常高级和非常先进的阶段的判断,就完全排除了对现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弊端的认识,以及对现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相适应这样的问题的思考。当然也就完全排除了改革的可能性。结果就使经济、政治体制方面本来就存在的弊端、或者本来不是弊端,但随着经济-社的发展需要调整而得不到调整则变成为弊端的那些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其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大。

其次,由于对当前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超越现实地严重拔高,从而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设方面也严重超越阶段,把也许是未来社会才具备合理性的东西强加于现实社会,结果使社会基本矛盾加剧;

再次,由于认为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就忽视甚至不承认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存在,把苏联社会看作是一种完全和谐、高度一致、即将迈入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种认识下,人们也就不再思考、分析社会的各个方面还有哪些不足,还有什么问题,对现实制度还应作些什么调整与完善,结果,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危机越发展越严重。

最后,由于苏共的宣传和现实的情况反差太大,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对苏共的自欺欺人、睁着眼睛说瞎话感到不满甚至厌恶,直到完全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苏共并被看作花言巧语的骗子和洋相十足的小丑而经常遭到全体人民的揶揄与讥讽!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对认识方面的失误有所纠正,但极不彻底,牛照样吹,大话照样说,照样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在改革方面出现了全面失误,终致完全崩溃。

三、在经济建设方面,由于保守、僵化的教条主义,从苏共开始,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共)普遍发生的严重错误有:

1、脱离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盲目追求生产关系方面的“大”与“公”。结果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的错误,中共是自己纠正的,所以中共保住了执政地位;

2、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结果造成效益低、质量差、浪费大、速度也没有真正上去(速度中充满水份)。1980年,根据苏联自己的计算,苏联每生产1卢布国民收入,所需投入比美国多50%。据统计,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燃料和能源的消耗高出50%。照这样,即使苏联的GNP总量比发达国家高出一些,但扣除成本和环境的消耗,实际结果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用高消耗来强行堆砌高速度,即使是资源大国,时间长了也难以维持。

3、整个经济以重工业为中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正常提高,违背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据统计,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重工业生产增长45.5倍,轻工业增长7.8倍,而农业仅增长0.46倍,人均谷物产量反而减少20%。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的重工业产值占苏联整个工业产值的75%以上,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占到20%左右。

70年代初,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和美国达到了战略均势状态,但却是用比美国沉重得多的代价换来的。70年代苏联的军事开支已超过美国,但当时苏联的GNP总量则只等于美国的一半。美国的军事开支占美国GNP的5—7%,而苏联占到16%。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的军工生产已占到国民生产总量的40%。

经济的畸形发展使苏联国内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使苏联的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同时也使苏联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4、在经济方面,共产党普遍存在三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第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绝对对立的;第三、计划经济的具体体现就是一系列指令性计划。(真正突破那些误区的还是中共,是邓小平一代中共党人。)

5、在分配方面,推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四、在政治方面,苏共也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左”的错误。

1、把党的领导绝对化,从而造成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使党的领导越来越僵化。

共产党—党执政的国家在党政关系上基本上都陷入了两难境地:既不能不要政府,又不能完全、彻底地把行政权交给政府,所以,党政关系一直就处理不好。另外还有党与议会(人大)的关系,由于执政的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最高(或最终)立法权,所以凡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议会(人大)都几乎清一色的成为橡皮图章。

苏共在这方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党的领导绝对化、形式化、表面化,使党这样一种政治组织成为一个无事不管、无权不揽的、成天忙于各种具体事务的行政机构。议会(苏维埃)只不过是一个把党的领导国家化的中介、转换环节,在立法和决策的生产线上,议会(苏维埃)是最后一道工序,并且是几乎没有什麽技术性的、最简单的工序——包装和贴标签。政府是党的办事部门。议会和政府都由党任命或罢免,它们完全听命于党,并都对党负责。

2、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特务政治。

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不多谈了。至于谈到特务政治,苏共领导并一手控制的“克格勃”是罪魁祸首。“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是被严格地置于苏共控制之下的、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和间谍、情报组织,是苏共控制社会和人民的最厉害的工具。这个组织有广泛的调查权和司法权,并拥有一支装备现代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在全国的工厂、政府机关以及军队、学校等等几乎所有的系统、部门、机构、组织中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克格勃是由“契卡”演变而来,最早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国家安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则主要成为党的安全的保卫组织。克格勃共有九个局,其中第二局负责对苏联公民和侨民进行监视和间谍活动;第五局负责对“有嫌疑”的苏联公民进行“特别活动”;另外还有专门负责监控军队的机构;克格勃部队约有30万人左右。从许多已经揭露的案子看,克格勃在揭发、抵制和消除持不同政见者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1992年,苏联已解体,原克格勃由俄罗斯接收,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接触到了克格勃的秘密档案。从这些档案中他看到,从1987年他离开政治局后,就一直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视,就连他家的厨房也遭到窃听(因为一般苏联家庭都把厨房作为聊天场所)。据叶利钦本人说,把对他家的窃听材料的副本摞起来,至少有二、三十英尺高。当时叶利钦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克格勃对他这样高地位的人尚且能够如此对待,那么,其对普通老百姓能够为所欲为到什么地步就可想而知!(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293—294页,其中有关叶利钦的情况引自叶利钦本人的回忆。)

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1973年进入政治局,后来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曾经也是克格勃成员,可见该组织在苏联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所以,苏共政治家说苏联社会充满“高度和谐一致”,是个“和睦的大家庭”,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在克格勃的控制下,苏联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日益减弱,而人民普遍受到党的提防和监视,同样,人民对党的敌意也日益积累起来!

3、干部的层层委任制和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

在苏联,虽然在原则上还是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是这种选举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党政领导干部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这就造成各级干部都是(或首先是)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广大选民负责。他们只代表上级,而不代表人民。这种委任制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领导干部的独断专行,无法监督,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拉帮结派、假公济私等等。

再就是干部特权、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十分严重。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督和制约机制,因此,这种绝对化的权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腐败,其结果就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领导层逐渐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阶层。

在斯大林时期,党的干部享有许多特权:一是发放购货证,凭这种购货证可以在特供商店购买到廉价优质商品,尤其是在市面上看不到的进口商品。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级别的标准。二是发放“钱袋”,即工资以外的补贴款。每人每月从几百到几千卢布不等。据资料显示,当时一个部长级官员一个月可以发放到2000卢布左右的“钱袋”(当时官方汇率为1卢布≈1.33美元),通常比自己的工资高1—2倍;三是享受住房、交通工具、休养疗养方面的特殊待遇;四是享受其他一些不花钱的特殊服务。

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的特殊待遇有所限制,但又没有完全取消,这样反而使得上上下下(不满意特权现象的群众和享受特权的官员)都充满怨气。结果赫鲁晓夫被一次政变式的党内斗争搞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已经形成。据俄国学者保守的估计,“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约有300万人之多,约占有全国人口的1.5%。他们除享有许多特权外,还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非法攫取国家财产(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在任期间受贿65.68万卢币)。

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借改革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称这种结果为“改革的真正悲剧”。他写道:“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间,就取代了几十年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6-197页)

叶利钦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苏共高级干部的特权,以及这种特权的作用与结果。(参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叶利钦描述了高级干部的衣、食、住、行、医疗、日常服务、购物、文化生活、休假、疗养等待方面的特权。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无法相比的。比如美国总统也有很多特权,但与苏共领导人的特权相比,有两不及:一是美国总统的特权水平不如苏共领导人的特权水平高、范围也没有那么广;二是美国总统的特权是明文规定的,不得超出,属于“有限特权”。而苏共领导人的特权则是“上不封顶”,一切看领导人的喜好和需要,限度也由其个人来把握,所以弹性和随意性很大,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限特权”。从叶利钦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苏共领导人的特权足以令人瞠目结舌(据说罗马尼亚的齐奥斯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权是权力的组成部分,是权力必要的饰物和附属物,有了特权,权力的外观才更加威严、炫目,权利的功能才能更加强化与完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相信将来一个长时期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所以对此不必过多计较。我在这里只想说说这种特权的作用和结果。

关于这种特权作用,叶利钦是这样说的。他写道:“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你若失去这些东西便会感到更痛苦、更委屈,因而你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越加卖劲。”(第140页)“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官员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全都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第140页)所以,每个官员都会死心塌地地忠于并捍卫这一制度,容不得对这一制度有半点违抗,更不要说去揭露和纠正这一制度的弊端。这对这一制度来说,是好事,也是不幸,因为这种消极的顺从实际上是在缩短它的寿命。

关于结果,叶利钦写道:“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你(就)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你)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全国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第140—141页)叶利钦实际上揭露了这种特权造成的恶果:越到上层生活状况距离普遍水平(或真实水平、大众水平)越远,也就越不可能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高官们只是从各种汇报、报告是或是刻意安排的查访中来了解自己的国家,而在苏联那种权力高度集中、党控制一切、缺乏监督机制、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这些东西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一般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匮乏、消费品方面的短缺等等实际情况,领导人是看不到的。难怪这些领导人总认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特权使党和领导层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和脱离人民。叶利钦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第147页)叶利钦认为,苏共下台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失信于民,而失信于民又主要是由于脱离人民造成的,特权是使苏共脱离人民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执政党,既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又不了解自己国家的人民,领导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真正的沟通都做不到,还谈什麽同心同德!(像当初有的苏联人说的那样,听苏共领导人讲话,就像听刚降落地球的太空人的演说,不知所云!)

特权使苏共脱离人民,脱离人民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下台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五、 苏共在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的失误。

由于历史原因,不同的人群在种族、风俗、心理、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形成了差异,当这样的差异影响到了不同的人群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合作,甚至造成了不同的人群之间各种各样的冲突,这样的问题就成了我们一般所说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都存在的问题,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由于苏共始终没有认识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所以,在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方面,犯了简单化、教条化和“左”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承认苏联还存在着总体意义上的民族问题。

斯大林认为,由于剥削阶级的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民族平等法令的颁布以及少数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区的建立等等原因,苏联已经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宗教问题也迅速消亡。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就指出: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共所关心的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各民族正在全面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不但解决了”,而且,“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各民族的利益已经和谐一致地结合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对国内民族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承袭着前几届领导人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1986年2月,他在苏共27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构成的。”这些结论,显然不符合苏联实际,在今天已经为事实所不攻自破了。

2、简单粗暴地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人为地激化了矛盾。

由于不承认苏联国内还存在一般意义的民族、宗教问题,所以,苏共长期以来都把确实属于这一范围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问题和敌我问题来认定和处理。

比如,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领导干部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受到清洗和镇压,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遭到迫害甚至杀害。在1941—1944年间,苏共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出现了向希特勒德国投降的叛徒,把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11个弱小民族约500万人赶出家园,强行迁移到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50年代,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关闭了大约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和大部分修道院。这些简单、粗暴甚至残酷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感情,增加了民族离心倾向。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团结。

3、片面强调民族共性,忽视甚至否定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和实际上存在的民族差异,违背了民族平等的原则。

对俄罗斯的政策方面,表面上,苏共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宣称俄罗斯是苏联的“中心”,是苏联各民族的“母亲”和“领导力量”,是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改变了“几百年的经济文化落后状态”,“俄罗斯是最杰出的民族”。但实际上,由于苏共对俄罗斯也是多方限制,严防其做大,使俄罗斯也充满怨气,后来带头向联盟发难就是俄罗斯。此外,苏共还强行推行了一系列武断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措施。比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原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生活水平与北欧诸国如瑞典、芬兰相近,并且就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来看,也更接近于北欧诸国。1940年三国并入苏联后,苏共对三国居民中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士实行镇压,并从外大量向三国移民,强行推行俄语,希望以这些措施来缩小差异,对三国实行同化。实际结果怎样呢?实际结果是,本来这三国加入苏联就带有强迫性质,在遭到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后,就更加不满。在高压政策下,这种不满被压在心里,但压力稍一放松,立即就会爆发出来。苏联解体,首先脱离联盟、宣布独立的就是这三个国家。多米诺骨牌由此而推倒。又比如:对乌克兰实行不公正待遇。一贯始终的主要做法有:限制乌克兰语的教育和减少乌克兰文书籍的出版,并向乌克兰派遣大批非乌克兰干部。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共以“预防措施”为由撤销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和其他日耳曼自治区,将大约78万日耳曼人迁至远东地区。还比如:1958年苏教育部规定:俄语是民族学校学生的必修课,而民族语言则降为选修课,同时还压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作品进行限制乃至查封,对作者进行指控和迫害。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解决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以达到民族融合,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使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终至成为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导火索。

4、在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简单地实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同的联邦制国家体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的解体,自始至终相伴随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分离运动。可以说,如果没有民族分离主义推波助澜,苏联的解体、苏共的下台就不会那么快,结果也将大不一样。从苏联的情况看,民族分离主义之所以能成气候,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实行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体制,有利于民族分离主义的酿成与发展,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都有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存在,但有些就基本上不存在民族分裂问题,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从来没有闹到分裂国家的地步,不同的民族基本上可以和睦相处。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民族提出过要分出去单过,另外成立国家。但有些国家则不一样,民族纠纷和民族矛盾从来就没有平息,并且越来越严重,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最终有的还发展到以民族为单元分解国家的地步。这方面原因固然很多,如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民族间的融合程度、民族素质、国家宏观的民族政策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是边际重要性递增的因素,那就是国家体制。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即打破民族界限,以地域为自治的前提与依据。而不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大多实行的是以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自治的依据和前提是不同的民族。从实践上看,地方自治仍然是多民族杂居,有利于淡化民族意识,消除民族独立性。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客观上则有利于民族意识的强化,激发民族独立自主倾向。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民族区域很容易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从苏联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情况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从长远看、动态地看,地方自治体制比起民族区域自治来讲,更有利于抑制民族差别意识,消除独立倾向,从体制导向上更有利于在国家的统一;

第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对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的承受力较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国家为弱,在剧烈的社会振荡中,前者容易被“抖散”;

第三,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不适宜建立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体制。当然,在很多时候,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行政压力,民族分离倾向受到很大抑制。但如果宪法中明文写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条款,那麽这些条款最终可能成为民族分离的法律依据。高度集权和行政压力一旦有所削弱,想仅仅依靠法律来压制这种分离主义就很难,那时,民族分离就真的是无“法”控制了!如果要保持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和稳固,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必须记取。

结论:从以上介绍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史,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实践史。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它的优势十分明显,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这种模式下曾经创造出了光辉的业绩和众多的奇迹,这是抹煞不掉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模式也有缺陷和弊端,特别是在进行全面现代化建设时期,它的缺陷和弊端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这些缺陷和弊端阻碍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斯大林模式中,有两个方面的弊端是致命的:一是政治方面,它实行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表现为与民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对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超强压制;二是经济方面,它实行反市场的政府统制,表现为命令经济、对个人经济行为的严格限制、国家对经济利益的过分吸纳、党和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对国民收入的挥霍和忽视个人物质利益的弱激励机制。正是由于体制方面的这两个主要弊端,所以斯大林模式一开始就预设下了危机的导因。但危机与悲剧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在同样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体制的弊端都存在,体制造成的悲剧时有发生,但表现形式和危害大不相同。表现得最激烈、危害最严重的恐怕要算罗马尼亚,其次是苏联,其余如捷克、东德、波兰、匈牙利就轻一些,也缓和得多,中国就更轻微、更缓和一些。所以,危害是可控的、可减弱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体制方面的弊端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克服。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将改革及时提上日程。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会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与矛盾。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所以,解决矛盾的方式就不是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社会制度本身的修复机制来不断地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调整与完善,从而促使矛盾不断地得到解决,以此来推动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调整与完善,就是改革。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唯一可选的方式与途径。实践证明,在不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其他方式都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如果执政党不能及时地、并且持续不断和有序地进行改革,国家在社会主义这一平台上的发展就会停滞,执政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动摇并最终完结!那时,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将终结,整个国家就会走上另外的发展路径。

这是苏联和苏共的教训之一。

(二)苏共丧失政权的第二个方面的教训可以这样来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建全和完善国家各方面的制度,使其能够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向现代化发展,并最终能不断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定要使人民认识到,改革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根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改革一定要求适合本国国情,要符合本国实际,解决本国存在的现实、具体问题。这样,改革就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模式,也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不能把改革当作维护个人或某一派政治势力权力、地位的政治伎俩和权力游戏。并且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安排内进行,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既要消灭老鼠,又不能损坏玉盘。一般来说,渐进式改革对社会制度的冲击较轻,对社会的震动小,广大人民也更易于接受。

同样,简而言之一句话:改革一定要符合本国国情!或许再加一句话: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

戈尔巴乔夫是搞改革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苏共也垮了,之所以如此,总结起来,除了斯大林模式在体制方面的弊端一直不能得到很好地克服这一历史原因之外,现实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戈尔巴乔夫与苏共所进行的改革不适合苏联国情,在其进行的“改革”中,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深。所以许多人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搞改革,苏共还不至于垮得这么快。他把笼子打开了,把老虎放出来了,结果没能把老虎驯服,自己反而被老虎咬死了!这其中最关键就是两个问题没有处理好:一是怎么改?二是改成什么样?这两个问题都是由现实的国情制约与决定的,不可能随心所欲。任何时候实现的方案都只能是那种最能为现实接受的方案,人的选择并不大。人们如果要强行推行那种与现实不相容的方案,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性的。

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则发生了重大失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付出的劳动多、代价高,但生活质量并不好。原因就在于主观上不是去顺应历史规律,而总想使历史顺从自己的意志,结果一再受到历史的惩罚。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人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关系理顺了,一顺百顺,国家才能够在总体上开始基本说来是健康、平稳、和快速的发展!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就是要把苏联搞垮、把社会主义搞垮、把共产党搞垮。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说过类似的话,说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结束共产主义的生命等等。这种说法本人不能苟同,之所以不能苟同是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戈尔巴乔夫自己这样说,只不过是下台后为了迎合西方政客的口味而进行的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调侃。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对苏联剧变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说他一开始就有这方面的主观故意,这不符合事实。如果是这样,怎么解释他在从1985年到1991年任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期间的许多政治举动。比如他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过程中的行为,比如他在与激进民主派的斗争中的表现,比如他针对叶利钦的一系列行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等等。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在于本来想进一个门,但最终却进了另一个门。这方面的根本原因是路径不对!而路径不对的原因是——脱离实际!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方面的教训。

在苏共崩溃的过程中,有一些现象特别值得人深思。一是民心、党心、官心!中央党校王长江介绍了一个情况。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本人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个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无独有偶,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也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大卫•科兹教授的介绍,调查对象主要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方式并不是直接提问,而是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个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论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部分人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科兹感叹道,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实在令人震惊。(参:《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这是一个现象。

二是苏共党内出现了空前退党潮。特别是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上半年,退党的就有400多万人。尤其是苏共28大后出现了退党高潮。其中,工人党员退党的比知识分子党员多一倍,领取养老金者退党的要比一般党员多2.5倍。

其三,“八•一九”事件很少有人支持。一般认为,“八•一九”事件是苏共向反共力量进行的一次殊死抗争,是共产党维持自身领导地位、避免苏联解体而进行的最后的奋斗。但是在这个关系到苏共和苏联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捍卫苏共的行动却并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苏共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以至于军队领导层分裂,从拖延行动到完全不服从命令,特别是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后来又在叶利钦的鼓动下倒戈,军队一片混乱,行动最后失败。

其四,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最高苏维埃宣布终止苏共活动之后,人民没有起来保卫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提出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但未获批准,也就不了了之,整个党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销声匿迹了。更有甚者,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还自惭形秽、底气不足、忙不迭地声明自己与以前的共产党完全是两码事,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纷纷打起民族主义旗帜,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其实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厌恶、反感乃至敌意早在198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中就已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244页)所以,在许多地方,凡“与共产党官员竞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同上书,第245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叶利钦的当选!(参见同上书,第243—244页)

其五,戈尔巴乔夫下台后,许多苏联人毫不掩饰对他们的鄙视,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回忆一下几年前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时的情景,当时人们对这位年富力强、充满活力、思想开放、能言善辩的新领导人充满好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苏联公民和苏共党员对戈尔巴乔夫是衷心拥护的。可为什么短短几年间,人民的态度和情绪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想,除了以上我们举出的历史方面的原因外,现实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在改革方面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背离苏联的基本现实,脱离苏联的基本国情、违背历史发展的主流,从而在一个时期使苏联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人民也对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从拥护到不理解,到怀疑,到反对!

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沉痛的,务必很好地总结、记取。我想着重谈下面三点:

一、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进行改革的实践中,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改革道路。既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右的机会主义。这是首先应该解决好的方法论问题。

综观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先左后右”,并且是从极左走到极右!首先是长期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把马、恩、列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论断,有些甚至是预测与猜想都视作不可违背和更改的教条,把苏联模式奉为圭臬,当作唯一正确、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模式,不准或不敢越雷地半步,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叛徒!这方面,苏共和共产国际可以说是左倾教条主义的老祖宗!这种做法明显是错误,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苏联以及东欧各国都开始了改革,而在这过程中又都先后犯了右倾社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从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发展到否定马列主义,从改革旧模式的弊端发展到“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大厦”,全盘地、机械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讲条件地、毫无批判地、僵硬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和发展模式,最终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所以,总结和吸取苏共教训,首先就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真正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来进行改革,这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最主要、最基本的目标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这个基础上,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然后带动整个改革,全面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点在中国党的改革战略和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也进行得非常成功。而这种已为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战略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却始终没有真正明确推行和做到,相反还在这方面发生了重大失误,以致于苏联在八十年代整个改革过程中,经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人民没有尝到所谓“改革”的甜头!这表明苏共的改革方案完全不适合苏联国情。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充分说明这下一点:

1.“加速战略”使国民经济更加畸形发展,使国民经济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结构更不合理。

1985年4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紧迫地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正式确定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加速战略”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且还特别强调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首先是机床、电机等工业部门。这个方案既不利于革除原有经济模式的弊端,又不利于本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所以,这个“加速发展”战略仍然是一种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传统战略,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延伸。据统计,1985年后,苏联的产业结构与1945年比没有多大变化,相反,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乙类为民用消费品)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74.8%上升到1986年的75.3%和1987年的75.1%。而1945年则是74.9%;在这同时,农业投资的比重也有所下降,1986——1989年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已从过去的20%下降为16%。所以,一切都是老一套,甚至还在退步,如何谈得上加速发展!这种经济战略与苏联国情、与时代是极不相符的!

2.急于实行全面私有化,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现有经济受到极大伤害。

由于“加速战略”不符合苏联实际,因而以破产告终。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正式宣布放弃“加速战略”。那么,如何摆脱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呢?苏联的几派主要政治势力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一是1990年5月,雷日科夫在议会提出了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主要内容是:1990年做好法律准备;1991—1992年改革价格、信贷和税收;1993—1994年进一步清除行政干预,加强竞争,强化市场关系。尔后逐步实现以市场为主,但又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的经济模式。其二是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委托,以沙塔林为首的经济学家于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计划》,主要内容是:用100天通过实行紧急措施稳定财政;接着用150天放开价格,实行土地改革,为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再用150天稳定市场,继续实行非国有化,将70—80%的价格放开,卢布可兑换;最后100天使经济复苏;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由经济。这是一种方案。其三,由于前两种方案相差太远,因此,戈尔巴乔夫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把两者捏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统一方案。1990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这项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又被称作“总统纲领”)的方案。这个方案保留了沙塔林计划提出的国民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只是放慢了进程。

1991年1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原则法》。该法规定: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两个阶段完成。在第一个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固定生产基金的40—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范围;到1995年即第二阶段结束时,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70%。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本企业职工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中谈到了苏联的私有化计划:头两年将把苏联中小企业的80%卖给私人;第二步将对大型企业实行私人经营。这样,就彻底取消了公有制。根据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领导人的设想,整个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大概用五年时间就可完成。

实事求是地说,苏联当时并不具备立即实行全面私有化,全盘推翻公有制,彻底转向市场经济的条件。首先,当时苏联那些在整个经济中居主干地位的、巨型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占相当大部分的军工企业)要很快找到买得起、并愿意买的买主非常困难,而这部分企业不能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整个经济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根本就无从谈起;其次,改革时期经济状况极不稳定,国家立即实行自由放任的私有经济之后,是否能在一个不至于伤到国家经济元气的时间段中,尽快和尽可能完善地建立起一种使整个经济能够进入有序地、良性地运作的经济秩序?基于这一点来考虑,私有化和市场化也不该进行得那么快,那么彻底。可控的市场与完全自由的市场相比,显然前者至少在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时期中更有利于苏俄的经济发展,普京领导下的今天俄国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次,占人口多数的民众的观念是否能跟得上这样的转变?如果跟不上,就会产生普遍的怀疑、不合作、甚至敌对的情绪。一旦出现认同危机,改革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执政者执政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3.由于计划一直不能确定,整个经济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这导致了混乱和严重的经济困难,最后引发了全面的和深度的经济危机。

这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

经济方面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战略不适合国情,可以从苏联当时的经济状况中充分得到证明。当时的苏联,由于改革方面的失误,引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

①国民收入急剧滑坡。据统计,从1981年开始,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连续下降,1985年以后下降更快,到全面推行经济改革的1990—1991年度,下降则更是令人吃惊。具体数字为:1981——1985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2%;1986年——1989年间为2.7%;1991年为-15%。

②工农业生产全面恶化。据统计,苏联在1981——1985年间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6%和3.3%;1986——1989年分别为3.4%和2.0%;1991年分别为-7.8%和-17%。农业:生产状况也大大恶化。尽管1990年是谷物丰产的一年,但农业总产值仍低于1989年,国家的谷物收购计划只完成了77%。1991年上半年苏联的农业产值比1990年同期下降了11%,1991年全年的谷物产量为1.65亿吨,比1990年同期减少了5300多万吨(约1/4)。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与西方世界抗衡,作为世界两大“霸主”之一的苏联不得不放下架子,接受两方国家所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食品援助”。戈尔巴乔夫也在1991年10月12日的电视讲话中无可奈何地指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不得不指靠西方伙伴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我们简直就过不下去。”

③财政赤字和内外债剧增。赤字方面:1980年为200亿卢布,1986——1988年年均430亿卢布,1990年超过1000亿卢布,1991年全年预算赤字超过3000亿卢布;内债:1988年是3118亿卢布,1990年为5500亿卢布,1991年仅上半年就达到8000亿卢布;外债:1991年达到770亿美元。

④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的商品供应由严重紧张发展到全面短缺,在1200多种消费品中,经常断档缺货的达95%以上。这使得抢购风盛行,物价也一涨再涨。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全国1/3以上的居民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1991年,苏联所有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下降,降幅最大的是格鲁吉亚(下降26%)和吉尔吉斯(下降25%),降幅最小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也下降了14%。

这里可以比照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在改革前也是消费品长期短缺,许多生活必须品都定量供应,并且定量极低(如每人每月半斤肉,一斤鸡蛋,几尺布等等),票证满天飞。但改革开放以后很短的几年,这种情况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基本生活消费品很快就供过于求,成了买方市场,物价也不高。国家每年还为过多的剩余如何处理发愁。中国人口比苏联多几倍,土地和资源比苏联少得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如苏联,照理说苏联要达到中国这样的水平是很容易的,但事实并不如此。两者的情况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可见苏共的改革不得要领,从目的到手段都不适合苏联的国情,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甚至不能解决实际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国的情况看,至少使人民实现水平不一定多高的温饱并不难,但苏共就是做不到。当然,导致苏联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很多,但苏共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不成功,即体制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而改革不成功,根本原因又在于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适合国情,所以不仅不能缓解困顿,反而颓势愈烈。

在我看来,苏联剧变,苏共下台,最深层的原因还是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开始就是把经济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如《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列宁也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他还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就苏联(包括东欧)来说,经济不仅没有增长与发展,反而越来越下降与退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连吃饭都有了困难,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还要人们相信自己国家的制度优越,还要人们拥护执政的共产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苏联、东欧的事情最后实际可以归结为两个很简单的问题:共产党到底行不行?社会主义到底行不行?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就曾说过一席中肯而又沉痛的话。他说:“波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问题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这话发人深思。

所以,从实际效果看,苏共的改革是不适合苏联国情的。就目前的研究、分析,多数人认为,苏联当时的经济改革至少有三点失误:①简单地搬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过分迷信私有制和市场经济;②改革的目标(或首要目标)不明确。这方面邓小平的“猫论”就高明得多,社会主义的改革首要目标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发展是硬道理,而这一点苏共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体现得并不明确;③两相比较,突变式改革不如渐进式改革稳妥。当然,这种些都是后话,不过苏共与戈尔巴乔夫事先思路不开阔,目光太狭窄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观点就是:要麽是社会主义,要麽是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别无他途!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自己陷入了毫无回旋余地的狭窄境地,现实政策的制定上也失去了弹性空间。

这表现出苏共与戈尔巴乔夫眼光和思路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原理,结合本国的国情——具体包括如:历史、文化、地理、民族、心理、地缘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人们长期形成、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生活喜好、一般行为取向等等,实事求是地规划发展模式和设计发展道路,并配套以在充分考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制定的、紧紧围绕长期战略的中、短期政策。这里千万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摈弃意识形态和那些先行的成功者以及“榜样”的制约,一切以目的的实现为最高准则。在此行为原则下,别人成功的经验我敢于用也敢于不用!应该认识到,无论是社会体制模式还是社会发展道路都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推动社会发展没有现成的“编程”,更没有现成的“软件”。在政策的制定方面,有些做法哪怕一时叫不出名字,不好划范围也不要紧,只要有利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都应该大胆采用,不要拘泥。非社即资或非资即社,说到底,还是教条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有局限性,都有片面性,结合起来,就比较完美了。(“和谐社会”的提法,就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框框,这无疑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

三、共产党—党执政的的国家,必须按照时代发展的特点、社会进步的要求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依据国情,适时地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其中特别是要改善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能否改善,是党的领导能否坚持的前提。

以上我们谈了方法,谈了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在要谈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以上第一部分教训里,我们谈了苏共政治方面教条主义的错误,这里,我们谈谈政治体制,其中特别是党的领导方式问题。

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大多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有着长时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并且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彻底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残余在各个领域特别是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还有相当影响的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几乎都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和完成的。所以,在革命胜利、共产党上台执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弱点:一是民粹主义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民主意识极度缺乏,普遍崇尚那种以理性欠缺的暴民为基础、以群众运动为基本特征的无政府主义;二是领导层相对缺乏领导和平建设的经验。各级领导大都是夺权过程中的功臣,他们大多都有很长时间的军旅生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很多人担任过军队的各级指挥官。还有一些人虽然不是出身军人,但也有过在白色恐怖中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斗争的经历。所以,他们长期形成并习惯的办事方式就是命令与服从,而不习惯讨论、说理,对反对意见特别不能容忍,对现代民主政治中那种常见的讨价还价、妥协甚至让步更是闻所未闻;三是对现代民主政治非常陌生。这样的国家由于没有民主政治传统,整个文化中完全没有现代政治民主的理念。国民对主权在民、多数神圣等等这样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几乎没有什麽了解,当然也就谈不上认同。相反,多数人还认为民主政治太麻烦,扯皮太多,议而不决,效率低下,会误事。他们认为靠民主不如靠“明主”、指望制度不如指望“救星”、法制再好也不如“清官”解决问题。特别是有一个品德高尚,智慧超人,雄才大略的领袖,比任何制度都管用。这样的领袖完全能带领广大人民脱离苦海,奔向幸福,到达光明、美好的彼岸。而全体人民只需要按领袖吩咐去做,跟着领袖走就行了。用不着思考,也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在这样的国家,人民对“英明领袖”怀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这样的国家政治运转基本上是靠简单命令和绝对服从来推动的。

苏共与苏联同样没有避免以上局限。在其政治运作方面,高度集权、极度专断、过度倚仗暴力等等违反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的特征十分明显,相应地,也建立起了具有同样特点和同样功能的政治体制。

第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包揽了国家和社会方面的一切重大事务。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有其原因:首先,共产党发动并领导了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把以前掌握政权的各种政治力量完全、彻底地赶下了政治舞台。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共产党成为唯一执掌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在苏联,长期实行的就是那种纯粹的、绝对的一党制;其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武装干涉,国内被推翻的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破坏,并且俄国又是一个经济发展落后、文盲居民占绝大多数、缺乏民主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以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要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建立并巩固当时谁也不了解的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重新架构新的国家政权体系,把那些饱受沙俄民族压迫、彼此间充满猜疑甚至敌意的众多民族(据统计,苏联境内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族有130多个)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以共产党的一党集权在当时的苏联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必然选择,是政治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高度集权,就不可能建立起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那麽,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新生政权的巩固等等就都谈不上,而没有这一切,国家的发展乃至国家的现代化也都谈不上。这是党独揽大权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政治和经济理由。时代赋予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时代也赋予了执政党高度集权、实行亚专制主义的必要性,有了这两点,就应该说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如果不带伦理色彩,就应该承认这一切的合理性。

可问题在于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条件也是不断地在发展变化的,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种体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在逐步地丧失。关于共产党的集权,列宁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像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列宁全集》,第42卷,1987年版,第55页)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如果不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做法就不是这样了。显然,党高度集权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的特殊措施,这是出于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的、应急的做法,一开始就是出于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然而,苏共的悲剧在于,没有与时俱进地改变领导方式和改革这种领导方式的定型化——政治体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延用老一套,并且从30年代开始,这种政治体制反而越来越向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一切都由党来安排,一切都由党说了算;党包办了一切,党代表了一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实际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党从政治组织变为行政机构、甚至成了办事机构;党独揽一切大权,也就独立承当起了一切责任;党本来应该是调解人,但却成了当事人;党成了一切好事的伟大功臣,也成了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党成了供奉赞颂的伟大偶像,也成了发泄怒气的最终目标;资本主义国家老百姓心中有怨气是骂政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骂共产党,这很自然,因为政府的事情是党在办。

第二,党内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说到底就是苏共对权力的垄断。然而,这种垄断实际上并不是全党对权力的垄断,更不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对权力的垄断。这种体制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个人对权力的垄断。在苏联制度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各级党的机关,党的机关的权力又集中于党的主要领导人个人手中,层层集中,党的领导实际成了个人领导。党内的一整套官僚命令体制,为这种个人垄断权力、实行家长制统治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官僚命令体制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是任命制,上级任命下级,这就造成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甚至只对上级领导个人负责;其次是行政命令式的运作,上级对下级发出行动的具体指令,并且这种指令要确保执行,否则就将受到行政处罚式的处分;其三是严格的等级制,党的领导者和党的组织完全套用行政级别,等级森严,形成一个严密的阶梯式、金字塔形的组织体系,塔尖上就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等级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党内也实行等级分明的薪俸与待遇制度,个人的收入和利益与职务和级别挂钩,从而使党内也实行了一套完全与行政系统和公务员系统相同的利益激励机制,在很多情况下,入党与就业、谋生以及个人发展、乃至在资源的分配方面是否能够占据优势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这样,一个政党就彻底地官僚化、行政化了。

这种党内的官僚命令体制必然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党的机关和组织变为个人的工具,使党的集体领导变为个人家长式领导。这种官僚命令体制使党组织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越来越远离群众。

第三、党的领导体制与国家体制实质上是矛盾与冲突的。

根据苏共党章,苏共的组织是按地区和行业的划分来建立的,党的组织结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以,苏共领导体制从实质上属于“单一制”,即一切权力最终都集中到中央,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分权。但根据苏联宪法,苏联国家实行的则是联邦制,也就是说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在国家管理方面实行的是分权制,按宪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立法与行政机关,有一定范围的立法权和一定的独立对外权等等。所以,苏联的国家权力组织形式与党的领导体制是矛盾与冲突的。这种矛盾与冲突加剧了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矛盾,埋下了国家分裂的隐患。所以,党的领导体制与国家领导体制的不一致,不能不说是苏联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苏联,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苏联宪法。

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方面的这些弊端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苏联社会的发展,如果说苏共能够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清醒地认识存在的问题,拿出切合实际、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革除弊端方面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事情的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但这一切苏共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做到。苏共所表现出的要么是对问题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要么是采取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改革举措,根本不能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那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综观戈尔巴乔夫主持下的政治改革,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苏共领导人虽然一再强调改革需要“新思维”,但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沿袭了苏共历届领导人的传统:急躁冒进,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盛行。从苏共27大提出“加速发展战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国家权力机构,到1990年2月全会提出取消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实行多党制,再到苏共28大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定为党的纲领,随后在国家权力体制上实行总统制……这是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基本进程。这整个进程表明,苏共领导人对本国国情、对政治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认识,对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对这种改革需要更有耐心、需要更加谨慎、对这方面改革可能出现的诸种后果以及应对措施等等这些事关成败的重大问题,都缺乏必要的、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因而事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事到临头则往往措手不及,采取的行动与想达到的目标要麽如隔靴挠痒,治标不治本;要麽文不对题,于事无补;要麽适得其反,使问题愈严重、危机愈深。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思想观念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切合实际、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倾向,完全不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理解、接受的现实可能性,发展要求越来越“激进”!苏共历届领导人那种以为手中只要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一味超越时代、好大喜功,往往不顾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去追求宏伟目标的自大、专横与狂妄,那种被长期的一党独裁宠出的任性,在戈氏一代领导人身上依然故我,在其推行的“改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谈其目标是否正确,仅仅从时间要求上看,就完全脱离苏联实际,甚至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苏共领导人的“改革理论”和大政方针不断发生变化,造成党同和民众的思想混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关于改革的目的。开始时苏共领导人还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组织形式……。”(戈尔巴乔夫,1987.1.27.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载于1987.1.28.苏《真理报》)到后来则把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的,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推翻原有的整个社会大厦,代之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即“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这些提法不仅没有厘清人们的认识,反而加剧了思想方面的混乱。

②关于改革的动力。苏共领导人盲目相信群众人自发力量,以为人民自然而然会无条件地支持改革。而对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则越来越被否定,党也越来越被排斥,这就使整个改革失去了领导和指导,陷入了无政府主义之中,行动方面出现一片混乱。

③关于对改革阻力的认定。苏共领导人称:要“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苏共领导人逐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都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这样一来,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原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需要彻底推翻整个现行制度。

④关于改革的手段、途径与方式。苏共领导人开始还强调党的领导,主张改革要自上而下有序地进行。后来对这些就只字不再提及,而只强调和宣传民主化、“公开性”、“透明度”等等,在很多方面完全放任自流,宣传、解释、论证也不搞了,到后期则基本上是唯美国的马首是瞻,思想一片混乱,行动也完全失控。

第三,想革除党过分集权的弊端,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党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与他同时的苏共领导也认识到了苏联政治体制中党过分集权的弊端,也认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苏共领导人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失误。

关于怎么改,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的方针。

关于改成什么样子,苏共领导人提出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从文字上看,这些提法并没有什么大错,划分党政职能,摆正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早就应该解决好的问题,但实际运作则不是这样,实际运作中的每一项步骤与措施,其最终似乎都是在向着一个结果发展——要苏共交出国家领导权,并退出政治舞台。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要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关于为什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在这种体制下,“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原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这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形成了一种“障碍机制”,这种“障碍机制”使以前的历次改革受到挫折,也便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困难重重、停滞不前。因此,“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领今天已提到了首要地位。”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方向,是保证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全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在政治体制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党与国家之间正确分配权力具有原则意义”。会议决定:“权力中心应该由共产党转向苏维埃,要自上而下地恢复苏维埃的全权,党不能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进行直接的领导”,“党委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

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大力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与“民主化”、“公开性”视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多元化”引进政治体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建立起“表达和形成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的机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机制。会议还正式承认了日益增加并影响越来越大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认为这是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民首创精神的出色表现”。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打下了基础。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一些观点和做出如此的决议,与这一时期苏共的领导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公开和直接的挑战有关。这样的事情集中表现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夕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前后。

有一些现象很能表明这方面的情况,如:1988年上半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苏共与被选出的人民代表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矛盾的焦点是:党是否有权指挥当选的人民代表!?俄罗斯出版的一本名为《重新在野》(作者为加•波波夫,他是民主派经济学家,当选人民代表,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后当选为莫斯科市市长)的书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据加• 波波夫回忆,人民代表选出后,俄罗斯联邦就有数十个地区的党委会按惯例召集新当选的人民代表开会,主要是指示他们如何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做什么和怎样做。莫斯科市委也准备这样做,但马上遭到了许多代表的抗议。代表们纷纷在问:“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并公开表示,没有任何组织有权向选民(人民)选出的代表发号施令。后来,莫斯科的人民代表商定:去参加市委召集的会议,但如果党委哪个人开始训示代表,则马上离开会场。在列宁格勒,代表选出后不久,人民代表即被请到州党委会,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开始给新当选的人民代表“上课”,向他们交代由苏共事先定下的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代表们毫不客气地打断了第一书记的话,表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民代表来制定。索洛维约夫碰了钉子。会见结束后,在阿•索布洽克建议下,列宁格勒的人民代表自行召开了会议,商讨有关开会的诸种事宜。

5月23日,即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前两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会见俄罗斯代表,向他们通报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内容和苏共中央关于国家重要职务人选的提名。这些提名中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等等。苏共政治局此举的意思不言自明,这实际上是在向联盟最大的代表团——俄罗斯代表团宣布苏共的意图,并要他们带头不折不扣地执行。在以往,这些提名一无例外地都会得到通过,征求意见、表决、批准等等,只不过是形式。代表们到时候只需按中央的意思投票就行了。但事情在起变化,这一次苏共的指挥棒不灵了。俄罗斯人民代表中的专家们以被提名干部缺乏专业水平为理由,毫无商量余地地否决了除雷日科夫外的其他全部提名。迫不得已,政治局又召开了一次新的中央全会,提出了新的候选人名单,这是从未有过的!

又如: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在这之前称作“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按事先规定的议程,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大会一开始,一位里加代表突然出人预料地要求追查第比利斯事件的责任(第比利斯事件指1989年4月初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出现民族分立主义活动,4月9日凌晨当地政府在征得中央同意下调动军队驱散集会人群,清理集会场所,从而出现死伤的事件)。该代表并提出为死难者致哀,一时间整个会场一片哗然。紧接着,围绕第比利斯事件,传统派与激进派在中央、当地政府还是军队谁应为此事件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上,展开了剧烈而残酷的舌战。苏共中央对此情况根本毫无准备,临时发出一些命令,但谁也不理睬,大会完全失去控制。最后,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争议完全是顺其自然地在进行,大会预先的部署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

此外,在整个会议进程中,苏共的权威都不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蔑视——在会上,代有们一改以往的惯例,自动聚集、组合,商讨议案、议题,研究斗争策略,并且争相在麦克风前展示和发布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因而使会议的每一个议程都充满着紧张的对抗和复杂的形势。每一项议案的结果谁都无法预料:

——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时,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针锋相对,在经济、政治、国家体制等方面都提出了与苏共完全不同的改革方针。

——在选举最高苏维埃成员时,各派代表也完全置苏共的态度于不顾,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民主派的艰难努力,受苏共排挤的叶利钦最终得以当选。

——在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时,许多代表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但也同时提出了许多使戈尔巴乔夫难堪的问题,有的甚至带有羞辱性。比如,提出戈尔巴乔夫应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专心苏维埃工作;提出戈尔巴乔夫应对其妻赖沙进行管束,使其不要干预政事;还要求戈尔巴乔夫对在克里米亚修建高级别墅的有关问题做出回答等等,这些问题,都使戈尔巴乔夫十分尴尬。

——更严重的挑战是我们以上提到过的在6月9日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苏联核物理学家、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人称氢弹之父的安德烈•萨哈罗夫提出的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6条的动议。尽管本次会议否决了此提案,但在当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一提案又被提出,这一次获得了1/3以上的赞成票。

在二千多名代表出席的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苏共预先拟定的议程和内容几乎全部被推翻,苏共确立的领导方针受到人民代表的全面抨击,苏共的领导人连连遭到责难与质问。列宁格勒人民代表、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激进民主派阿•索布恰克形容到:“所有代表都已意识到:会场上就座的再不是驯服的羊群,主席台上就座的也不再是颐指气使的牧人。”

习惯于人们顺从与歌颂的苏共官员们在这样的“新情况”前显得那样的不适应,那样的手足无措。据当时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的瓦•博尔金在其所著《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的回忆,当时苏共为了控制住大会,“政治局委员的聚会越来越频繁。”他写道:“我第一次看到那麽多惊慌不定的面孔和焦虑的议论……。”“这些人第一次不能控制进程,无力改变局势。……大部分人明白,苏维埃的大门已经敞开,涌进来形形色色的人,其响彻全国的声音,既令他们害怕,又使他们无力反抗。”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民主派(反对派)在竞选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挑战成功,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对苏共和现行制度的认识和态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普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再渺少、被动,而苏共这样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也不是不能触动、不能搬倒的。如新当选的人民代表、原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奥•博格莫洛夫在以60%的选票击败自己选区的另一名竞选对手、本区共产党负责人后,感慨地说:“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俄罗斯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成功地否决了苏共中央提出的绝大部分国家重大职务领导人选提名后,也感受颇深地说:“在有理有利的论据面前,钢筋水泥般的政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马特洛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选举中出现的这种情景和人民代表选举与人民代表大会后广大民众的心态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他写道:“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突然间,人民都不再惧怕真抒胸臆了。这种变化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几十年前只要政府怀疑你持有异议,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最近,对持异议者也是以蹲监狱或流放加以惩戒。而现在,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美]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第251页)

很明显,面对这样的挑战,从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情况看,这个党做出的应对是容忍和退让。“春江水暖鸭先知”,或许与会的“精英”们已经感到了大势已去。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所作的与其说是政治报告,不如说更像是在苏共下葬仪式上的政治悼文。事情一发不可收拾,由于第19次代表会议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之后,苏联社会在政治方面发生了一些新情况,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民间政治团体大量增加,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1988年10月成立的“爱沙尼亚人民陈线”是第一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该组织宣称不受苏共的领导,用宪法保障私有制。1988年12月在莫斯科建立了“基督教民主党”。据统计,到1989年12月,苏联国内政治性的民间团体已达6万多个。其中特别是1989年7月,苏联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进派成员成立了“跨地区代表团”,并选出叶利钦等5人为主席和由25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这样,在议会中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迅速削弱,多党制已成气候。首先是党的领导机构一减再减,到1988年下半年,原苏共中央的20多个部级机构只剩下9个,党直接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和组织领导国家机关的职能基本上被取消。单项看这一点并不一定就会削弱苏共的领导,但所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整体效果,显然对苏共执政地位的稳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次是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被取消。1988年5月和12月,在苏联第一、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激进派代表萨哈罗夫等人提出要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内容。尽管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但当时赞成此票的代表已达1/3。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2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应该放弃法律上的优越地位。这实际上就是赞成要取消宪法中关于苏共是执政党的规定。再次,这次全会上认识到了苏联社会中民间政治团体飞快发展、影响日盛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的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准备在工作中考虑这些新情况。”话语中实际上含有支持的意思。因为他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而戈尔巴乔夫是明显赞成多元化的。

第三、苏共内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内部出现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权力斗争加剧。戈尔巴乔夫对领导层的人事进行了大调整,结果是传统派的力量受到打压,“激进派”的力量和地位上升。1988年9月,苏共中央召开特别全会,撤换了葛罗米柯等五位元老级的领导人,削弱了传统派代表人物利加乔夫的权力,使他由主持书记处工作和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内第二把手降为党中央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提升激进的梅德韦杰夫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1989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销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等人的职务。切布里科夫原为克格勃主席,主张对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和非正式组织的活动采取强硬政策。

第四、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加剧。主要的事件有:1988年8月23日,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1939年签署的苏德条约。1988年10月,在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发生了上万人的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民主和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权利。1989年6月,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费尔干纳州发生了当地民族同土耳其居民的冲突,造成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和动乱,有百余人被打死。1990年1月,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因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控制权而引起的民族冲突再度激化,致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得不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派军队进入部分地区。1990年2月12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市发生暴力事件,当地民族主义分子要求立即将亚美尼亚难民迁出该共和国。由于局势失控,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度团于当天宣布杜尚别市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1990年2月15日,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经过激烈辩论,以177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了要求该共和国实行独立的宣言,该宣言称:“现在有必要恢复拉脱维亚的国家独立,使拉脱维亚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新选出的最高苏维埃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法令,从而单方面宣布了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也通过了独立宣言。民族矛盾的加剧使本来就充满危机的苏联社会更加动荡。

现在对以上议论作一个总结: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段时间,苏共的执政处于全面危机中。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无庸置疑,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基本素质的提高而发生的各种诉求(其中特别是政治诉求)的变化与苏共领导方式的僵化、保守的极不协调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此时代非彼时代,此社会非彼社会,此人民亦非彼人民,但此苏共仍然依旧是彼苏共。在完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苏共仍然沿袭以往那种专横的、简单命令式的、以行政高压为手段和包办操纵一切的家长式领导方式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切。从他所倡导并推动的政治改革来看,完全没有切中要害。就事论事地讲,急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戈尔巴乔夫一个也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出来。他只是脱离实际地提出了一些大而空的口号与方案,有些东西广大群众甚至想弄清它的含义都很难。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实际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苏共最终下台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应该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这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规律之一。我在以上也谈到过,在现今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下,苏共当然完全有重新在选举中获胜,再次上台执政的可能。那麽苏共如果一旦上台重新成为执政党又将怎样执政呢?现任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下台的原因时认为,苏共下台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其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式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见《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4期,第31页)。所以,从他这个认识看,俄共即使上台,其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将完全与过去不同了!

苏共在夺取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方面为中共提供了经验,苏共在怎样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方面为中共留下了教训,经验和教训都使中共得益颇多,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对苏共表示感激。尽管曾经开辟了一个时代、并使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激动不已的那个苏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其创下的业绩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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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1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1989—1991年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沿革:1988年6月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提出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扩大权力机关的代表性,使苏联最高苏维埃能经常行使立法权。同年12月,苏联第十一届最高苏维埃第十二次非常会议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正案,规定设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将原来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改为苏联国家权力的常设立法、发布命令和监督机关。1989年5月25日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式诞生。1991年8.19事件后,9月2-5日第五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法规定,将苏联最高苏维埃改组为两院制议会,作为在新宪法和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产生之前苏联的最高代表制权力机关。至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被取消。

组成: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2250名人民代表组成。其中,750名代表按人口比例从地区中选出,每257,300名选民中产生1名代表;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按下述定额选出:每个加盟共和国选出32名代表,每个自治共和国选出11名代表,每个自治州选出5名代表,每个自治专区选出1名代表;其余750名代表从苏联全国性社会团体中选出。苏联总统、副总统、苏联内阁成员、苏联各部部长、各国家委员会主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和审判员不能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权: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审议和解决属于苏联权限内的一切问题。属其专有的权限有:①通过和修改苏联宪法;②通过有关属于苏联权限内的民族国家制度问题的决定;③确定苏联国家边界,批准修改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④确定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⑤批准苏联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远景国家计划和重要的全联盟计划;⑥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⑦批准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苏联最高仲裁法院主席;⑧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提名,选举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⑨废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令;⑩通过举行全民公决的决定。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召集,其例会每年召开一次。但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动议,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中的一院、苏联总统、1/5以上苏联人民代表的提议,或根据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机关的动议,可召开非常会议。第一次会议由负责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事宜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持,以后的会议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主持。会议通过的法律和决议必须取得全体人民代表的多数票赞成。

参考资料2

在苏联1989年人民代表选举中获胜的著名持不同政见(民主派)的知识分子:

安德列•萨哈罗夫:物理学家,苏“氢弹之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奥列格•博莫洛夫: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历史学家;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法学教授;

斯坦凯维奇:35岁,美国史专家;

阿尔凯基•穆拉谢夫:32岁,物理学家;

叶夫多季娃•盖叶尔:女,人类学家;

罗纳尔德•萨格捷耶夫:空间科学家;

维塔奇•科罗季奇:《星火》杂志主编;

叶夫哥尼•叶夫图申科:诗人;

斯坦尼斯拉夫•舒什科维奇:科学家,白俄罗斯州立大学副校长;

加夫里尔•波波夫:经济学家,《经济问题》杂志主编;

塔季亚娜•扎斯拉夫斯卡娅:女,社会学家。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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