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最初接触日本时，就听说了这个传说。但对我，它却一直语焉莫详。在观察四十七士的过程中，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说清。

它本身蕴藏的“理”，已经艰涩。哪怕外国人和日本小孩一样，兴趣盎然，兴致勃勃，喜欢讨论、渲染、琢磨它的每个细节，但他们并未讲清它主导的道理。中国人更是：一边觉得其中古典的理论似是而非，一边心情沉重，因为它和中国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日本追寻“四十七士”的轨迹，这事对于一个中国人，有一点像是阑入又类似升华的、说不清的滋味。

以前，我始终也没有余裕——从正面观察或赏味日本的古典。谁知奢侈的夙愿，竟在阔别后实现，十数年后的深秋，踏着鲜艳的红叶，我在半个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点巡游一过。

1.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罗棋布的“城”中，只算是一个小城。不只是面积，它比不了许多城那么形势险峻，或者坐落形胜之地。只有心静下来仔细参观，才明白这里的平缓海滩，给了赤穗以制盐之利。这是一个理财有术的小国，虽然小，却有独特的富裕。

从火车刚刚下来，视野里一下就充满了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一个本地的小学女教师领我们参观。她领我们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两座庙：永应寺和花岳寺。那里有大石内藏助的亲笔遗墨：他把一口铸钟献呈给这座寺庙，处理后事另有雄图的语气含而不露。那里有书家某某的给他的挚友掘部安兵卫的别诗：“结发为奇士，前金那足言。离别情无尽，胆心一剑存”。一株忠义樱，一棵不忠柳，一柄据说大石内藏助用它最后结果了仇敌性命的、九寸五分长的匕首。

他们在离开故里赴江户之前，处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许多后事。故乡人当时懵懂不知，现在感激涕零，到处都展示着夸张而自豪的遗物。

然后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经幢的方石碑上，刻着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伯爵的手迹，行草潇洒，抄写着明治天皇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不用说，对赤穗义士的特意颁诏，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对国蒙屈辱、人有遗恨的赤穗士民的笼络。但它的措词，却是对四十七士行为的最官方解释：

……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忠臣藏》P.211，松岛荣一著，

岩波新书，1961年）

凝视着东乡平八郎的字迹，我久久琢磨其中滋味。不一定，我想，惹得人们喜爱的，并非一定是忠君的精神。

四十七士事迹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作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分，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讨”（あだうち）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地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极度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的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突然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时，在赤穗，从此以后无藩胜有藩——由于这一事件，赤穗几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国。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荣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产业和文化，也是浅野时代开创的、赤穗藩的海盐煮造。

但是，原来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答案。“快举”的背后，“理屈”（道理）不仅没有捋顺，而且日益暧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逸出了范畴，“忠孝”一组的概念却指出：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而言。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复述四十七士故事时，口吻和感觉都很不相同。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是作者在下列条件下写成的：目的是为军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与否的战略估计，著者从来没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她对四十七士的叙述，反复使用了一个日本文化概念“义理”（ぎり、义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义、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国古典思想。她的这一话语，再根据英文回译成中文时，几乎又都译成了“情义”——这样出现了一种简单化。“义理”就是“忠”和“义”吗？显然不是。这种解释该驳正么？谁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驳正会很麻烦；就像“义理、情义”，纠缠不清一样。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作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如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鷓鷓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

在日本一步步脱亚入欧的进程中，一方面，如明治褒赏四十七士所象征的，企图让忠君思想直接转化为忠于天皇；另一方面，也有明治的政治家，以法治思想批判赤穗义士，企图更新日本精神。

福泽谕吉在《劝学》六编中说：

“世唱赤穗义士，此大误也。……假若一人不惧杀身，代为出诉，随被杀而随上诉，诉四十七人之家臣理、以致失命殆尽，则如何恶政府亦必伏其理，对上野介加刑以正裁判。如斯始可称真义士。倘不知此理，身居国民地位，不顾国法之重而妄杀上野介，则可曰误国民职分、犯政府之权、私裁人之罪。……其形似美，其实于世无益。……”

（《忠臣藏》P.212）

福泽谕吉的煌煌法论，读来如一纸奴才令。若在殖民地的韩国支那，奴才们哪怕“随被杀而随上诉”直至遍地脑壳仍哀诉不止，是否能换来他取消侵略“亚细亚恶友”的理论呢？

法治若是公正，世间就不会传颂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头巷尾茶围酒肆，对四十七士喜爱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价值的清谈。他们觉得“讨入”吉良邸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痛快，于是用“快举”一语称谓事件。他们坚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处理不公，和吉良乃是个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质。

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们，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吉良擅权行恶，乃是天下痼疾。他们渴盼义士出世，快刀乱麻，砍它个大快人心。这种道德分析，与明治敕语或福泽谕吉不同。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

这一观念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因为，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成形健全。它虽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个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从此，在这个民族的母体中，凡事关民族国家，不用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很难看到如李志绥那样卑鄙下流的政治背叛，很难看到如张爱玲那种隔岸观火的自私文学。

那些因一己得失不惜毁伤民族、以投身敌人裤裆为人生小康、放肆诅咒包括知遇自己的“主公”、当然更信誓旦旦与革命为敌的中国败类——被四十七士的光芒照射得无地自容。

每当夜空划过激进和叛逆的彗星，他们就心慌意乱，浑身不自在。因为不仅他们的妥协、苟活、唯经济和唯科学的价值观；包括他们龌龊的存在方式，都被那雄辩、尊严的闪光照射得黯然失色。他们赶快潜伏爪牙、做低姿态、一声也不反驳，等着侏儒的思潮再次涌涨，等着糜烂的风气卷土重来。

夜宿赤穗的旅馆，视野中是光点粼粼的濑户内海。我费力地眺望，想看见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桥。其实，此地不是一处天险。河流的冲积扇左右开阔，汇入了平滑的内海。平坦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大概是单层的赤穗城。

车站上大幅贴着广告，居中是一幅描写义士们悲愿已遂、“清晨踏雪两国桥”的壁画。在这座城市，叫做“赤穗义士祭”的节日，每年都在12月14日举行。我预定12月16日从东京回国，怎么也不能留下观看了。

倒是参观博物馆看到的盐田模型，教人有所新知。想必我国苏北、或者干泻滩涂可供导引海水的海滨，都是用这种办法熬盐。

在高仓健主演大石内藏助的电影《四十七人的刺客》中，决定舍身讨仇以后，大石派一个年轻武士去大阪商号，清算了所有的盐账。用这笔钱，衣食无着的武士，每人分银九十两。赤穗藩因海盐而富庶。有一说就认为：老贼吉良挑衅年轻的浅野，幕府蓄意翦削赤穗藩，都是为了争夺盐利。

2.忠臣藏

与四十七士在被寄押的四大名府邸、义无反顾一一切腹的几乎同时，次年已经有一出戏剧模样的演艺，在江户出现。它题名《曙曾我夜讨》，假托曾我兄弟的复仇故事，由江户的剧团中村座上演。它在三天后被禁；显然，是由于警惕町民对赤穗事件的兴奋。

四年后，1706年（宝永3年），事件已彻底安静。大阪的竹本座演出了净琉璃（三弦伴奏的说唱木偶剧）《棋盘太平记》，开了以虚构假名替代真事的表现手法的滥觞。从此，以净琉璃和歌舞伎（集歌、舞、艺人于一台的日本近代演剧）为形式的义士主题，便一演再演、由三而四、渐近至百、长演不衰。1708年京都的《福引闰正月》、1710年大阪庄松座的《鬼鹿毛武藏镫》，还有很多很多。赤穗义士的题材，一时间风靡了整个关西（京都大阪一带）。

以后，大概因为义士的数目是四十七——后来的艺术形式多取日文字母表（所谓いろは、以吕波，是不同于常见日文假名表的另一套字母表），或者箭矢的数目（大矢数四十七本），我无暇进一步观察，估计是把义士们逐个叙说，是则自有浓厚的说唱味。大约自1732年起，戏牌子上出现了“忠臣”一语。它喻示着一种评判的稳定，以及一种主题和套路的成形。

此后不胜枚举——《忠臣金短册》、《忠臣いろは军谈》、《忠臣いろは夜讨》、《忠臣以吕波文字》，不一而足。

就这样，内容催促着形式，一种艺术愈趋洗练。终于在1748（宽延元）年，四十七人之一、唯一的残存者寺坂吉右卫门，以八十三岁高龄静逝。因他的身份低于武士，主谋者大石判断他会在事后被从轻发落，因而命他逃生，并传递“仇讨”成功、“本怀”已遂的信息。他的逝去，标志着事件确已落幕，新的舞台幕布，随之就要揭开了。

次年，即四十六人切腹后的第四十七年，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从此以后，有两件大事进入了日本艺术史：一是“忠臣藏”一语成了一切描写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讨”的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二是一出名为《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戏——或是以木偶“人形净琉璃”的形式，或是真人出演的“歌舞伎”，将从此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它的名气和“人气”超乎想象，以致于演艺界人云“京阪歌舞伎，无一不演义士复仇”。就这样，二百多年，久演不衰，直到今日，再至明天。

除了歌舞伎这“最民族的”形式外，随着日本近代的开幕，《忠臣藏》也随着电影闪烁于银幕。据日本评论家四方田犬彦的论文，《忠臣藏》的拍摄，仅在明治时代，12年里就拍了19种；大正时代一共拍了34种，昭和年代在战前战中拍摄11种，战后至1978年就已拍11种——即使不算描写著名义士的约60种外传片，日本总计拍摄了135种《忠臣藏》电影。1978年以后，至少我看过一部高仓健主演的《四十七个刺客》（市川昆导演、东宝1994年出品），它是在事件发生300周年时拍摄的，广告声称“忠臣藏题材至此终结”。其实，2006年我再访日本时，电视里还热播着一部忠臣藏连续剧。

我仅看过的两种，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两种。除了高仓健主演、市川鷔导演的新作外，另一种是1941年沟口健二在战争中拍摄的、前后篇两部、共3小时43分钟的巨片《元禄忠臣藏》。

沟口健二是最早获西方认可的大导演。此片和名作家太宰治描写鲁迅的小说《惜别》一样，都是著名艺术家主动配合战争宣传的作业。他们都一再声明，自己的选择并非为政治强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语言，不仅能达到国策宣传的目标，并能使文艺的目标达到完美。

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里埋入了许多“纯艺术”的因素。他拍摄了一系列精致的镜头，努力强化影片的形式感。远在1941年，他就对追求“日本形式”有执着的野心，并利用导演的权力，企图完成这一形式和日本电影的美感。如四方田犬彦《元禄忠臣藏中的女性因素》（《映画监督·沟口健二》，新曜社，1999年）所指明，《元禄忠臣藏》存在女性的叙述角度。确实许多情节的演进都是借女性为主的场面获得；但更重要的是，他借此塑造了日本的女性形象本身。

——这就又扯出一个与中国可做对比的话题：女性。

在忠臣藏故事中，除了赤穗藩主浅野的夫人（后称瑶泉院）外，与义士们患难与共，或忍辱包羞，或轻抛性命的女性，大约有：

大石内藏助夫人陆（おりく），为不至于作为家属遭牵连她被大石休弃；与义士叽贝十郎左最终难遂婚约、在十郎左切腹之前自杀明志的江户女子（乙女田おみの）；京都笔店二文字屋女儿、大石内藏助之妾轻（おかる）；义士在四大名家切腹之后，小野寺十内的妻子丹在京都自杀；还有早在复仇酝酿时期，由于与义士桥本平左卫门陷入热恋、于进退两难中双双情死（日语称“心中”）并最早被演义成了净琉璃作品《曾根崎心中》的游女——就是这个故事，最早纳赤穗义士事件于坊间梨园，尤其开创了为大义男女难能如愿、不成眷属舍身情死的故事套路的先河。

更著名的，是大石内藏助的韬晦狎游。

在举事前，大石内藏助曾在京都的祗园等所谓游廊，狎女醉酒，扮演颓废。在四十七士事迹内外，女性的影子出现频繁。游廊妻女，都暗示着一种——对孤立的叛逆的、从女性到文化的共犯。

还有，就是我看过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六两折里的、又一个轻（おかる）。其实，唯此两折是忠臣藏故事中的纯虚构枝蔓，戏中没有出现摹写真实事件的场面，但日本人不以为蛇足。

这两折戏的剧情是：武士勘平与轻（おかる），曾在主公出事时缠缱恋情，因此遭人非议。日后勘平沦为猎人，渴望入盟参与复仇，允诺筹划经费。轻为成全恋人，卖身于祗园妓馆，筹银五十两，让勘平能贡献大业。不想持银回家的父亲，半路遭恶人砍杀，银两被劫。那恶人又被勘平误作野猪，火枪击毙。黑夜里勘平自死体摸得钱袋，次日却以为自己杀轻之父，夺轻卖身银。正值武士来取经费，见状蔑视勘平，拒其入盟。他百口难辩，于悲极剖腹。武士不意之间，见老父伤口是刀伤而非枪伤，于是一切大白。得到洗雪的勘平，于弥留之中，在盟书上签下血字。

在沟口健二的《元禄忠臣藏》里，藩主浅野夫人断发的一场戏，演得一刻刻如歌如画。那朴素又凄美的形象，令人过目不忘，经多年仍余味不绝，在心间如镂如刻。那种无言的、比男性更多一分凛然的女性举动，给人冰雪醍醐的感觉，使男性肃然自愧，不敢轻慢。

如嫌这场戏太过于贵族化，影片的结尾，却是由平凡的美野（乙女田おみの）教训了威严的大石内藏助。大石在与她达成了许诺之后，她舍青春而殉死，大石则走向了自己的切腹场。就在这个镜头之中，全篇演完，字幕升起，近四小时的巨片全部结束了。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的轻也是一样，不仅卖身筹银的是轻，承受了最多误解的也是轻。大结局到临之时，勘平哪怕腹上插刀，依然来得及血书签名；而轻却依然被卖烟巷，并未得到救助！

凡事关大计，日本女性从来扮演男性的坚贞助手，只是暗添了一层美。这样的文艺角色，与现实水乳融透，染做了日本女性的本色。在四十七士故事中，若说男性尚有迟疑和逃脱（最初加盟者曾达百余人，最后仅余四十七人）——而女性，无论实事剧中，尤其戏中女角，无一不是烈士。

与这种女性描述相比较，中国不得不垂头丧气。或可说，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女性形象的黯淡，恰似一线相牵。

与《忠臣藏》女性对应的反面例子，莫过于笔写《色·戒》、人做汉奸妇的张爱玲。虽然她作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美化由裙及脚；但她在民族存亡的血泊中，被她所顺从的日本的女性光彩，映衬得丑陋不堪。

为她的辩护还会聒噪不止甚至统治主流，但她已经败了。在一种女性美感的对比中，她败得如风卷纸灰，渐渐无迹无痕。虽然她不会承认：打败她的，正是中国的古典精神。

在豪华的东京歌舞伎座，刚一进剧场我就明白：今晚看不到热闹。

《假名手本忠臣藏》共有十一折，每个演出月份只上演其中两折。今晚上演的第五、六两折，不单不打仗，且是虚构的两折。轮到最后“讨入”敌家，怕还要再等半年以上，而一个月后，我就回国了。

——也就是说，不仅看不到讨入敌家的拼杀，也看不到最后切腹的壮烈。那一股深刻的失望！……我不断忆起鲁迅的社戏。

但是，哪怕只为报答昂贵的门票，我也不能浪费这个晚上。那一晚我真是全神贯注。看不成刀光剑影，我就不眨一眼地注视舞台，争分夺秒地查对简介。我不单琢磨勘平和轻的情节，甚至观察舞台的音效。后来在北京读沟口健二巨片《元禄忠臣藏》的资料，沟口也声明，别想来他这儿看刀光剑影：“锵锵啪啦啪啦，我可不拍。”

确实不只是“锵锵啪啦啪啦。”

这一出戏，如今它已不仅是戏剧而已。我不知道一出打磨百年的京剧，与它比较是否妥当。它的存在已很微妙，在传说般神秘的歌舞伎座剧场里面，观客的神情令人难忘。我形容不出满溢场内的、那一派“认真的趣味，无言的热烈”。当观客喝彩时，我清楚地觉察到：它与北京人给京剧名角的喝彩不同。多些吟味、好似缅怀。较之观剧，人们更像是在参加仪式。最后演到了勘平在垂危之际，腹上插着一柄刀，喑哑仰身，伸手盟书的时候，我也不禁为第十五代片冈仁左卫门的演技，吁叹不止。抑或因为我是中国人才多了这些念头？也未可知。

《忠臣藏》，伴随了日本民族的整个近代和现代，历二百数十年，常演不衰。日本人不只是喜爱，已是舍它不能。它高踞其他之上，它是特殊的门类。虽然从来没有过评选，它的地位，无可撼动，地造天成。

3.泉岳寺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颅。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是的，仪礼之场所，宛如麻扎尔（Mazar，波斯语，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墓）。只要脚踏着这个场所的沙石，他们的意义就能获得阐发。已经踏上了人生绝路的他们，需要一隅之地，能否埋骨不可预知，但寄存灵魂的地点，可由自己决定。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他们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侵略日军的二百数十万柱遗骨，后者则合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帝国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通俗地尝试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作为国家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相悖。概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原来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也为天下的大义所难容。而泉岳寺，却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拘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鷕万昌院，应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反体制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1942年沟口健二的电影巨片《元禄忠臣藏》，就以这个镜头结尾。

一切纠葛都已经处理和清算完了，从画面彼岸深处，传来呼唤大石内藏助的点名声。大石站立起来，表情满足而镇定，迎着画面走来。摄影机越过他的头顶，摇向细川宅邸深处、准备万全的切腹场。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排排跪坐着武士，肃穆沉默，一丝不动。镜头俯瞰下来，院落中央，一领白帐搭就了一个凹字屏风，隐约围着一块白布座席。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组的武士，挟刀跪坐。那一瞬的视觉不能诉说。但那视觉不得延续，因为镜头随着尾声的音乐，一掠即离，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感确在极致。每个细节都无法看清，每个细节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内藏助；对他最后的了结，仿佛表演过了，分寸一毫不差。电影结束了，对艺术的惊奇才刚开始。

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战争的国策宣传片，伴奏着日本把战争从卢沟桥扩大到太平洋的军乐。难以置信——美感居然能与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装入侵犯的内容。

4.士

我总是忆起自己两次去王屋山，探望聂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还沿袭古名称做轵城，是一个窝囊的中原农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袄的农民都知道聂政、深井里，还盖了一座聂政祠，虽然一眼粗看，全然没有烈士之风。

正是这般百姓风景，诱人深思。古代的形象又是怎样？古代还存留一点蛛丝马迹么？

今冬等写完了这篇文字，也许我会再走一趟深井里。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记者说，他曾在聂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汉谈到我的聂政小文。

再去时我的背囊里会多了一件东西，不消说，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过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写完。我拂不去一种预感，我朦胧地觉得，无论日本的四十七士，无论古典的聂政荆轲，他们都要梳理通顺——与那些黑棉袄农民的关系。

不过，一旦拿它与《史记·刺客列传》比较，就会发觉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史记》的刺客，虽然也都有巨大的复杂性，但一般说来，他们可能遵从彻底叛逆的思想，也就是个人的思想。如专渚、聂政是为知己、荆轲乃为祖国，都与赤穗义士似是而非，稍存异趣。

此外，中国古典中的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战强权，甚至独自作对国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对幕府则俯首唯诺。

四十七士，勇则勇矣，但稍缺《史记》刺客那强大的个性。不易发觉地少了一丝个性，却大张旗鼓地多了一种集团性——如此感想属于苛评。

这集团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劳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义、牺牲、仪礼在内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着先天的、源自中国的缺陷——这缺陷也隐藏于太史公的《史记》；当然，更有在日本发育中形成的某种畸形。

古典所谓“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记》的刺客们，也未必达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几近做人的极致。何况其“道”，已经近乎社会的理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豪杰，实践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无序的蜂起。

“士”是什么呢？它虽时而仗剑，但更是文雅修养，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从，剑随时威胁君王。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盖。

在中国，《战国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是中学语文教科书课文。我对古典知之太少，只对这一篇印象深刻：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许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虽然，受地于先生，愿终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说。安陵君因使唐雎（且）使于秦。

秦王谓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雎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生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齊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战国策》表达的概念很重要：“布衣之士”，强调的并非士的名分而是士的布衣属性。“若士必怒、天下缟素”，剑指的目标是霸道的君王。或许可说，它不仅与日本不同，也与《史记》的刺客们有别。

日本的“士”，先是荣誉的名分，二是效忠的武者。他们可以壮烈舍命，但他们并不犯上。明治以来，它渐渐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与帝国、右翼、侵略等语结缘。武士道，渐渐与中国古典分道扬镳。

应当说，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虽有局限，它毕竟是一次作乱、反抗、造反，同时实现了“义”和“殉”。民众从中读取一种异端，并陶醉于这种感觉。是的，这就是日本人酷爱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们喜爱的，其实与中国原典的精神相近，而与武士道的宣传相远。

畅销欧美的，博士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书，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较英国的“绅士道”，用心深处，却是为了谋求西方价值体系对自己的接纳，为了脱亚入欧的政治大计。换言之，那位启蒙思想家是在浅说士道，阿谀洋流。他写作的地点是美国。他写作的1899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4年、日俄战争之前5年的紧急时刻。新渡户在这样的时刻、地点和语言，放纵文笔，表达了新兴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迈。因为新帝国的眩目，舆论为之刺激，此书被广泛翻译——但它所写的，不仅远离了“士”的源头，甚至远离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过是一纸“入欧”的毛遂自荐。

1941年底，导演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的片头上打出字幕标语：“佑吾兵家”（护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名手本忠臣藏》，电影剧本多了赤穗义士面对京都、遥拜天皇的蛇足。

古怪的感觉，即便没有这些军国符号，在看这部巨片时也不断浮现。不知为什么，看电影时，我总是不断联想到，皇军吾兵（わが兵）正把战火燃遍中国。清纯的移动图画，姣美的女性形象，抑制不住联想。

倒是电影《切腹》，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沟口健二的局限。这部电影对武士问题的剖析，可说分寸不差毫发。

不得不又一次简述梗概：

关原之战后，一些旧藩被废断，大批藩中供职的武士，沦为衣食无着的贫民。他们无奈困窘，曾有人到大名的江户府邸（江户屋敷）闹事，借口为尊严切腹，讨得糊口银钱。一日，穷愁潦倒的年轻武士来到大名井伊家的府邸，要求借大门玄关之地切腹，府邸家老（首席官员）等判定他敲诈，于是恶意顿生，不管发觉他穷得甚至已经卖铁刃佩竹刀，依然借诺逼命，迫他剖腹自害。穷武士恳求宽限一二日，遭到严厉拒绝。一言既出，四顾无路，他只得以竹刃剖腹。担当“介错人”（为切腹者不至太痛苦，从背后挥刀斩首的人）的号称神刀流的屋敷武士意在折磨，不肯出刀，令他痛苦万端，咬舌惨死。

数月后，又有一名叫津云半四郎的褴褛武士前来叩门，请求借地切腹，维护武士尊严。他在切腹场坐定后，要求选神刀流为介错人。家老允许，派人去找不果：传云神刀流病了。于是津云又点名两个武士，寻找后，却都称病不来。

在等候介错人的功夫，津云要求给四周坐满的武士们讲讲自身故事。他讲到废藩失国后，自己带着独女、与亡友之子千千岩求一块度日。后把女儿嫁了年轻人，生子金吾，一家四口苦斗贫困。但生活每况愈下，穷窘愈加深刻，女婿奔走街头，但孩子热病，锅无粒米。那一天，千千岩说去筹借，约好黄昏回来。结果深夜被运回的，是他的尸体。看到女婿切腹的竹刀，津云震惊万分。很快病重的女儿也撒手尘寰，津云空有真刀，眼看着小孙儿也夭折了性命。

——人们明白了：眼前的切腹人，正是前次切腹人的岳父。

津云继续讲述。他控诉虚伪残忍的武士，指出每个参与逼死千千岩的人，无论拒绝他宽限请求的、截断了他退路的，以及故意不行介错把他折磨至死的武士，都必须交还孽债。

津云摸出三个发结。原来他早就找了神刀流等三名参与逼死千岩的武士，制服他们之后，割下了其头上身份的象征。发结丢在地上，图穷匕首现。四周的武士拔刀而起。一场正义复仇的大战开始了。

津云在杀死六名、杀伤四名武士后，浑身伤痕累累。他且战且退，摸到了供奉着本藩家祖兜鍪盔甲的密室，夺走了兜鍪。此时，俨然大名脱下了武士的遮羞布，弃刀用枪。洋枪队一个排射，盔甲兜鍪被打得破碎。津云伤上加伤，反刀自刺，毅然以武士之仪切腹。

这部画面干净的黑白电影（桥本忍剧本、小林正树导演，松竹1961年出品），几乎描写了所谓切腹以及武士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锐地讽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严，控诉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难得地描画出高于武士名分的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阶层中严峻的格差及复杂的境遇。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在痛击并战胜了虚伪的武士道之后，切腹自尽，表达了士道的尊严人格以及这一形式的壮烈。

在众多明星（三国连太郎、岩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拥之下，仲代达矢扮演的津云半四郎，魅力无限，凛然矗立。这部黑白的日本电影内含严谨的分寸，是关于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绝好解说，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个补充版。它是一种熊熊燃烧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在中国层出不穷的下流制作——诸如张爱玲李安的《色·戒》之类——自惭形秽，崩溃融销，荡然无踪。

是的，聂政荆轲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穷极不言义，然后逞富不知耻的很多中国人，渐渐已不会如古代那样做人。中国虽是“士”的起源，聂政荆轲的故乡，但士之风骨对于太多中国人来说竟已毫无梦痕。左顾右盼，尽是粉墨乔妆的自贱，对比他人的“切腹”，我们唯羞愧而已！

中国还具备挽救古代传统的可能吗？

约束于大事，一诺如千金。当自己也直面着大义与个人的相克，不畏惧舍生取义——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华弃之脑后，却被日本视作传家之宝。

接着是血泊和毁灭，还有原子弹的恐怖。

古典的本质，渐渐湮灭了。

从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们的感受也如镂如刻。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中华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不能容许恶行的共生。在走向现代的途中，需要勇敢与献身，以约束和制止强权。它决非“皇民教育”，它与愚昧的忠君尚武，原本不是同道。

说到底，它最终是——美的人道精神。

二稿于2007年12月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黑骏马》、《清洁的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