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维新公子 先帝旧臣——陈三立从晚清到民国的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2 次 更新时间:2008-02-23 2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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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提要:本文讲述了晚清著名人物陈三立的心路历程。他在戊戌变法中,协助父亲陈宝箴奋发革新,而变法失败后失意政坛,诗酒怡情。进入民国后更是格格不入,成了“前清守墓人”。

  

  ■维新不同心

  

  一转眼,戊戌变法已整整110周年了。春梦并非了无痕,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他说,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即是代表。

  陈三立一度也曾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过“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

  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等湖南维新同道的分歧日益加深,有些分歧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但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陈氏父子则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开明的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不想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来代替“政治家现实的变革”。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古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

  1898年百日维新转瞬即逝,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湖南新政化为乌有。

  和康有为等人相比,陈氏父子的步子要走得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他们当时耿耿于怀的是渐进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冒进而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可想而知。

  

  ■旧臣空怀旧

  

  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都曾是“先帝旧臣”,毕竟同是戊戌维新党人,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

  自从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和他才在南京重逢。陈在“散原精舍”设下酒宴,特别“开五十年陈酒”,盛情款待梁启超。梁启超大开酒戒,开怀“相与痛饮”,“大醉而归”,追怀往事,禁不住“嘘唏长叹”,伤心不已。时务学堂学生蔡锷的早逝都引起了他们无限的伤感,他们同声叹息“今不可复得矣”。毕竟都是维新梦中人,阅尽兴亡之后,陈三立超越了对康、梁的恩怨,他们晚年的交往,凸显出内心深刻的无奈和时代的沧桑感。

  陈三立曾致力于革新,而最后落花流水都成空,等来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新时代。在他送给梁启超的诗中,最有意思的是“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两句。戊戌政变击碎了他所有变革求新的梦想,他从此以“神州袖手人”自居。

  1904年是慈禧太后70大寿,清廷赦免了康、梁之外的戊戌党人,并多次有意起用陈三立,都被拒绝了。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改朝易代,陈三立一而再地哀叹“我辈今为亡国人”、“负手了今昔”、“负手视劫运”、“负手对残棋”,始终不认同新生的民国。但是在日寇入境,大好河山即将沦陷之时,他身上又显示出了一种浩然之气。

  清朝垮台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25年,陈三立大量写体旧诗,虽然清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像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与其说他是个诗人,还不如称他是前清的守墓人。遥想当年,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与谭嗣同等同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

  

  ■济世佳公子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江西“义宁陈家”如今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陈三立生于1853年,1889年进士,曾担任吏部主事,不久辞职南下,湖北的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赏识。他一生功业主要是辅佐父亲陈宝箴推动湖南新政,从1895年到1898年,不足三年。

  1895年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生平第一次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一些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发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他将精通舆地的湖南学者邹代钧请回长沙,此前,他们在武昌一起议论国事,颇有共识。邹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当时的他们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因时势而成的湖南新政,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当然是毫无争议的中心人物,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是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并不是凭空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等“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因缘际会,聚集在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在他们的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两年间,有了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一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推动政治参与,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南学会”的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一代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在“南学会”示范、带动下,湖南各地各种学会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南学会”的分会,还有舆地学会、算术学会、公法学会、化学会等等。很多年后,史学家张朋园在《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中评价湖南新政运动,“在政治方面提倡参与,以群策群力来发挥团结一致的力量;在经济方面,力主开发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增强社会实力;在社会方面,提倡教育,发展人民知识,主张自由平等,期望人民皆能为国家效力。”

  以开民智为宗旨的时务学堂受到光绪帝的关注,曾夜读时务学堂章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盐税资助经费。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考试,录取学生40人。参加者章士钊、杨树达等回忆,陈宝箴亲临收卷,陈三立亲自“校阅文卷”。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陈三立主张请梁启超,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最后请了梁。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他说自己第一次读到《时务报》,“心气舒豁,顿为之喜”,认为“必能渐开风气”,此前他听说梁启超“乃旷代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

  事实证明,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对湖南影响很深。无论是请先生,还是选学生,都显示了陈三立的见识。1922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重逢,谈及蔡锷,他告诉梁,当年蔡锷来考时务学堂,只有14岁,文章不通,已经被排除在录取名单外了,是他看蔡锷年少特别录取的,果然后来有大成。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神州袖手人

  

  湖南新政推行的过程,阻力一直存在,1898年春天,左都御史、长沙人徐树铭就在保守派的怂恿下,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要求责令撤换梁启超,另外请人主持时务学堂。6月18日,陈宝箴保荐了“名位未显,而志行可称,才识殊众”的17人,其中包括杨锐、刘光第、陈宝琛等。刘光第与他素不相识,杨锐则是张之洞的门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举荐将为他们父子带来灾难。

  当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长沙,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的陈宝箴还致电荣禄,希望他能“息党祸,维元气”。9月24日,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谭嗣同、杨锐等“军机四卿”被革职拿办。28日“六君子”被杀。接着,张荫桓被发配新疆。御史黄桂鎏先后两次上折弹劾远在湖南的陈宝箴。10月6日上谕下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据说这是荣禄、王文韶苦求的结果,否则也有可能发配新疆。

  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唯以文章行谊,为世推重”。

  陈氏父子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是为儿子所误,王闿运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藩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

  对陈氏父子的议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陈三立主持矿务,一位朋友谋事被拒,心怀怨望,在陈家落难后,写匿名信嘲讽,“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陈夫人俞明诗看罢,微笑着说:“此二句却佳”。戊戌变法失败对陈家的打击之沉重是外人难以体会的,陈三立再也未恢复元气,但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将站立在历史中。

  

  ■诗酒长相伴

  

  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

  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此前,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人都在这个名单上。七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推荐14人,其中就有陈三立,称他“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的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33人名单,他也榜上有名。但他一一拒绝了。严复与熊纯如书中臧否人物,往往不露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初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就。

  自戊戌变法失败以来,陈三立便以诗酒自娱。他在晚清是典型的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他在民国却是遗老,依然是不合时宜。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陈三立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当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

  但是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作为“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融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忧愤唯此身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一病不起,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为夫人、儿子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选定了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西湖。

  1934年5月18日的北平,毛子水约胡适吃午饭,同座的还有陈三立,已是83岁的老人。胡适在留学札记中说陈三立的诗“言之无物”,但对其人还是相当尊重,当天日记中说陈“精神神智尚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衰迈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河山破碎,拖到1948年,陈三立才得以了却归葬西湖的心愿。如今我们能找到他在杭州的痕迹,大约只有牌坊山下一片茶园中那个寂寞的坟墓,寂寞地守望着日起日落。

  在杭州美丽的湖山之间,陈三立之墓迄今还不算一个景点,如果不是他有个儿子陈寅恪以学问人格为当世读书人追捧,陈三立差不多也被遗忘了。陈寅恪生前也有归葬在西湖父母、兄长墓旁的想法,他女儿陈美延证实,一代史家归葬杭州的心愿,多年来屡次申请,因最后没有眉目而作罢,前些年已下葬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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