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评论之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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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做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一直主张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

  

   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讲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而这一制度又是从英国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民主的摇篮,中国就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此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太先进了。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那个时候中华文明具有一种整体的投射力。不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的投射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有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具有世界的投射力。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在西点军校演讲,强调美国21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乃是美国怎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有报告称,到2005年时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已经领先第二核力量俄罗斯80%.

   再一个就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本书讲一个国家怎样获得大国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是看美国是怎么兴起的,另一段是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是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国是最好的证明,怎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顶级大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即能够用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为大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强调多元主义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文化体制优势。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么在本国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种多元主义下看人类历史,汉唐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是区域是整个欧洲。这些人原来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慢慢接受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

   中国人讲强国,着重的只是有形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英文讲的Power,是指人创造出来的东西,生产力、科技创新力,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力量、体制的力量。二战结束后不久,有一个叫赖肖尔的日本通在哈佛大学开了一门课―――东亚的传统和现代化。他讲东亚的时候,就把日本当做整个东亚最重要的国家来谈。学生不同意,他就准备了四幅亚洲地图。第一幅是常规的领土面积地图,第二幅是人口数量地图,第三幅是GDP地图,日本一下子就把中国、印度比下去了;第四幅是人均GDP地图,亚洲其他国家都变得一丁点大,日本则变成一大块。之所以强调用Power,是想说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国家竞争力体现为三个T

  

   要想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能够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具有持续的竞争力量,具有整体文明的上升力量,最根本的是要有三个“T”。

   第一个T,是技术,包括硬件技术、软件技术,也包括管理。管理也是技术的一部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不但要看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要看投资、研究或是开发的总量、比重,而且还要看效益。ISS(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2005年发表,数据是2004年的)比较了中国、印度、美国在技术方面投资的效益,发现在这三个国家,研究人员的总量(全职研究人员),中国有93万人,印度有120万人,美国有134万人。每百万人口中全职研究人员的数量,中国是708人,美国是4600人。研究方面的总投入,中国是270.8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3倍。研发费用占国家GDP的百分比,中国是1.44%,美国是2.68%.再看效益,科技方面的专利(全世界最好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中国注册了597项,美国注册了94110项,都是按照同一标准注册的。每项专利的费用,中国花了4660万美元,美国花了330万美元,后者研发的经济效益是中国的12倍。第一个T现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争议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少不了技术。怎么能够在技术上有大的发展,而且可以持续地发展,很有效益地发展,这就是第二个T了。

   第二个T就是“人才”。你要有技术,好的技术,先进的技术,最重要是要有人才。从第一个T的认识到第二个T的认识,真是不容易的。我就讲两个基本的例子,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1978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工作千头万绪,他提出“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抓教育和科技”,这是很有远见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都是花钱买设备,但买回来的设备太先进了,没有人会用。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没有高考制度,人才从哪来?30年来,我觉得要把改革开放变一下,就是“开放改革”,因为没有开放的前提,改革不好,因为改革要有参照,改革要有观念、信息的来源。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让自己越改越良,观念信息的参照是开放的前提,中国的国门只要是开放的,中国的改革一定会好,但如果把门关起来,一定不会改良。路越走越窄,代价越来越高,前景越来越渺茫。全中国过去3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最大的进步一定是发生在对外最开放的城市。所以从第一个T转到第二个T,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想要有好的技术,好的人才,就要有第三个T―――宽容,这才是制度性的东西。宽容体现在价值观念,体现在制度政策,体现在做事做人的方式,体现在层层面面。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什么叫做人才?人才是脑子特别灵活,特别爱学习的人,特别喜欢提问题,特别喜欢挑剔。人才还有一个特点是破坏,创新就是破坏。有句非常经典的话说“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的生命所在,它的破坏是为了创造,而且谁都不能够垄断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标准。

   一个社会,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只有在制度、法律、政策、管理等层面创造一个稳定、宽容的环境,才能够把本地人才的作用充分地发挥起来,才能吸引其他地区、社会、国家的人才到你这里成就事业,对创新有争议时,能让各种观念、各种做法(技术、管理、政治)有最广阔的事业领域。然后才会有越来越好的办法,越来越好的政策,越来越好的体制,越来越好的法律,这一切没有一个稳固宽容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美国做的一项研究很有意思,在美国的中心城市找一些指标,比如东北部的波士顿,以波士顿为圆心,画一个圈,300米范围内,全世界最有影响的2000个科学家当中,有600个人在这里。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波士顿出生,是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硅谷。为什么这些地方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就是吸引了人才之后,让他们有一种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流动率很大。只有持续好的环境,才能待下来,才能做出成果。

   三个T中间,第一个T也不是那么好做,但相对来讲争议不多,要从第一个T迈进第二个T,就很难,人才要有很好的教育制度,要有很好的创新制度,要有很好的财政制度,因为创新需要钱,风险投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好的人事制度、招聘制度、工资制度。人才也要有相应的回报。最难的是从第二个T到第三个T,这才是最根本的制度性的保障,也是最最重要的。

   19世纪以来,美国成为了全世界头号强国,它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挑战,它经历过很多次挑战,但至少到21世纪初期,它把所有的挑战都打败了,虽然自己也受了很多伤。凭借的是什么?宽容。所以第三个T才是所有形形色色的Power后面最伟大的。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希望每一个有能力对创造、保障、改进第三个T的人,都尽自己一份力量。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国家,才会变得越来越有发展的前景,越来越有更加光辉的明天。(本文系据现场速记稿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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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岭南大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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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看懂了后再说 yesman 2008-05-04 22:40:55

  zqq:请仔细想想丁先生讲的是什么问题,然后再发表高见不迟!免得别人讲西你将东,别人说南你说北。

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 zhuangyj 2008-01-26 20:20:02

  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但在考试内容与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西方的文官只是事务官,并不随民选政府进退,他们政治立场中立,以自己的专业服务于政府,保持政府运行的高效、连续、稳定与公正。文官不仅执行部门首长政务官的政策、命令,同时他们也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影响政策,因此文官们被称之为“永不更迭的幕后政府”。政务官们虽然担任行政首长,位高权重,但囿于任期和选举的结果,能上能下,可谓是一步登天,一步落地;而事务官们则循例逐级晋升,主要按照资历享受丰厚的待遇,但职位止于次长,因此也决无“非份之想”,各安天命,同舟共济。
  
  相比之下,中国的进士、举人们经过漫长的数十年寒窗,大多数人是用整个家庭、家族的财力供养,终于其中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人博得了功名,自然要回报,而回报只能在官场。例如翁同龢,在数百万的中国士子中,佼佼者,他年仅26岁就高中状元,真可谓少年得志;仕途也是一帆风顺,更为两朝帝师,自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中国文官们的最高理想“状元宰相”。但历经宦海40余年,深蒙皇帝厚爱,才得到协办大学士(清朝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两员,正一品,位列文臣之首。满人当官自有捷径,在此不赘,汉人非经数十年且要有万里挑一的幸运,否则不可能得此职。大学士之下还有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从一品,位列六部尚书之上;六部尚书满汉各六员,由于各省总督均挂兵部尚书头衔,他们同样有升任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因此协办大学士是一道高门槛,极难跨越。),不及一年就罢官回家,一切尽空。
  
  中国的官僚没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他们都是职业官僚,即除了当官别无他途,没了升迁都是抑郁,官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惟一场所。而官场则是一个阶层分明、等级森严的金字塔,顶端只有寥寥数名而已,每跨过一个阶层都困难重重,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到达顶端,且也已经是生命的暮年。由于明清官僚尤其是中下级官僚的薪水低,一个真正的清官必然穷困潦倒,官僚们只能寻求非法收入,否则不仅无法回报数十年寒窗以及整个家族的期待,甚至难以维生,因此贪腐无从禁止,成为官场的潜规则;而越高层越有能力贪腐,这更加剧了官僚对升迁的渴望和官场的倾轧内斗,生命所系即以生命搏之;一旦升迁无望,退休在即,便会加剧贪腐,捞最后一桶金。更可怕的是,官僚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政策的执行者,再兼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甚至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蛀空国家。西方从中国学到的只是科举的形式,虽然遗弃了科举,中国却没有从西方学到文官制度的实质。
   侯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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