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景嵩:初到剑桥:过关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6 次 更新时间:2008-07-22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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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话旧》第2章(1)

第二章 创新点(1)──突破斯莫鲁霍夫斯基理论的一个限制

2.1初到剑桥

2.1.1 第一批受益者

这是我到剑桥以后,师从巴切勒所做的第一个工作。那是在1979年10月,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来到这世界科学的圣地──剑桥大学。我们可说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事情决定在更早,那是在1978年的夏天,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我们通过了国家的英语考试,组织上决定以公费公派的访问学者身份送我们出国进修。由于那时和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我就只能选择剑桥大学。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把我的申请书寄到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系主任巴切勒那里。没想到我的运气是这么好,他居然接受了我的申请,这使我高兴万分。

2.1.2 最大的障碍

不过高兴很快就转为沮丧,我们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挨了当头一棒。原来他们为了测试一下我们英语的真实程度,把我们请到使馆进行了一次测验。这次测验的难度很大,据说比美国的托福难度要大很多。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这批刚从闭关锁国的环境里出来的人在那里打了一个大败仗。尤其是我,听力部分就干脆交了白卷。那是两个英国人在聊天,速度很快,声音又很轻,好像在说悄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交白卷。我一生中一向总是会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交白卷是我难以承受的事,心中懊丧程度可想而知。现在想来,这其实很可以理解。我那年已45岁。又是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培养大的。加以学的外语又杂七杂八,小学学日语,大学学俄语,只有中学是学英语,培养目标又只是为了阅读,没有学听力,更不要求四会。虽然考试成绩还挺好,特别是在1978年夏天国家英语考试前,我们在中国科大的英语训练班,突击了几个月英语的听说读写,最后能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国家考试。但实际上我们这点英语水平还差的很远,无法适应真正的英语社会。于是英语成了我们执行改革开放出国进修任务的最大障碍。我们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出国。我们的领队是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工作的翻译马雪征。她安慰我们说,别怕,这次测验只是为了解情况,不是为淘汰人。测验难度非常大,不要说你们,就是她这个专业翻译也考不好。不要说我们中国人,连英国使馆的秘书英国老太太告诉她,她虽是英国人,但是年纪大了,也考不好。因为这个测验词汇量非常大,速度非常快,要求被测试者不但有很好的英语水平,而且要有很充沛的精力,所以只有她的儿子来才能考好。马雪征叫我们放心,还是安心地准备到英国进修的事。虽然如此,我们这批人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伦敦。

2.1.3 伦敦的英语学校和巴切勒的否决

到了伦敦后,一些朋友很快发现伦敦有好多英语学校供外国人学英语。他们向我驻英使馆提出请求,请求允许我们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这些学校学英语,作为过渡以适应这个英语社会。我当然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大使馆了解我们的情况,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毕竟过好语言关是我们这批初出国门的人首要的事。然而巴切勒不这样想,他不同意我在伦敦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学英语。他有他的想法,通过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转达到我驻英使馆。说巴切勒了解温某人的情况,认为他没有必要在伦敦再学几个月英语,那是在浪费时间,温某人现在应该马上参加剑桥这里的工作。巴切勒已经把他安排在剑桥的达尔文学院,解决他在剑桥的吃住问题。所以她请大使馆转告我,要我第二天马上到剑桥的达尔文学院报到,然后就到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巴切勒这里来报到。至于提高英语水平的问题,巴切勒认为那是要通过在剑桥的工作和生活来进一步提高的事。我只好中断了找英语学校,第二天一早立即赶到剑桥的达尔文学院,办好手续安排好了吃住以后就快到中午吃饭时间了,我于是准备吃完午饭下午到巴切勒那里报到。没想到这时巴切勒的秘书又来了电话,问我为甚麽还没有去系里报到。她说巴切勒已在系里等了我一个上午。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巴切勒对工作竟然抓的如此之紧。 时间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只好用过午饭下午刚一上班,就到了巴切勒的办公室。一进门我就先对他表示了歉意。说:“I am sorry, I am late.”(我很抱歉,我来晚了)。这是我对巴切勒讲的第一句话。他随口说,还好还不算太晚。接下去我才明白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原来他们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刚刚要开始,我到剑桥后,巴切勒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参加他们的学术活动,他很了解我的英语水平,为了使我能听懂,他把亨特找来,坐在我的旁边,报告人一边在上面报告,他在我旁一边给我讲解。这就是巴切勒的作风,雷厉风行,一切以工作为第一,一点也不许浪费时间,立即投入工作,而语言则是要通过工作来学习提高。

2.1.4 巴切勒的“英语学校”

整个剑桥,包括他的系和那个达尔文学院,就是他为我准备好的一座“英语学校”。他们要求我积极地投身于剑桥的生活之中,从中来提高我的语言水平。包括学院和系里的各种 Party(聚会),报告会,以及每天上午和下午工间休息时,到他们的饮茶室 中去喝茶,和剑桥的朋友们聊天,这都是学习语言的良好机会,不可以放过。达尔文学院里没有本科生,都是博士生和博士后,素质比较高的年轻人,和他们一起聊天都非常愉快。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达尔文学院的一个Party,和这些英国朋友们交谈时,他们说我的英语讲的很好,并表示很惊奇,问我的英语是在那里学的?我说是在出国前短期突击了几个月学的。他们不信。我可讲的是实话。78年夏天突击英语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于“说英语”。我买了一台电唱机和一套英语的灵格风唱盘与教材。那可是纯正的标准伦敦音,我每天都跟着唱盘朗读英语,我的要求很高,不仅要会讲,而且在音调语流语气上都要和唱盘里的英国人讲的一模一样才行,不仅如此,我还要求自己把这些唱盘里的故事背熟,要达到能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地步,我知道这就是要达到能用英语思维的目标。对我这样当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而言,这要求其难度非常大。但我都能置之于不顾,跟着唱盘里的灵格风一遍一遍地,又不厌其烦地坚持朗读下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天气有多热。合肥的夏天热得让人难熬,汗流浃背,那时还没有空调,只能光着膀子来背课文。我的宿舍外面是一个露天电影场,一到周末的晚上,大家都聚在电影场,一面乘凉一面欣赏电影。这时外面太吵了,我就把门窗都关上,还拉上窗帘,这就使我更加汗如雨下,但是我不管它,继续朗读我的灵格风,一遍一遍地坚持读下去。功夫不负苦心人,时间长了以后,当时在安徽光机所听到我读灵格风的朋友说,确实有点像外国人在说话了。现在在剑桥,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得到了达尔文学院英国朋友们的赞扬,就更增加了我的信心。原来我的英语并不是一无是处,听力确是我的弱项,但看来我的说英语能力还可以应付这个英语社会。我就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剑桥的生活之中。有一次,和我住在同一宿舍的年轻人,可能想尝尝中国饭的味道,他们倡议,每个人轮流请客,亲自为大家做饭,每周一次。轮到我做饭时,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吃上一顿免费而地道的中国饭了。当然我做饭的水平并不高,我不会做大鱼大肉,只会做一些家常菜。但是当我在厨房里忙的时候,一位英国姑娘闻到我的罗宋汤的香味,禁不住跑到厨房里来,要求我允许她先尝一杓。喝过一杓以后,连声称好,要求我再让她喝几杓。等我做完了饭从厨房来到餐厅时,只见大家已经围坐在餐桌旁,对我热烈鼓掌表示了欢迎和感谢之意。那可真是一次难忘的晚餐。除了达尔文学院,系里的朋友们也很热情,经常有人请我到他们家去做客,巴切勒则是在每年圣诞节时请我到他家去过节。总之在剑桥的这两年多的时间,过得既愉快又很有收益,不仅在业务上也在英语能力上。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接触外,他们更加意地培养我用英语做报告的能力。1980年,他们请我在他们的大教室做了一个Formal Seminar (正式的大报告),讲我以前在国内做的云物理。事前他们的博士生先请我在他们的 Informal Seminar(非正式的报告)上讲了一遍。在达尔文学院也讲了一遍。听起来还可以了,最后才是亨特出场。原来他是系里面流体力学大组的负责人,他代表流体力学大组邀请我给他们再作一次正式的大报告,有了前两次非正式报告的经验,所以这次做正式的大报告时,场面虽然很大很隆重,但我却很有信心,结果很成功。这次报告很重要,我在本书的第六章中还会谈到它。1981年,巴切勒又要我走出去,到华沙和维也纳的两个国际会议登上国际舞台,代表他和我去做报告。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在准备报告时,他请了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来听我试讲,帮我准备好这两次国际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果然也很成功,还引起了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的极大兴趣,他们当场邀请我第二年到他们那里去再做一个一小时的详尽的正式大报告,这一次巴切勒不再找人帮我准备,在语言上他已很放心,看来我已在他的“英语学校”中毕业了。当然他还是有所指教,他要我在准备报告时要Practice,Practice,and Practice。(练习,练习,再练习)。他这个要求我照做了,效果很好。以后我把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不光在国外作报告,每次在国内做大报告时,也要先练习几次,做到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1999年春天,韩国光州理工学院环境工程系的李揆元教授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进行学术交流。这位教授是美国培养出来的。在美国得到的博士学位,又在美国工作了二十多年,已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是美国气溶胶学会会刊的一位国际编委,在国际气溶胶界很活跃。他说得一口非常纯正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在我报告以后他对我讲,我是他所遇到的中国教授中英语讲得最好的人。他也很奇怪,问我的英语是那里学来的。我如实以告我在国内学英语的经历。他摇摇头,表示不相信这样的经历可以学好英语。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向他解释清楚。现在当我写这本书总结我当年过语言关的历程时,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我还有一个在英国学英语的学历:我是巴切勒在剑桥的“英语学校”的毕业生。从这位李揆元教授的反映看,可以说我是巴切勒“英语学校”的一位基本上合格的毕业生。我确实应该加倍地感谢巴切勒对我的帮助和培养。这里在“合格”二字前我加了“基本上”三个字,确有必要。因为直到现在,听力仍然是我的弱项,虽然是有些进步,而说英语也主要局限在我搞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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