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张爱玲出的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9 次 更新时间:2008-07-22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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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一、主题先行

李安对于张爱玲的无限敬意,体现在他对于张爱玲的体谅理解上面。当李安说这是张爱玲的“忏悔之作”,其中张“明写易先生,暗写胡兰成,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是非常精准的。小说虽然只有区区28页,但是张爱玲声称写了三十年,啃噬她内心的那条蛇也存活了这么长时间。忏悔之作也可以看作“辩解”之作:她与胡兰成的关系并不那样顺理成章,她是挣扎的,感到需要有所交代。

处在辩解中的人是怎样的状态?遮掩、延宕、吞吞吐吐都是难免的。这就决定了这部小说一反张爱玲通常的洞烛幽微,在遇到自己时她不得不手下留情。作为小说它在布局上是不匀称的,打麻将这样无关紧要的东西占了太多的篇幅,而关于易先生如何“潜入”王佳芝内心,只是一些结论性的意见,明明灭灭地闪烁着。比如“洗了个热水澡”、“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之类,被人们遗忘的还有这句“权势是一种春药”。这些都可以看作张爱玲三十年间反反复复自我剖析的结果。

由于“目的地”是这些不同凡响的结论,小说本身是带有概念化嫌疑的,对于王佳芝本人的心理描写,是能省就省。比如她与不喜欢的男同学上床之后的感受,甚至她与易先生上床之后的感受都不为所道(“就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的睡一觉了”。)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很像是一篇说明文章,说出多年思考的结果,比展示过程本身更加重要。

张爱玲终于想通了的这些结论是用来干什么的?是在互相矛盾的身份之间架设桥梁,是要在一个人黑与白、阴与阳、正面与负面的角色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来。在与胡兰成的关系当中,胡兰成的身份是双重的(通敌者与情人),那么张爱玲也随之被抹上了双重身份(通“通敌者”与情人)。说张爱玲完全不在乎那是将她看得太轻了。某种双重性还应该包括张爱玲这么一位骄傲的女性,与胡兰成交往中或许感到的屈辱,这个裂缝同样需要弥补。因此,在这个故事中,“性”远非它本身,而是要担当起一个“沟通大使”的角色。

而一旦李安拿下张爱玲的这部小说,他首先接受的就是张爱玲的这个难题,或者说不足。而他越是尊重张爱玲,便越是将张爱玲的缺点放大。被吵得沸沸扬扬的这部影片中的“性”其实并不扬眉吐气,它只是一个“通道”,一个“中介”,是一个被捆绑被利用的角色,一个历经曲折而送出来的结论。它不是欢快的,而是绝望的,那是因为它负担太多如同穿了紧身衣一样地不爽。这就使得观众观看它的时候不能不具有双重眼光,看得疑疑惑惑、提心吊胆一般。有观众提到易先生将王佳芝捆绑起来那一段,他想到的是姓易的这家伙要拷打女性地下工作者了。

二 结构开裂

因而这部电影不像李安说的那样“复杂和模糊”。特工、暗杀、秘密情人这些扑朔迷离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的,骨子里却是单纯和统一:当“性”浮出水面,王佳芝晦涩的处境得以澄明朗照。其实贯穿影片始终,年轻学生王小姐的内心一直是波澜不惊:她的爱国心是单纯的,当麦太太是单纯的,与易先生的关系也是单纯的,影片中那位老地下工作者特地赞扬了她心地单纯这一点。而越是不包含张力的叙事,其结构最容易开裂。因为一心想着要像捆口袋那样捆起某些东西,肯定有另外一些捆不住,于是就让它们放任自流了。说到底,这是一个具有深沉内心的故事,但是却裹在一些幼稚轻浮的外表之下,许多东西拢放不进来。

其一:其余学生的表现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在香港的那部分,年轻人作出决定、租房、练习打靶及选择谁是王佳芝的性启蒙老师,始终都像是涂着红脸蛋在台上演戏,尽管王佳芝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三年之后在上海重续旧缘,但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长进,对于此前的行为是否有过反省或改进,仍然是同样冲动与冒失,看起来他们更像是一群陪衬的小丑。如果说这是另辟蹊径的“讥讽”,像张爱玲说的不要落入此类英雄人物先前的俗套,那么可以说这种讥讽是十分概念化的,由概念化导致脸谱化。

其二:麻将牌的部分是游离的。有消息说有北美的批评家对冗长的牌桌戏感到不解与不满,没有看电影之前第一反应是想这些北美观众如何理解中国人在麻将桌上所下的功夫和心思,但是看完电影之后才明白——原来花了许多笔墨描写的麻将戏,并没有积累起更多的信息,以便带到下面的叙事中去,与总体叙事产生一种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它们属于易太太的生活,与易先生、王小姐关系不深。李安辩解说张爱玲小说本身麻将牌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但张爱玲那是欲盖弥彰,那枚六克拉的戒指也是欲盖弥彰,它是让问题浮出水面的道具而已。

其三:在汤唯与梁朝伟身上,都存在着难以缝合的漏洞。汤唯的表演应该是出色的,问题不是出在演员身上,而是结构性的,这个人物是由“人工焊接”而来:她既需要有一张单纯的娃娃脸,可以任意涂抹,同时又要深文周纳,拥有类似张爱玲那样的大智慧大深沉。而梁朝伟的问题则更大。张爱玲的小说中,易先生并没有两次受过美色迷惑的前科,目前影片中易先生作为专业情报家,多次与外来人员打交道不慎,差点翻了船,这种安排是经不起推敲和漫不经心的。梁朝伟的表演固然“深刻”,而当他一开口—— “(因为)你长得那么漂亮”,便露出浅浅的马脚。

造成这些游离与开裂的原因,根子在张爱玲本人。当她硬要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便对其余的人们及事情关上大门。影片中汤唯“娃娃脸”的表现,在某个程度上反转透露了张爱玲自身的经验不足。对于他人的洞若观火,并不代表她在处理自己事务上同样练达成熟。

三 权力关系

而张爱玲交给李安最大难题还在于——她用结论性语言交代的惊人谜底,李安则需要通过镜头来具体呈现。张说“热水澡”之类只需一句话,而这要让李安与他的演员们折腾数日,弄出好几分钟的出格镜头才能坐实。这就有了影片中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的“虐恋关系”,看上去这是表达刻骨铭心经验的最佳选择。它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也有捕风捉影的体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权势是一种春药”那句话。

单独来看,虐恋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施虐者与受虐者一方是控制者,另一方是被控制者。但是如果将这个关系平移到现实生活中来,借此表达实际生活的权力关系,笔者始终觉得深为不妥。起码虐恋关系中的双方是愿意的,是互相享受的,受虐者远非等于现实生活中的被剥夺者权力者。虐恋作为一种文化或性心理方面的独立性,通过这个极端事实可以看得清楚:希特勒在现实中是一个虐待狂,但据说他在性生活中,却扮演受虐者的角色,他的现实权柄并不自然延伸到他在性生活里与他人的关系中去。

而要说明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只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最好的办法也是让这位易先生与王小姐调一个个儿,让他来扮演受虐者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与他现实生活中大权在握的重要身份分开,他与王小姐的关系便不是他实际权力身份的继续。显然,这位王小姐也并非一上来就是爱好受虐,她与同学的第二次她本人是在上面的。因此,将易先生与王小姐之间说成是“弱肉强食”的关系,恐也说得过去。从弱肉强食中产生脱胎换骨的爱情,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张爱玲通过几十年的反省自己承认的这点局限性,影片并没有体现出来。

这种弱肉强食的关系,几乎体现在王佳芝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上。包括她的同学,也包括那位地下党的领导。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王佳芝习惯性地将来自别人的指令,统统转换为自己的意志,只有点头首肯,从来不说“不”字。她无权无势的屈辱遭遇,经过一系列中介转换,最终演变成内心的狂欢和新生的机遇,这就使得这个人物仅仅看上去秀色可餐,如刚出炉的妓女般新鲜诱人(票房的号召力一半在此了),但骨子里却像个木偶(玩偶)一样呆板、不好玩、不够有趣。

(原载《新京报》2007年11月7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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