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母亲放飞的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5 次 更新时间:2007-07-30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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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某种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生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母亲的爱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要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脾。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签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来,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和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竟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候买些伊拉克密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练,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母亲将我们放飞

我在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个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二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全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母亲绝无一分钟的动摇,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几年后,我已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近五年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遇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以后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机,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拨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一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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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我是刘心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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