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教化两者很难区分，常常是寓化于教，这在中西方都一样。但在方法上，中西方文化还是表现出很大的区别。

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为了取得执政的合法性，便宣扬“天授皇权”的理论。在西方，为了证明这种合法性，当时的宗教首领——教皇或主教还为每位君王登位时加冕。因此，当时西欧许多国家施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宗教负责对人民进行教化：信仰上帝和服从皇权。

但从18世纪开始西方社会通过艰难的思想启蒙运动和不断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权思想日渐扩大和深入人心。按照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人是上帝创造的，但人类社会却不是上帝创造的，逃出伊甸园对上帝的背叛就是人类注定的命运，逃离的人类创造了自己的世俗生活和世俗社会，也产生了与神权对立的世俗治权。人类的世俗世界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创新，也不断变得越来越具有价值，于是就有了第二次从上帝的教庭中的逃离，延续了许多世纪“政教合一”的政体分崩离析。因此，道德的养成仅仅是个人的事，学校并不刻意教育，反倒是社会更多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反观几千年的中国社会，虽然也讲的是“天授皇权”，但并无宗教紧密配合，因此，巩固皇权，教化人民的责任便要由教育来承担，五伦纲常的封建说教充斥着整个古代典籍中，偶有民本思想的闪光，但终未能演变成主流思潮。 不需要科学文化知识，只需听话的奴才，扼杀思想，抹杀人性。

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了中国近代百年的贫穷落后，丧权辱国，仁人志士一次次奋起，却遭到残酷的镇压。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就义，“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些话语至今听了仍叫人血脉贲张，但当年菜市口法场四周却围满了麻木的看客。事实说明，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何来先进的文化，又何谈正确的教化。

今天，皇权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教育同时教化的责任却继承了下来，并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发展成单独的一门课程。并把内涵是以民众为主要对象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感化的教化，片面地理解为就是宣扬现时政治人物的言行举止和事迹。教材的频繁变动和过快地更换，不但浪费社会资源，同时也使受教育者迷惑迷茫，最后导致信仰迷失。

那么，教育到底要不要承担教化的责任呢？当然要承担，就是西方教育中也深蕴着教化的理念。但它决不是说教，更不是某种精神压迫，它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穿越了几千年时光留存下来的精华，它是温暖愉悦的，叫人心悦诚服的，能为全体人民接受并被感化的。因此，它不是生硬的、机械的、孤立的，也不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它是自由的、活泼的、生动而有趣的，它融化在我们的美术、音乐、体育课里，闪烁在我们的文学、历史、哲学课里，它映射着先人的大智大慧，它凝聚着先烈为国为民的不朽精神。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和雷锋叔叔的笑容一样灿烂美好，这样的美德已经超越了阶级、党派、种族、地域等等一切人为的划分，升华成全民族的灵魂。

教化从来都是潜移默化的，正如春雨润物，细语无声。《天鹅湖》的优美典雅，《梁祝》的婉转凄美，拨动多少人心底善良的心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俄罗斯草原的寂寥静谧，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凄清，《背影》中的忧伤，甚至鲁迅小说中最打动人的既不是《阿Q正传》，也不是《祥林嫂》，而是那篇充满淡淡伤感和痛楚的《伤逝》……野塘无人舟自横，多少人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

因此，要逐步实现教育管理权力的分散化和民主化，这样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才能多样化。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学校才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要求，设置不同的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去发挥发展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通过比较和竞争，全面发展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回首看一下当年的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等众多优秀学校培育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多少光辉璀灿的大师和学人，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深刻反思，如何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优秀的教育体系呢。思想从来都不是靠灌输的，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产生伟大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新中国，邓小平理论带来了中国的繁荣富强。思想有多远，行动才能有多远。

先进思想的启蒙靠得是对心灵的教化，而教化只能贯穿在整个教育的全部过程中，完成在社会生活和实践里，并不能终结于某一门课程的灌输。教育和教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中西方的做法却大相径庭，仔细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否能对我们有所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