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0 次 更新时间:2007-07-20 02: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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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用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扩展和修正了刘易斯模型,并以之作为分析框架,描述了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路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揭示了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效应,如何通过人口红利的利用、比较优势的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和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本文还通过观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最新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做出预测,分析了在这一转折点到来之际,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将面临哪些挑战,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作者:蔡昉,1956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中,呈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的主要环节是:人口转变显现出它长期隐藏的经济含义,即通过对生产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影响,正在耗竭着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源泉——单纯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并且相应地创造了调整城乡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加快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由于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个双刃剑,既可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一个均衡陷阱,因此,只有科学地认识这个新阶段,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本文用中国经济增长经验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含义,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刘易斯转折点的经济发展含义

  

  刘易斯(Lewis ,1954)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时,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1].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2001,第8页)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不仅认为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且也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因此,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Ranis ,2004),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经济学文献还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若干标识性变化。下面,我们分别阐述作为转折原因和结果的两个基本标识。

  首先,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的人口转变过程的完成。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剩余,从而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在健康和卫生水平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人口增长率提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长期处于很高的水平。但是,人口转变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开始发生改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则进一步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刘易斯(1989)本人就曾经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

  其次,劳动力短缺促成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理论范式,表面上是对性质不同的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Fields,2004)。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Todaro,1969),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具有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的变化,产生于农业中工资增长率的相对提高。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也作为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经济部门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的基础部门,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引起的一个现象则是,农业工资与生产率的关系越来越符合经济学的理论预期(有关的经验论证,请参见Watanabe,1994)。

  

  二、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

  

  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但是,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却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微观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率,却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是负数(帕金斯,2005)。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04年期间,中国GDP 以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改革开放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

  首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代理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王德文等,2004)。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这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增长特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就业面的扩大,而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实现的。

  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超过1亿人[2].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3],我们得到了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我们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4].第二种情形是按照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我们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中“打工收入(I )”和“打工收入(II)”,2004年为13229亿元到15980亿元之间。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所致。

  

  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经济改革不仅通过在微观经营环节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了技术效率,还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已有的许多研究(如帕金斯,2005;Wu,2003),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提高。还有研究具体估计了不同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和微观技术效率改进两种效应,发现前者对1978-1989年期间GDP 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1%,而后者只有3%(蔡昉、王德文,1999)。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

  第三,对外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在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以翻几番的速度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主要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之所以能够充分获得人口红利,除了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之外,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人口转变的提前完成。通常,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Williamson,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

  利用历史数据和预测结果,我们可以完整地观察到这个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如图1显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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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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