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伟: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3 次 更新时间:2024-05-20 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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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伟  

内容提要: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

关 键 词:翻译研究  话语建构  文化转向  后殖民翻译

 

翻译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而且还是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和思考。①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概念被提出以来,翻译的文化要素、历史要素和社会要素在文学翻译、文化翻译研究中越发引起学者关注。文化和历史是深化于文本两端及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其社会内涵深深地影响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和历史在翻译中影响的仅仅是文字本身或是文本思想本身吗?文化和历史对翻译思想具有怎样的影响、对翻译本体具有怎样的翻译实践指导、对民族或者国家翻译话语建设又具有怎样的价值?作为译者又应该从文化和历史中汲取哪些营养、如何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更有助于推进翻译的“文化与历史”思考,并从理论与实践、战略与策略多重视角指导翻译行为,促进翻译学科与翻译思想发展。同时,以文化和历史为视域构建中国特色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也是摆在中国译者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

人文传承、人文认同、人文独立、文化自信以及历史自信离不开民族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近现代以来,中国长期被笼罩在西方强势文化的穹窿之下,伴随着民族意识觉醒,力争实现突破西方文化束缚,认同和尊重本我文化,树立本我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成为国内文化有识之士的不懈追求。中国翻译话语是中国翻译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②,无论是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更好地“走进去”,抑或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翻译话语系统,均涉及一个核心概念,即“中国特色”。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强化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特色的文化符号,从本我文化和历史深处寻回自信和力量,在文化上找回自我、认同本我,并在文化和历史的时代建构中消解西方强势文化压抑,摆脱“欧美意识”,突破强势文化束缚。然而,“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和摒弃,抑或是“颠覆”,而应“被理解为背离和尊重”。④“背离”不是简单的背叛,而是在了解和学习的基础上形成文化突破和超越,对不同文化进行融合、创新和本我性发展;“尊重”不是一味地接纳和吸收,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继承,尊重欧美文化和其他外来异质文化。

将本我历史文化及异质文化引入翻译界,对中国文化长远发展及文化外译具有重要价值。“引入”的本质并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为了摒弃异质文化,其核心以重视和尊敬不同文化为根本,对历史文化和异质文化批判继承、融合创新。这种“继承”和“融合”不是死板性地复刻或是简单粗暴地“拿来”套用,而是有所扬弃地、批判性地“继承”“融合”,在“继承”“融合”过程中汲取优秀的成分、具有力量的成分、能为本我文化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成分,以此发展民族文化,助力本我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及创造性转化,促进异质文化为我所用,“并以之为艺术创新的源泉”⑤,增强自身文化身体机能,实现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双重性发展。“批判”作为“语言武器(verbal weapon)”⑥,是对历史和文化的自省,是对异质文化的过滤和筛选,同时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正视,对异质文化挑战的直面应对,把它们当中正面、积极、充满力量的成分投射到现世中来、投射到本我文化中来,融入我们新时期、新时代的新文化实践,这即是历史自信,也是文化自信。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是突破强势文化圈囿的有效方式。在不断地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实践中,对外来异质文化经过消化、吸收、转化、净化后,将其有益部分最终升华为“本我”文化,形成文化“特质性”与“多质性”融合,使本我文化世界性发展和外译传播文化有效融入的根基得以巩固和强化。

批判继承、融合创新历史文化和异质文化作为一种巨大的文化源泉,其不仅可以推进中国文论发展,对中国译论发展也具有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助力作用。通过从历史文化、异质文化中获取养分和力量,可以内化、升华本我力量,完善自我。后殖民主义翻译观便是基于文化认知开创一种翻译理论新风。他们认为,在文化和历史双重视域下,翻译不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成为批判和创新的手段,原文的终极主导意义在该视域下被译者拒绝,译者更加关注吸收和转化原文文化与语言,通过净化和内化形成适应本我文化的全新文本。这里的翻译“不是占有、肢解、毁坏或是吞噬(原文),而是心怀敬意,热爱并吸收(原文中的)优秀血液”⑦,进行创造性翻译。这种翻译是以原文为养料的跨越性、新生性翻译,是活跃于静态文字之上的动态性翻译,其不但为译文注入生命和活力,同时反作用于原文,为原文注入“译入语”的优秀文化成分,给原文的再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这种翻译是一种浴火重生式的突破和创新。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种创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将文学创作“融汇到时代的潮流中,回应了时代的课题,从而获得自身的持续性发展”⑧。翻译作为创作,延长了原文的生命,赋予了它新的面貌,使其在新的时空中得以新生。在文化和历史视域下,原文和译文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转化:不是译文依赖原文而存在,而是原文依赖译文而存在。因为在对原文进行批判和创作性翻译的过程中,原文被译文消化并吸收,“转化”为译文的营养和内在力量,原文在译文中得到重生,原文的意义和生命在译文中得到全新延续。在批判和创作中,翻译摆脱了对原文的死板性复刻,不再亦步亦趋,走上了以原文为基础进行意义再构(reinvention)和文学再创(recreation)的路程,在这里原文被超越了。

在文化视域下,翻译超越单纯的文字转换和传统的语言功能置换,成为“获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⑨,即译者把自己欣赏的“原文”消化吸收,通过净化把“原文”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并通过“译文”把这种力量融入自己的民族。同时,翻译成为“滋养行为”(nourishing act)⑩。在这里,译者不仅从原文中获取养料滋养自己和译文,而且从“原文”背后的语言、文化中获取源语营养,通过“译文”将获得的滋养纳入本民族语言、文化。此外,翻译还成为“积极确认行为”(act of affirmative play)(11)。翻译在文化指引下使原文得以重生和延续,原文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原文的“后世”(afterlife)在译文中得以筛选和确认。最后,翻译成为“输血行为”(act of blood transfusion)(12),即译者从“原文”中获得新鲜血液,通过翻译输送给“译文”,使“译文”的生命更加鲜活。翻译在这里跨越文本边界,走进文本多重内核的空间,捕获文本语言和意义的本质,译文的光芒在这里闪耀;译者则摆脱原文的束缚,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格局中透视原文,以超越性视角汲取原文力量、营养和血液后,进入新的创作境界,自由徜徉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间。翻译成为这几个行为之后,在这里升华了,转而成为“诗歌创作(verse making)、意义再构(reinvention)、再创工程(a project of recreation)、意象重建(reimagination)、光明移递(translumination)、文本逾越(transtextualization)、越界创作(transcreation)和诗乐重谱(poetic reorchestration)”(13)等等。新生代翻译家通过采用“相对论述(counter-discourses)、挪用(appropriations)、混合(mixtures)与杂糅(hybridizations)”(14)等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翻译新策略以及改写(rewriting)、增益(adding)、删减(subtracting)等常规文化翻译策略,升华了翻译,创造出本土与国际相结合的多样性新风格译作。

翻译是一种语言融合策略,是某种形式的“征服”,是一种“颠覆”和“反叛”。在操纵主义翻译视域下,译者的主体性需要觉醒,觉醒的译者主体赋予翻译新的生命。他们认为“原文的生命在不断更新中,在开花结果中得以实现”(15)。翻译就是更新,译文就是原文开的花、结的果。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认为翻译是再生,每一次翻译,都是新意义的创造,而意义与时间、文化深刻相关。鉴于此,翻译文化学派把翻译纳入宏观文化视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翻译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后殖民主义翻译视域中,文化和历史成为翻译的殖民功能的内核。我们认为,翻译应被视为民族认同与民族叙事的方式、被看作是文化和社会转变的重要因素。因此,翻译的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为翻译指出了新的方向,即通过翻译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历史自信,唤醒民族(文化)意识,为民族寻求文化话语和政治话语、构建自我意识形态和价值。

翻译的文化和历史立场,开拓了翻译理论新空间和实践新天地,为国家和地区形成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拓展了空间。即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从文化和历史层面以发展和力量的视角面对本我文化、异质文化、强势文化、束缚式文化、冲击式文化、包围式文化、侵入式文化等各种文化,其独特之处就是体现出批判性和继承性、反叛性和颠覆性相结合。但同时又对本我历史和“异者”文化充满客观和冷静,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它冲破了单一翻译理论的樊篱,融合了文化理念和历史理念,为人文翻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文化视域下的翻译不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积极的“转化”“净化”及升华;对“原文”及“原文化”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而是客观的、积极的接纳,并通过消化吸收“转化”“净化”为自己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原文”和“原文化”没有消失,而是以全新的“自我”在“译文”和“译入语”文化中呈现和存在。在这里,文学、文化翻译可以是跨越性的、超越性甚至跳跃性的;翻译不再是单纯的线性翻译,或单纯的点对点翻译,而是具有民族导向、文化导向、身份导向、话语导向的元素,翻译超越原文、跨越原文、跳跃到新的层面,在文化和历史的向量中吸收力量、融合力量并形成力量,在原文语言和文化的边界,突破束缚,跨越到译文空间。

文化和历史具有动态性,文化历史视域下的翻译也是具有原生性的动态性翻译。“诗歌不需要家园,它的家园在他处”,“诗歌是个漂流的灵魂”。(16)原文如同诗歌一般,需要在文学和美学的历史田野中不断寻找自己的时空家园,在动态中延续诗文后世生命。文本与语言“意义”也在动态中变化,是“时间”“空间”和“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在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翻译的家园正是原文不断意义重生的后世译文所在之地。这里的翻译是动态变化中的翻译,也是一种人类学式的翻译。传统的翻译观寻求一致性和对等性,而文化视域翻译则以给译文以生命、构建“译入语”文化和力量为旨归,不再以原文马首是瞻,力主对原文进行突破性翻译,充分考虑“译入语”受众心理期待和文化期待,为实现文学目的和满足受众需求,倡导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创作”,让译者的思想之翼自由翱翔。更为突出的是,“译入语”受众的需要和译文在这里被置于原文之上,这正是人类学式的文化翻译视域。

通过消化吸收原文进而进行内化、创造和重生性翻译,有助于强化本我文化身份,改变本我文化的弱势状态,实现文化自立和历史文化自信,构建本我特色文学、文化话语,为文学、文化翻译提供新的翻译视角和翻译手段,为本国文学与他者文学间的互译提供新的译者心态和翻译行为、态度,担负起重塑第三世界文化身份的使命,为第三世界反对霸权文化以及去殖民化提供有力工具。翻译不再是对原文亦步亦趋地追随,更不是对原文机械地模仿和复制,而是客观冷静地对原文进行具有目的性和批判性的解读与创造。翻译解放了原文,译者从原文中得到自由,译作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原文”“原文作者”以及“原文”背后的文化在文化视域中得到重新认识。对于那些有益成分,译者应该心怀敬意与热爱,才能对其消化吸收,才能“转化”和“净化”为“我”的力量,“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17)。这是文化视域下的翻译内核,这里所指的翻译的文化是优秀文化、有益文化,而优秀文化、有益文化不单单指“强势国家的文化”,它指向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界面里的“优秀文化”“优秀文学”及各种上乘之作,这里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化”反叛和颠覆,而是对其改造和升华,这不是单纯的“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抗,而是“本我文化”“元文化”内化“异质文化”后的浴火重生。这里的翻译是“双向”文化互惠行为,该视域下,本我文化作为“元文化”立中为“本”,积极吸取外来文化之长,在翻译过程中,力求实现本我语言文化和外来语言文化你我相融、彼此交织,让异质文化在本我文化中“为我所用”。与此同时,把本我文化中的“特质性”不知不觉地注入原文中,使原文在悄无声息中得到译文文化的滋养。这里的翻译,使“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互通性和互惠性,“弱势文化”可以通过消化吸收“强势文化”中有益的部分,滋养自己,为自己获取力量,造就新的“自我”;“强势文化”可以通过消化吸收“弱势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自身文学、文化。在这里,翻译突破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单向流动的樊篱,打通了文化双向互惠的理论渠道和实践之路,正如英语诗歌在庞德翻译中国诗歌之后才得以丰富其诗歌形式一样,翻译为英语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新的动力,翻译不再是对等和忠实再现,文化也从同化的偏执追求转向融合发展。

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角逐,译者在两种语言文化角逐空间中时刻受到“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拉扯”。在这两种文化中,译者如何“站位”是横亘于翻译界的议题。同时,还受制于一些相关的翻译外要素。譬如有一定传播信誉的人,其见解更容易为大众认可,推动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接受,促进本我和他我的交融。在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翻译秉持“本我文化”为“元文化”,坚持“本我”、守护“本我”、发扬“本我”,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积极吸取和转化“异质文化”,对“异质文化”不排斥、不摒弃,客观、冷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入“本我”,超越“自我”,形成“新我”。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也便是民族的,这是翻译文化观和历史观的理论内核。为民族文学找出路、为文化认同寻路径、为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开路向、为国家话语兴建构是文化历史视域翻译观的民族追求,在“民族性”指引下,文化翻译倡导和秉承归化翻译,注重译文契合“译入语”的通顺性与传神性,通过归化凸显“本我”文化地位。在归化翻译过程中,民族文化自信得以切实体现,民族和国家自主心态也得以在文学中展现。

在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翻译立足于历史和文化,是历史的再现,是民族的光辉,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融合。“过去”指从国家历史、民族历史中挖掘力量,“现在”指当下该如何作为,“未来”则指向发展前景。把历史的力量为现在所用、为未来拓展空间,不仅有利于创立属于自己的译论和文论,更有利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的翻译话语,这对我国创立和发展本国译论、构建中国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与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译论建构、文化外译与传播的立足点和起始点。译论既是人文思考,又是哲学思辨,更是基于历史与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创作。自信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在近现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潮洪水般的冲击下,很多人质疑、甚或是忘却了我国固有的优秀历史、优秀文化,面对强势西学,动摇了本我文化信心,动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自我消解了本我历史和文化价值及自信,忘却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民族拥有着众多闪耀着熠熠之辉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作为翻译学者和文化传播者,应当对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充满信心,更应以文载道,积极弘扬和发展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的翻译为文化自立、文学自立、译论自立指引了切实可行的方向和道路,对树立和强化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实现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具有重大价值。所以,在强势文化面前,即便是欠发达民族的文化,也不是乏善可陈、无甚可为。相反,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充满信心,深挖本我文化和历史记忆,既是构建本国译论的基石,又是更好地做好本国文化外译和传播的前提和条件。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不是“厚此薄彼”,不是夜郎自大,也不是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摒弃,而是树立“元文化+和文化”理念。“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元文化植根于本我文化历史深处,源远流长,纵然历史风云变幻,元文化依然代代相传,是民族特色和历史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元文化理论思考有利于提高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自信度与对相关翻译理论问题的阐释力(18)。然而坚持“元文化”并不是要摒弃“他文化”,更不是要建立“中国中心论”,而是“在深度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国际视野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实践中创新运用中西方优秀文化元素”,(19)形成“和文化”。“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20)“元文化”是根本,是特色,“和文化”是融创,是新生,两者融通共生,辩证相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1)。由此可以看出,弱势文化在“元文化+和文化”视域里不再是卑微的、怯懦的,相反,在面对强势文化时,它能够不卑不亢地进行正确的取舍,保持真正的独立自主,“坚持民族特色与世界认同相统一”,“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22)“元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是民族文化“特质性”,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和文化”是为了汲取“异质性”和“共生性”,为民族文化注入生命力,使民族文化保持勃勃生机,这也正是大道归一与和而不同哲学思想的呈现。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便是民族的。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学,需要自身“民族性”,“民族性”失语,将导致中国文学失灵,而“民族性”正是源于“元文化”。然而,让世界接受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显然只有“元文化”是不够的,异域受众的文化期待和心理期待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域外文化的“异质性”需要融入中国文学外译、文化外译的过程中,让“元文化”和“他文化”和而共生,形成易于域外受众接受的、同时具有中国元素和异域元素的翻译话语,因为话语体系“承载着个体、国家和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23)。翻译是国家对外话语建构的语言力量,在潜移默化中通过翻译话语将中国文化、中国形象传播向世界,并让世界逐渐认同,同时将世界的优秀成分在不知不觉中输入到本我文化的自身建设中。翻译的文化和历史视域为翻译话语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途径,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元文化”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偏执的,对待“他文化”不是敌视的,也不是就范的,而是在“元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净化、内化“他文化”中有力的、有益的优秀力量,进而升华成“本我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话语和对外话语。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话语建构以及文化外译强调的并不是“地域性”和“唯我性”,而是人文性。人文性关注的是文化历史观下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统一,表现为理解和尊重,注重双向适应和发展创新。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的文论和译论的建立是基于民族现实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需要,是以历史、元文化为根基的人文性创新,其理论指向及应用指向并不是单纯地圈囿于某一地域性,而是全球人文领域内的“本我性”认同,是为弱势文化、弱势话语寻求世界话语的途径,是为文化互进、文学互进提供双向触点和可能性,这正是中国特色翻译话语建设需要重视和突破的。这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构建开拓了新的空间,中国可以更好地将自身的文化、历史、社会介绍给世界,同时也可以将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历史引入中国,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构建是“人和”性人文话语构建,不是让世界变成中国,也不是让中国变成世界,而是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构建是“交流”式人文话语构建,注重让中国走向世界,也注重让世界走进中国;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构建是“和合”式人文话语建构,注重让世界接受中国,也注重让中国拥抱世界。中国特色翻译话语指向人类人文交流,而不是“唯中国”论。

结语

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的翻译坚持本我文化特色性,使本我文化的文化身份得以强化、清晰、明朗起来。从民族文化历史记忆中展开自省,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独立、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摆脱西方话语霸权制衡;尊敬“他文化”,悦纳“他文化”,融合“他文化”中的优秀力量,形成升华创新的本我力量,既加强自身文化建设,也有助于赢得世界对本我文化的认同与赞赏。解构主义等翻译理论作为新的翻译概念和主张走进文学领域,为本我文化冲破西方翻译理论的禁忌和樊篱提供了一条路径,它将有助于建构具有民族特色和文化特色的翻译话语。“特质性”和“异质性”是任何文化翻译都要面临的课题,文化和历史视域下的翻译作为人文性文化翻译观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科学主张:“消化”“转化”“净化”“内化”“升华”等等。在当前新形势下,文化和历史视域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指明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和实践方向,也为中国文化外译与传播提供了一条和谐共赢的光明路径。

注释:

①滕威:《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也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4期。

②耿强、周知非:《数字人文视域下〈人民日报〉(1949-1966)生产的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外语电化教学》2023年第1期。

③邵璐:《当下中国翻译话语之哲学反思——以变译理论为例》,《中国翻译》2022年第5期。

④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ds.,"Introduction:of Colonials,Cannibals an Vernacular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2002,p.104.

⑤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3,p.154.

⑥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01,p.136.

⑦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p.196.

⑧李宗刚、吴楠:《对当前莫言及其作品研究热的冷思考》,《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

⑨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p.196.

⑩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p.196.

(11)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2001,p.196.

(12)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ds.,"Introduction:of Colonies,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1999,p.5.

(13)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eds.,"Liberating Calibans:Readings of Antropofagia and Horoldo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creation",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Routledge,1999,p.96-97.

(1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15)Lawrence 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17.

(16)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2页。

(17)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7页。

(18)张柏然、辛红娟:《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中国外语》2009年第5期。

(19)沈贤志:《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新闻战线》2018年第17期。

(20)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21)洪镇涛主编:《大学·中庸》,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22)邹绍清:《论意识形态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3)胡安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中国翻译》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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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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