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丝绸之路文艺互鉴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艺高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52 次 更新时间:2024-05-12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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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曙光  

一部中国文学艺术史就是文艺互鉴、融合、创新的历史,实际上整个世界文艺史亦是如此。宏观地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华夏各地,东西南北,乃至域内域外的文艺,长期处在一种流动、碰撞、互鉴、交融的复杂状态之中。耐人寻味的是,秦汉以来,中国文艺的几次大繁荣、大变革,包括文艺杰作的诞生,都跟丝绸之路的文艺融合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文艺中,音乐和文学的关系至为亲密,脉脉相通。中国上古、中古的音乐,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分为雅乐、清乐和燕乐。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云:“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雅乐、清乐基本是本土化的,而燕乐则主要是国内传统的俗乐与丝绸之路外来音乐融合的结果。

既然关键词是互鉴融合,就不妨简要勾勒一下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互鉴融合的几个节点。春秋战国以前,由于年代久远,互鉴融合固然有,但文献不足征。兹从秦汉时期谈起。秦汉时重要的鼓吹乐、横吹乐,就与丝绸之路的音乐脱不开关系。鼓吹乐这种音乐打仗时用得较多,所谓“鸣笳以和箫声”。横吹乐是西汉李延年根据张骞通西域带回的乐曲改写的。鼓吹多用笳,横吹常用角,都是少数民族流行的乐器,足见从秦汉开始音乐互鉴融合的趋势就非常明显。

汉末著名琴曲《胡笳十八拍》,可谓中原与丝绸之路文艺互鉴融合的典型例证。唐人李颀的名作《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云:“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如果从乐器的角度考察,此曲是匈奴管乐器胡笳和汉族弦乐器古琴的结合。作为乐府歌辞的《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思念故国、抛撇骨肉矛盾心声的综合表现。“笳一会兮琴一拍”,胡笳之调凄切哀婉,古琴之声深沉旷远,两者不寻常的联结,再加上精妙的文辞,“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陆时雍《诗镜总论》),故《胡笳十八拍》堪称丝路音乐与文学融合的杰出典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纷纷扰扰四百年。虽是乱世,却又为文艺大发展、大融合的时代。南北朝有一首长诗,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文学史必讲,即《木兰诗》。作品虽以汉语形式流传至今,但其实并非汉族的诗,其多“可汗之辞”,故是有着鲜卑族背景的叙事史诗。更值得注意的,久负盛名的《木兰诗》非“徒诗”(指仅能朗读),可演唱,实乃一曲“鲜卑歌”,与丝路音乐颇有关联。南北朝还有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中国早已不存,但却远播日本并流传至今。这又是中外文艺传播、融合再反哺中国的重要例证。

魏晋到隋唐的丝绸之路的文艺互鉴融合是广泛并普遍存在的。从地域上看,虽然区域极广大,但如果深入考察,按杨荫浏的观点,丝路的文艺融合是存在所谓“中心地带”的——概而言之,就在西域的中国部分和中国的西凉地区。当时音乐的互鉴融合,以这两个地带最重要,融通的深度、广度亦特别突出。从时间上看,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尤其值得关注,丝路与中原音乐实现了大量、长期、深度的融合。玄奘《大唐西域记》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而龟兹乐确可称胡乐诸部之首,起到了一种音乐酵母的重要作用。凉州地区向为丝路要冲,文艺之兼收并蓄、互鉴融合鲜明、突出,主要受龟兹乐的影响,凉州后乃形成西凉乐。从龟兹乐的传入到西凉乐的形成,皆可见北朝文艺互鉴融通的鲜活复杂,堪为经典案例。

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的充分融合,到了隋唐,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中国文艺的一大高峰。史学大师陈寅恪有一著名论断:“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国家、民族如此,文学艺术何尝不然?大乱之后乃大治。至隋唐,国家迎来大一统,民族呈现大融合,文学艺术也出现了一个翘盼已久的高峰。换言之,南朝的美丽和北朝的精悍,再加上西域塞外的雄朴,不期然而然地融汇在一起,兼容并包,“合璧众美,九转功成”,令唐代文艺结出了硕大甘美的果实——唐诗可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正如岑仲勉《隋唐史》所言:“故唐诗之变化,西方乐曲实具莫大之潜移力。”这里的西方乐曲,不妨理解为“胡部新声”,其与唐诗之革新,消息相通。

隋唐时,宫廷音乐先后有七、九、十部乐的说法,以唐初的十部乐为例,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华夏正声)、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其中,冠以外国或外族之名的乐部,就有七八部之多,且基本来自丝绸之路的国家和民族。由此可见,隋唐本土文艺与外国、外族文艺的流动、碰撞、互鉴、交融,实为隋唐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当然,上述诸部丝路音乐的层次是不同的,与中原音乐的亲疏关系亦有别。概言之,大约分四个层次:

西凉——中国西北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音乐;

高昌、龟兹、疏勒——比西凉更外围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

康国——在中国边境流动的游牧民族音乐;

安国、天竺、高丽——属外国音乐。

各种音乐、文艺在丝路上,乃至中原地区,长期相互影响、借鉴、充实、融通,酝酿着微妙的变局;等到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音乐、文艺会找寻合适的时机,发生重大而美妙的“化学反应”,而文艺高峰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文艺高峰当然有标志,且应佳作迭出。在盛唐高峰中,大曲中之法曲精品——《霓裳羽衣曲》,集歌舞之大成,是标杆性杰作,显得格外耀眼。此曲的“著作权”通常归于唐玄宗名下。但据《唐会要》,西凉府都督杨敬述向玄宗进献了一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霓裳羽衣曲》就据此改编而成。《霓裳羽衣曲》显然带有西域音乐的成分,据说还吸收了龟兹之声。总之,标杆性作品集众家之长,更离不开互鉴融合。

隋唐文艺兴盛的一大表征是燕乐勃兴,而燕乐是个复杂的概念,“燕”同“宴”,通俗地说就是宴会酒席上用的音乐。燕乐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凝聚性、整合性和集大成性。燕乐给中国文艺带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助力形成了卓绝千古的文艺品种——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宋词的形成、发展,得益于燕乐,唐宋词的繁荣发达一定程度上亦是燕乐之音乐程式化的结果。

丝绸之路文艺助力中国文艺高峰的另一例证是戏曲。中原文化、音乐固然影响戏曲的发展繁荣,但亦不能忽视边塞草原文化和音乐的重要作用,元曲审美上“蒜酪味”的提法就耐人寻味,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各种“蕃曲”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有清一代文艺的一大成就,是形成了集大成的京剧,而京剧与满族文艺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清代的戏曲,除昆曲外,多用各种“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在音乐史上,胡琴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源自西北少数民族。后胡琴与中原音乐深度融合、创新,更分出许多种类。京剧的主奏乐器京胡,亦胡琴之一种。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的繁盛,形成了近世中国文艺的一个高峰。

历史地看,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相互参融、妙处相资,乃是文艺发展的不竭动力。从互相慕悦,到转益多师,再到异体相生,乃至创变升华,各族、各国文艺间的互鉴融合有助于发掘文艺的潜能,丰富文艺的手法和技巧,对于创造别开生面的文艺新格局,有着极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单一的文艺,到族群的,再到国家的、世界的,文艺在深度互鉴融合中实现涅槃和新生。各种文艺处于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之中,相依存、通有无、互助济。如果各国家、民族的文艺都坚壁清野,不与他国、异族的文艺相往来、交流,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化气象恢宏、多元复杂,既开放,又包容,属于典型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鲜明的融汇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艺。总之,丝绸之路的文艺互鉴融合,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助力形成了几次文艺高峰。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知来。当代文艺的发展、繁荣,仍有赖于各国家、民族的文艺更深层次的碰撞、互鉴、交融和创新。

(作者:谷曙光,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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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29日 13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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