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黎明:汇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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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黎明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生产力的新质,是由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孵化的新业态、孕育的新模式、拓展的新领域、开辟的新赛道、滋生的新动能、培育的新优势所系统集成的高效能、高效率、高质量。加强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研究,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绿色生产力特质,大力倡导和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着力推进绿色治理,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绿色生产方式拉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生产方式是科技含量高、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产品优质、生态协调的生产方式。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带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重点,从供给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全面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以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蕴。出于积累绿色财富和增加人类生态福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考虑,绿色生产方式在自然界良性运行的大格局中审视社会生产全过程、各环节。全面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一是倡导绿色文化。牢固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照产业绿色升级的具体需求,结合企业清洁生产的具体要求,不断深化对绿色发展的认识,推进绿色生产入细入微。二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积极扬弃资本逻辑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生产方式。三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产学研用资源整合,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造就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绿色技术创新领军企业,坚持区域协同、主体联动,打造创新联合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增强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标准供给。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为支撑,受重大发展需求的牵引;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特征,是抢占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抓手。通过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展现出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又形成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充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动力,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撬动传统产业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以锻造产业绿色竞争新优势为主线,将绿色理念融入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各环节,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助力新兴产业绿色低碳高起点发展。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关联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着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空天海洋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各产业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一体发展的水平。

发展未来产业联动产业升级和绿色生产方式培育。未来产业尽管在当下仅出现发展的苗头,甚至尚处于理念设计和发展构想阶段,但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是有望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瞻性和先导性产业。促进未来产业发展,一是要立足于适应人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诉求,致力于回应国家安全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安全的需求变化以精准“选种”;二是要着眼于“产-学-研”协调联动,形成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的合力以精心“播种”;三是打破创新要素流动的部门限制、地区壁垒,建设全国统一的技术交易大市场,调动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以悉心“育种”;四是将超大规模人口优势、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试错、产业发展模式试错的条件和资源,丰富未来产业应用场景以用心“培苗”。激活未来产业发展的当下活力,重在开辟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未来产业新赛道。释放未来产业联动产业升级的活力,既要利用传统产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充实未来产业试错的底气和根基,又要及时将未来产业的发展成就转化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

绿色生活方式牵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丰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处是其核心追求。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从需求端撬动和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以绿色需求牵动绿色供给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深刻理解和把握绿色生活方式的实践要求。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底色,绿色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绿色生活方式崇尚绿色消费,重视体悟绿色精神,注重践行绿色价值观,强调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具体的生活场景确立实践遵循。倡导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一是日常生活自律,适度节制物欲。坚持勤俭节约,遵循商品消费适量原则,避免过度消费,禁止铺张浪费;坚持物质满足和精神愉悦相协调,杜绝脱离商品使用价值过度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二是绿色消费偏好,自觉践行绿色替代。支持绿色产品和服务,主动选择绿色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坚持以绿色产品和服务替代非绿色产品和服务;绿色餐饮、绿色居住、绿色出行同向发力,形成和汇聚绿色替代的市场合力。三是自觉推崇和传播绿色文化,自觉履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责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当绿色追求内化为居民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能使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成为居民的自觉选择。

以新型基础设施供给引导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高端绿色消费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撑,具有较强的供给引导性和主体示范性。新型基础设施是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智慧生成、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时代引导和培育绿色生活方式,要以泛在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为突破,统筹推进宽带网络、物联网、数据中心建设,以刺激和引导数字应用和数字消费,催生孕育新型消费模式。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人工智能+”的改造升级力度,创生高效协同融合的基础设施,以开创智慧交通、智慧健康等消费新场景,拓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性消费,激发智慧金融、智慧文旅、智慧养老等生活性消费。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加大供给顺应消费升级的基础设施;大力建设充电站和充电桩,以刺激和支持新能源车消费;以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交通设施供给、轨道交通发展、交通工具共享,引导和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培育绿色生活新时尚。

绿色生活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节约资源、关爱环境的劳动者,需要绿色文化的孕育和滋养。首先,绿色生活方式造就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劳动者。劳动者是能动的生产力要素,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富有绿色底蕴的高素质劳动者。绿色生活方式历练劳动者的生态环保意识,劳动者在绿色消费中养成的勤俭节约、关爱环境的习惯,形成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偏好自觉延伸到生产活动中,进而提高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与应用的效率。其次,绿色生活方式催生和繁荣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绿色文化。绿色文化以绿色追求和绿色价值观念为无形内核,以绿色制度规范和绿色发展成就为有形表现,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行为选择和具体活动为微观载体。绿色生活方式衍生出对绿色文化的需要和追求,激发人们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意愿,以需求牵引供给的方式助力绿色生产力发展。最后,绿色生活方式涵育绿色生产关系。绿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有助于制定实施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推动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绿色生产领域倾斜,使绿色生产方式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绿色治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绿色治理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突破把绿色治理仅局限于环境治理的思维局限,将绿色理念全面植入国家治理,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境界。

凝聚绿色治理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元主体合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合理分工、协同耦合,是提高绿色治理效率的重要保障。政府制定实施绿色治理的战略与规划,以法律法规、行政手段的强制约束,促使绿色治理有效推进,指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航向,是推进绿色治理的主导力量。企业履行绿色治理的法定责任和社会责任,把绿色治理目标融入到企业发展目标之中,将绿色治理的要求具体落实到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是推进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社会组织提供绿色治理的市场中介服务,举办绿色公益活动,营造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是推进绿色治理的重要力量。科研机构深入研究绿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绿色治理实践推进的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充实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社会公众积极响应政府的绿色治理号召,回应企业的绿色发展诉求,以言行示范、相互影响的方式,使绿色治理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入细入微,是推进绿色治理的微观主体。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赋能精准绿色治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推进绿色治理精细化精准化科学化发展。一是大数据助力精准治理。利用数字化传感器、遥感技术等进行实时的环境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了解环境状况,及时为绿色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物联网助力治理效率提升。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设备间的互联互通和实时监测,以实现对控制污染源、提高治理效率的追求。三是数字技术赋能绿色治理。拓展数字技术在太阳能、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运用场景,在高效利用能源的同时促进绿色能源的推广应用,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交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管护,大力推进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以提高治理的时效性,助力城市生活绿色化转型。四是智能化赋能绿色治理。推动电子政务平台的智能化改造升级,提高政府治理的透明度,通过信息公开增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了解,促使企业更加自觉地履行环保责任。

创新治理手段治理方式提高绿色治理效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联动,不断开创绿色治理效率提升的新境界。一是市场驱动绿色治理数量化衡量与评价。定性的规范和定量的标准同向协同发力,才能使绿色治理真正走深入细。以实施“双碳”战略为例,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国际上公认的成本较低的减碳制度,创新绿色治理的市场化手段,亟需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同样需要绿色治理数量化衡量与评价的支撑。二是有为政府集成绿色治理手段。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仅需要一体构思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并做出明确的量化规定,而且需要产业政策、创新政策、市场准入等经济政策与生态环境政策的协调配合,特别是环保标准和产业政策衔接配套,激发和释放量化标准硬性约束对绿色治理成效的保障功能。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的理论张力”(项目编号:21FKSB053)和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教改研究项目“政治经济学类课程群建设”阶段性成果】

作者:杜黎明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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