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研究表明沙堆烽是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为应对吐蕃军队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在焉耆镇东境防线“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2019—2021年清理遗迹12处，出土各类遗物1 500余件组。其中出土的800余件纸文书、木简是国内烽燧遗址考古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这些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为首次发现，填补多项空白。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烽燧遗址全貌。所取得的各项成果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为我们了解唐代边塞烽堠制度运行，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是唐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
关键词：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沙堆烽 烽堠制度 戍边生活 边疆治理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中。沿孔雀河北岸，自库尔勒市至营盘古城之间长约15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11座烽燧，称为孔雀河烽燧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其中的一座（图1）。烽燧东距营盘古城47公里，东南距咸水泉古城175公里，东南距楼兰古城(LA)233公里。孔雀河发源于博斯腾湖，自西北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全长约500公里。河水现已断流，在烽燧附近的河流沿岸地势低洼处，由于地下水位较高，还生长有茂盛的胡杨、芦苇、甘草、罗布麻等植被，黄羊、野兔等野生动物常成群出没于周边。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调查肇始于19世纪末。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首次向外界介绍了孔雀河烽燧群。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较为详细地调查了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九座烽燧，并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了盗挖，出土有几片纸画、木梳、木镘刀、织渔网的木梭、骨骰子等遗物，相关资料发表于《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自1989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孔雀河烽燧群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
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2019—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对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 300平方米，发掘时间近18个月（图2）。通过连续三年田野工作，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先后入选2019年度“考古中国”丝绸之路考古重大成果，“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一、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遗址全貌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发掘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第一次系统地揭露了一座唐代烽燧遗址的全貌，为西域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该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预警设施。红柳沙堆大致呈椭圆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35米、高9.8米。古环境研究表明，沙堆是在罗布泊东北季风影响下逐渐堆积形成的，最后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在修筑烽燧时，先对沙堆顶部进行平整，在沙堆边缘平铺芦苇、香蒲、罗布麻等植物，以对其进行加固，这样既增加了沙堆的稳定性，又扩充大了沙堆顶部使用面积（图3）。
以沙堆为中心，清理烽燧、房屋、土埂、踏步、水塘、木栅栏、灰堆等遗迹12处。其中烽燧修筑于沙堆顶部东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下底边长9.4米，现残高约5.6米，东、北两侧因风蚀坍塌严重。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栣木垒砌而成。通过对烽燧南侧墙体的解剖来看，烽燧使用期间经过了多次的修补和加固。在沙堆顶部西侧，以“减地法”掏挖修筑有三间房屋。沙堆南坡下偏西部有一道人为堆积的土埂。南坡中部沿斜坡走势修建有上下沙堆的踏步，现尚存外侧护栏。在烽燧南侧的沙堆下，有一排南北向木栅栏，可能为牲畜圈的一道墙。在沙堆西南十余米，发现一处水塘，水源为地下淡水，水面距现地表5.5米。在塘内淤泥层中出土有陶片、石块及大量灰烬。在沙堆四周半坡上发现了六处灰堆遗迹，其中五处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一处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突灶”建筑垮塌后形成的堆积。倒塌“突灶”堆积中还发现有未燃尽的“积薪”——芦苇束、红柳杆等遗物。
烽燧遗址地层单一，在自然风积沙土层下只有一层唐代文化层堆积。烽燧使用时期，居住在沙堆上的戍边将士将各类生活垃圾从9米高的沙堆顶部向下倾倒时，与加固沙堆边缘的芦苇、香蒲、罗布麻等植物一起顺坡向下滚落形成了多处灰堆，在重力、风力、地表阻力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轻的留在沙堆半坡，重的滚落至沙堆底部，形成了自然分层。经年累月后生活垃圾越积越多，灰堆由小变大。烽燧遗址废弃之后，沙堆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沙堆顶部的房屋建筑大部分已经被风沙吹蚀不存，各类遗迹逐渐被风沙掩埋覆盖，包含纸文书及各类生活遗物的灰堆被自然风积沙土覆盖后完整地封存了起来，历经千年后，灰堆上堆积的沙土越积越多，最厚处为4.5米，水塘上方更是厚达5.5米。这种地层堆积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塔里木盆地自然环境的变迁，提供了绝佳的地层剖面。
通过全面发掘，现已基本明确了烽燧各区域布局结构：烽燧、房屋修筑于地势高敞的红柳沙堆上，在地势最低洼处，掏挖有戍守将士、牲畜饮水的水塘，沙堆顶部为将士戍守和起居场所，下部为生活垃圾堆积区和牲畜活动区域。烽燧及房屋建筑等就地取材，并采用当地传统的构筑方式，显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灰堆中出土的纸文书、木简上带有明确唐代纪年，有“先天”“开元”“天宝”“至德”等年号，并伴随出土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对烽燧建筑及灰堆中的8件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均为公元700年前后。另外为配合维修保护，对孔雀河沿线部分烽燧也进行了试掘，出土遗物的碳十四测年均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一致。结合历史文献和地貌特征，我们确定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是唐代中央政府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为应对吐蕃军队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日益增加的活动，而在焉耆镇东境防线“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该烽燧始筑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贞元六年（790）吐蕃军队攻占北庭前后废弃，大致使用了近100年时间。治所在“沙堆烽”的游弈所管理着周边若干的烽铺馆戍，防御范围包括今孔雀河和库鲁克塔格山的广大区域，前沿预警的烽、铺都围绕其进行设置和布防，形成了西北东南向线状预警线路，同时依托周边山形水势，构成了片状的立体式防御格局。
二、出土遗物活化唐代戍边生活场景
烽燧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 500余件（组），这些大量珍贵文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遗物质地有陶、铜、铁、纸、木（漆）、石、骨、角、皮、草、纺织品等，以有机质文物为主，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如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残片、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鸣镝、铠甲，纸质或木质文书及书写文书的毛笔、纸张，等等。在灰堆中还出土有大量动植物标本，目前经筛选已发现40余种植物。如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豌豆等粮食作物；桃、杏、枣、葱、核桃、沙枣、甜瓜、西梅、亚麻、葫芦等园艺作物；苜蓿、麻黄、草木樨、狗尾草、骆驼刺等饲草和杂草。动物标本初步鉴定有马鹿、黄羊、野猪、野兔、马、牛、羊、驴、狗、鸡、骆驼及各种鱼和水鸟，以野生动物骨骼为主（图4）。
遗址出土文书883件，这也是国内烽燧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各类文书包罗万象，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如数量最多的军事文书，内容就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考满升迁记录、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等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图5）。
根据军事文献记载，唐代戍守烽燧的士兵被称为烽子，即主候既要望放烽、知文书、符牒、传递，又要警固、斸田、备烽具和准备粮草，“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常工作任务非常艰辛繁杂。《武经总要》云：“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取谨信有家口者，充副帅，往来检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一人掌送符牒，并二年一代，代日须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边境用兵时，更加卫五人兼守烽城，无卫兵则选乡丁武健者给仗充。”《太白阴经》烽燧台篇载：“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传递。”其中“放烽”是戍守烽燧的士兵日常所承担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烽子需要根据“知更薄”的安排，每日按时站在烽燧顶部值班候望换防。“昼分为五番，夜分持五更，昼候烟，夜望火。” “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固，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需要根据不同的军情，点火点烟报警。在和平时期则需要在日常的早晨和傍晚时分，点烟点火报平安。“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万里胡天无警急，一笼烽火报平安”；“迎候人应少,平安火莫惊”等唐诗名句即是对戍守烽燧的士兵每日报平安惯例的描绘。如无按时燃放烽烟，造成重大军事失误，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烽燧出土的《诸烽候不警令》文书，就是唐代放烽所要遵循的规章制度，属于戍守烽燧将士应知应会，熟读牢记的内容。
驻守烽燧的烽子除固定在烽燧上站岗候望放烽外，还要充当侦察兵，承担各自辖区内的“警固”任务，侦查了解烽燧管辖范围内有无敌情。唐代军事制度中有两种特有的侦查方式——游弈和土河，也是烽燧等基层军事机构常常用来“警固”的手段。其中游弈亦作“游弋”，是在军中挑选熟悉山川地形的士兵，每天前往烽燧周边巡逻，通过捕捉生人面孔来打探敌情，是一种机动的侦查方法。土河以静观动，在交通要道沿途上挖一个两丈宽的坑，其内填沙土，通过每天查看有无人或动物经过的踪迹，来刺察敌踪，判断有无敌情，是一种固定的侦查方法。沙堆烽出土的《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文书即为设置在楼兰路沿途的横岭烽为防御吐蕃军队的骚扰进犯，通过土河侦查方式，发现在管辖范围内只有牛经过的蹄印，并无人马踪迹，并将巡查的情况向上级机构游弈所进行汇报的一件状文。这种通过“土河”获得的野外巡查情报的方式，就属于横岭烽所承担的日常工作任务之一——“警固”的范畴。游弈与土河两种侦查方式一动一静，常配合使用，两者虽分工不同，但性质相似，构成唐代军事制度中相辅相成且成一体系的侦查方式（图6）。
《通典》载：“游奕，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但计会交牌这种制度具体怎么运行，历史文献和军事典籍并无详细的记载。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中，首次出土了计会交牌的实物标本，为我们揭开了谜团，使我们明白了所谓计会交牌的“牌”，就是每日传递的木简。烽铺之间或烽铺与游弈所之间，每天需要将通过游弈和土河两种侦查方式获得的军情，以“计会交牌”方式交流或汇报。但由于有的烽铺距离游弈所非常远，所以“计会交牌”这一制度，每日只限于临近两烽之间用来传递巡逻侦查的结果。但这些“牌子”积攒到一定时期后，全部需要上交到游弈所，游弈官要通过木简的记录，检查基层烽铺日常巡查工作是否规范详尽，最后对木简进行登记并收藏入库（图7）。
唐代为解决国家运输困难和财政负担，除大规模在边塞地区设置屯城进行屯田外，在军镇、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上，也开垦有耕地，安排士兵进行斸田，以达到增加粮食蔬菜，减少转输，节省财力的目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中，不但出土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等粮食作物标本，还出土有镰刀柄、石磨盘等农业工具。文书中还记载有伯健、黄特等不同耕牛的品种。出土文书显示在春耕时节，上级领导机构还会专门下发文件指导春耕，要求在屯侧耕地上播种粮食种子“青稞小麦各一石及粟各一斗”。但由于戍守任务繁重，人员有限，有些烽铺距离耕地太远，不便管理，有的还缺乏水源，无法耕种，很多已开垦的耕地都被迫放弃，所以粮食供应往往不足，士兵还需要打猎捕鱼来补充给养，烽燧周边活动的黄羊、马鹿、野猪、野兔及各种鱼和水鸟都是他们喜爱抓捕的猎物。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数件用草和红柳签编织的用来捕捉黄羊的兽夹，出土时一条羊腿还被夹置在夹子中。除了打猎外，捕鱼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烽燧遗址中不但出土有大量鱼骨，有的鱼脊椎骨甚至有成人拇指粗，还出土有织补渔网的木梭。木梭出土时保存基本完整，梭身上还紧实的缠绕有用来织补渔网的麻线绳（图8）。灰堆中还发现大量桃、杏、枣、核桃、沙枣、甜瓜、西梅的果核，看来新疆瓜果之乡的传统古已有之。除此之外，通过一点点的筛选，我们还发现有葫芦片、干菜叶、葱根须等蔬菜标本。一封信札记载，在青黄不接的早春，戍守烽燧的官员搭便车，给上级官员送去了干韭及葫芦瓜做的酱菜等礼物。书信寒暄问候中，尽显人情世故，活脱脱的一幅世俗生活画卷。
沙堆烽出土有《唐天宝四载仇慕仙等兵士冬衣登记簿》文书，结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S964号文书（《唐天宝九载十载兵士衣服支给簿》）所列衣装，我们推测唐代军队根据季节冷暖不同，每年按照节气分春、冬两季发放衣服，其中春衣包括蜀衫、汗衫、裈、袴奴、半臂、幞头、鞋、靺，共8件；冬衣包括棉袄（长袖）、棉袴、幞头、鞋、靺，共5件。烽燧出土文书显示，分发给戍守烽燧将士的棉袄有不同的颜色，可辨识出的就有皂、白、紫、绿等不同颜色。在S964文书中，分发的棉袄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见有皂、黄、白等颜色。结合其他历史文献和文书资料推测，唐代分发给戍边将士的衣装不但有新旧差别，且颜色并不统一。我们在烽燧灰堆（垃圾堆）中，还清理出土了一些被戍守烽燧士兵丢弃的纺织品残件，为我们了解唐代戍边将士衣装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资料。这些纺织品质地有丝、毛、棉、麻、皮等。由于严重残破，衣装遗物仅可辨识出棉袜、棉袄（棉裤）、衣袖残片和麻鞋等（图9）。部分纺织品碎片上还有汉文墨书的姓名和籍贯，可能为装行李的布袋残片。
沙堆烽将士居住的房屋建筑位于沙堆顶部西侧。房屋顶棚和墙体的上部分均已被风蚀不存。根据残存基础推测，房屋共有三间，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从右至左依次编号F1、F2、F3。其中F2保存相对较好，房屋内发现有凉炕、灶、木柱等遗迹，墙内壁抹草拌泥皮和白灰面。根据发掘情况推测，在F1与F2之间的隔墙上可能垒筑有用于冬天取暖的火墙。1914年斯坦因曾在沙堆顶部进行过盗挖，发现有灶坑和储水用的大陶罐等遗物。根据发掘现状，我们推测在F1东侧可能还修筑有一间简易的厨房。
除军事文书之外，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书信、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烽燧出土文书显示这些戍守将士来自中原的洛州、汝州、豳州、岐州、雍州等地。《唐六典》载，唐代驿路“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从中原长安到西域安西相隔万里之遥，步行往返需要数月，通过邮驿传递书信就成为戍边将士与家人联系的纽带。书信多以节气开头，如“冬景既终”“春景渐芳”“仲夏极热”等，“平安”“万福金安”等寒暄问候语彰显的殷殷关切之情扑面而来（图10）。在一份未寄出的书信中，戍边的丈夫还叮嘱在家的妻子，保重身体，照看好家里的牲畜和田地，“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落”。家长里短的简短问候叮咛，无不饱含着浓浓的思乡之情。在烽燧遗址中出土有古代悲剧爱情故事《韩朋赋》、风月小说《游仙窟》、蒙学读物《孝经》、习字教材《千字文》等文学作品和传统经典。《游仙窟》甚至是现存世界最早且中国唯一的一件文书实物标本。烽燧出土的纸文书和木简，99%用汉字书写。随着戍边将士的不断换防，诸如《韩朋赋》《论语》《尚书》《诗经》《兰亭序》《千字文》等大量中原传统典籍和文学作品被传入到了西域地区，迅速在各地得到流传。西域地区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并凝聚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1）。
另外，为全面了解遗址信息，我们与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对烽燧遗址出土资料进行了多学科的分析与研究，并取得重要收获。如经检测发现文书纸张质地多为麻纸，少量为皮纸，个别纸张样品添加了矿物类的填料或者涂料，墨书文字均用松烟墨书写；织物染色均使用天然的植物或矿物染料，其中红色染料为茜草，黄色染料为黄檗，绿色染料为靛青和黄檗，蓝色染料为靛青和黄酮类植物；铜器材质有铅锡青铜和黄铜两种，且青铜均为铸造成型，黄铜为热锻制品；铁器包括碳钢和熟铁；残留物分析中，在葫芦器物片上发现有丁香酸成分，结合遗址文书中“蒲陶酒”的记载，证明在烽燧遗址中有葡萄酒的存在；粪便样品经过GC-MS检测其甾醇构成，确定在灰堆中既有人和狗的粪便，也有暂时无法明确种属的食草类动物的粪便。
三、唐朝有效管辖和治理西域的有力证明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成果对深化边疆治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烽燧作为预警设施，是长城防御工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新疆修筑烽燧是中央政府管理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遍布天山南北的烽燧遗址，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在维护丝绸之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唐贞观十八年(644)郭孝恪讨焉耆，显庆三年(658)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大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设立安西四镇，焉耆既为其中之一。焉耆作为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铁关、于术，四镇咽喉，倘为贼所守，事乃交切”。中央政府采取若干举措，加强了对它的管理。政治上实行羁縻府州制，任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地方事务。焉耆国王同时承担着焉耆都督府都督一职。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的铜龟符，就是中央政府颁发给当地少数民族将领的军官证。经济上广开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焉耆镇下设置有七处屯城，文书记载位于库尔勒市境内的于术守捉就是其中之一。军事上建构严密的镇防体系。通过增加焉耆镇的军事力量，在道路沿途修筑关隘、别置馆驿，建置各级军事交通保障设施，加强焉耆镇的军事防御能力。这一系列“顺俗施化”的措施都是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调整，是我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典范。
从烽燧遗址出土文书中新发现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掩耳守捉、焉耆守捉、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苏累铺等军事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及线路均不见于任何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中所谓的“镇”，不是行政性质，而是军事性质，属于唐初边境地区预警系统。长寿元年之前，安西四镇镇防人数有限，每镇最多只有500防人，镇防体制不完备。咸亨元年(670)、仪凤二年(677)、垂拱二年(686)安西四镇三次沦陷。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率武威道行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鉴于以往教训，唐朝采取一项重要措施，修改了安西四镇的镇防体制，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安西四镇。在安西都护府下设四镇镇抚，防御体制由府兵番上镇戍转变为节度使控制下的军镇驻防，四镇改为军镇编制，长官为镇守使（或称镇使）、军镇大使，职位较高，与都护属下之镇迥然不同。镇守四镇戍兵需分散到四镇下辖各地以加强地方防务。将地方的防务尽量细分为一些小的戍区，具体体现就在对“镇”设置的增加，即在原有四镇基础上建置了一些新的军镇，并配备一定额度的汉兵驻防，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等应是此时在焉耆镇（焉耆都督府）下新设置的二级军镇。沙堆烽、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苏累铺等则是通海镇管辖下最基层军事机构（图12）。
沿孔雀河经楼兰城前行的道路在很早时候就已出现。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和汉王朝的联系加强，经过楼兰的丝路北道成为汉初联系中原与西域诸国最主要的交通线路。该道是从敦煌穿越白龙堆沙漠，沿孔雀河，前往焉耆等西域诸国的主要交通。由于路经楼兰都城，所以又被俗称为“楼兰道”。关于该道的废止变迁一直是楼兰学研究的重点。魏晋之后随着孔雀河水量的减少，楼兰道因逐渐荒漠化而日渐萧条，但始终保持着畅通。至迟到隋代，该道被称为大碛路。《旧唐书》载：“自隋末罹乱，碛路遂闭。”笔者认为隋末唐初大碛路并非完全不能使用，应是由于沿途缺水，道路经年未修，基础配套设施薄弱，不适宜大规模商旅使团行进，不能承担官道的职责，但该道依然是可以通行的。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在白龙堆东北部古道沿途发现900余枚开元通宝，表明初唐时期仍有商旅通过。根据沙堆烽新出土文书，发现在唐代这条道路被称为“楼兰路”，这既为唐代西域地区军事防御线路的命名方式提供了参考，同时对楼兰地区古代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世纪中叶，吐蕃已在阿尔金山一带频繁出没。总章元年（668），吐蕃经阿尔金山“于且末国建造堡垒”。石城镇、播仙镇等在720年即被占领，而唐代文献记载从石城镇有道路可以直接到达焉耆。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沙州伊州地志》斯367号、《沙州地志》伯5034号文书对石城镇（今若羌县）周边的交通有详细描述，其中记载“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我们认为“楼兰路”可能就是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焉耆作为连接南北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一旦被吐蕃占领，南北疆将被分割，所以焉耆镇东部的孔雀河一线，具有重要军事战略地位。故而楼兰路沿途不但设置有馆，配置有“长行马”往来于该道，还设置镇、守捉、游弈所、烽、铺等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进行戍守管理，从而形成立体式的防御体系，构成了焉耆东境的军事屏障。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朝是一个开拓进取的时代，整个社会激荡着为国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投笔从戎，到西域地区守土开疆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平民百姓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文可以由科举入仕，武可以凭借军功入仕。只要有军功，不管什么出身都能授勋，如果是特别重大的军功，还可以超格擢授。为了获得勋功，形成了“人人投募，争欲征行”的盛况。在烽燧遗址出土文书中既有张玄表、汤嘉惠、高仙芝等这些历史著名人物在焉耆活动的记载，也有如康览延、张三郎、马六郎等大批普通士卒戍守生活的记录。沙堆烽出土的《唐沙州康览延等人勋告》文书显示，这些戍边将士来自沙州、洛州、岐州、雍州、汝州、伊州、河州、蒲州、豳州等地。朱雷先生《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711年）张君义勋告〉》曾对该勋告所述受勋者的贯属、姓名进行分析，指出当时安西四镇战士籍贯首先是关内道，以下依次为陇西、河南、河北、河东、江南东、江南西、剑南诸道。不仅有来自中原内地者，更有远自江南的洪州、润州、婺州，今四川境内的昌州、湖北的归州等地。沙堆烽兵员构成来自陇右、关内、河南、河东等道，其中关内道授勋人数最多，亦印证了朱雷先生的推论。不仅平民看重授勋，而且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朝官子弟也把立军功、封勋官看成一条入仕的捷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这些诗句很好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诸如边塞诗人岑参之流的一批文人仕子，为出人头地，都纷纷投笔从戎，充当使者幕僚。这些受勋者除了大量来自中原的汉兵汉将汉使外，也有如沙州康览延、伊州康伏底延、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阤等少量入籍唐朝的粟特士兵。同时在烽燧遗址中还出土有焉耆文纸文书及汉文书写的“于阗兵二十人”的记载，表明可能还有当地少数民族士兵参与到安西四镇烽燧戍守工作中，体现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的历史事实。这些将士因常年在西域地区进行戍守，以年劳酬勋加赐的办法获得了军功。中央部门颁布勋告，对他们进行嘉奖，获得了上柱国、上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不同级别的勋功。烽燧出土文书记载来自雍州的李巨原，从开元四年（716）六月参军，直到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还在烽燧戍守，并凭借年劳酬勋加赐获得勋官，通过勋官的优惠待遇，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戍主而正式踏入仕途。西域大地与中原大地始终历史相沿、根脉相连。一批批戍边将士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远离家乡故土，告别父母妻儿，从中原内地来此驻防戍守，形成了“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的局面。以沙堆烽为代表的众多军事设施的修筑，构成了安四四镇完备的镇防体系。驻守在安西四镇各级军镇机构中的诸如李巨原这样的戍边将士，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军防制度条令，承担边塞烽堠巡查戍守任务，保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沙堆烽”考古成果增强了历史信度，活化了历史场景，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是唐代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辖和治理边疆的生动缩影。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等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