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升: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64 次 更新时间:2024-04-08 23:12

进入专题: 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  

韩升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现代化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背景下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时代主题。面对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强势预设,如何确保融入而又不迷失于全球化浪潮?如何在追求现代文明进步中形成独有特色的自主发展道路?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形成一种成熟的能够贯通“古今中西”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意味着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延续传统而不拘泥陈规、开放包容而不迷失自我、战略筹划而不迷信盲从,意味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协调融通关系,意味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彼此契合、相互成就中共同成长为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全新文明形态。文化主体性是全球化深度发展和世界历史迈向更高发展阶段背景下必然呈现的时代论题,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和努力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明晰而确定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进路,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确立了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崛起与世界文明进步的同频共振作出了科学谋划。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的充分彰显,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更是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有助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整个世界文明进步。

一、“守正道得以开新局”:“第二个结合”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同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文化建设的奋斗历程,是追求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立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始终贯穿和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内在主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这即中国共产党永葆朝气之奥秘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建构共产主义社会中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为博大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焕发时代华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和合共生的生存逻辑的强调,深深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体辩证法旨趣,为马克思主义扎根社会实践、推动历史发展、开创人类未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双向奔赴、互融共进的过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丰富了人类现代化探索的思路,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在澄清文脉本源、涤荡错误思潮、确立实践自觉、展现历史主动中建构文化主体性的过程,由此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

要在“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度上认识“第二个结合”之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内敛聚合的思想旨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叙事体系、言说方式和话语特色,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家国一体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真正面向未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难以赓续的危机和中华文化衰败凋零的景象,深刻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病和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刻不容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百余年前,视野的封闭、格局的狭隘、思想的陈旧、观念的落后表征着文化主体性的缺失,这注定了中华民族要遭受的磨难和中华文明要经历的沉沦。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重新激活了中华民族不屈奋进的精神品格,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历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建构中国真正的文化主体性拉开了思想解放的伟大序幕。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科学地对待悠久历史传统的思想遗产,正确地处理与各种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以有机贯通“古今中西”的昌明豁达态度不断推进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事业。在近现代世界文明版图上,作为伟大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由缺席到在场、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历史转折。由此来看,“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发展之历史进程、现实境况与未来规划的有机融通与协调一致,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共同确证了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所具有的精神支撑力、实践创造力和价值引领力,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辉煌卓越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篇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蕴涵着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智慧,这内在地规定和构成了“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实践智慧不是抽象的知性范畴的机械套用,而是基于特定历史传统、现实处境和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切己体认、审慎措置和灵活运用,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一种圆融通达的和合共生关系,具有丰富的文化哲学意味。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智慧渗透于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缺少文化主体性,就不能从根本上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就不能彻底破除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就不能充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蕴涵的强大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处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与建设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互结合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当中国社会实际地走上现代化道路后,我们才蓦然发现马克思正在向孔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化招手呢!”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中所蕴涵的实践智慧和所建构的文化主体性,确保了“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更进一步而言,通过这种有机结合而建构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谱写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华彩篇章,塑造了在承继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中开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在实践智慧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大意义,也就理解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意义上实现了文化证成,也就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并具有无比优势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和“相互成就”中建构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济天下的精神品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灵活、巧妙而生动地结合在了一起,既展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全球多元文化包容、交流、互动的基本特征,又塑造了处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文化自立自觉自信自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中,也从根本上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全球发展潮流、紧跟人类前进步伐、引领世界文明进步的自我超越意识和积极建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切实巩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结出丰硕的理论成果。”因此,要高度重视“第二个结合”所发生的深刻的“化学反应”以及由此而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所迎来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序曲由此拉开,世界文明图景的中国乐章更加气势豪迈。

二、“重传承故能谋长远”: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在物质生产生活实践的展开中生成和发展,在展现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中承继过往、构成现实、塑造未来。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文化是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发展进程中不断凝结、持续升华而成的社会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价值理念的沉淀、绵延、维系与进化,述说着历史变迁的兴亡盛衰,刻录着时代更替的跌宕起伏,构思着美好未来的理想图景。唯有在环环相扣的历史传承中坚持守正创新,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厚重而深远的传统观念,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立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上,体现出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

在传统文化守正创新中建构文化主体性需要以科学准确的主体观念作为前提。主体,这一在与客体相对的意义上产生的哲学概念,在当代已经摆脱了二元对立的狭隘化意指和抽象孤立的原子化图式而获得了更为宽泛广博的生成论意涵。由此而来的是,文化主体性这一重要的现代术语绝非毫无任何参照系的纯粹观念的主观建构,而是建立在对作为存在语境和创生条件的传统的高度认可和充分重视的基础之上。文化主体性意味着特定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相对自足的意义上达成了正当性、合法性的自我确证,作为维系该共同体延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绝非过往事件的简单堆砌和机械积累,而是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积极创造现实和不断开启未来的思想引擎,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事实与规范的张力中得以生成意义、创造价值的存在性视域。“传统并不是对立于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置身其中、并通过它而存在的某种东西;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种如此透明的媒介,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它乃是不可见的东西——正像对于鱼来说,水是不可见的一样。”可以说,我们无法以游离的方式超脱于传统之外,家风家教、道德伦理、社会习俗等传统因素都在规范、调整着现代人的生活样态,都在优化和完善着现代社会秩序和架构。“唯有依据传统,真正深入理解传统,才不致以鲁莽灭裂为创新,以无知为超越,而真正养成内在批判的能力,逐渐达到思索自身存在之意义的目的。”传统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渗透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发生的。在这样一层意义上,传统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具体实际”和“客观现实”,漠视、无视甚至有意遮蔽、消解传统的文化主体性无异于虚幻缥缈的空中楼阁。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与论争已经证明:沉湎过往的封闭保守,抑或丧失自我的全盘西化,都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未来。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一个民族的自立自强息息相关。科学的现代意识与厚重的传统观念相容相洽、相互证成,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文化根基,才能真正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而,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必然涉及和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依托和创新发展:“传统是很重要的,没有传统就没有思想资源。这就决定了任何民族的发展,不可能摆脱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包袱、不是负担,而是人类文化继续发展的台阶和垫脚石。……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吸收传统、再造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文化传统的断裂与遮蔽,而是传统文化的激活、重塑与新生。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境遇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条件下,必须积极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着讲”(冯友兰语),认真续写好中华文明史的现代篇章。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和深入批判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要自觉抵制泛娱乐化倾向的蔓延及其对严肃历史精神的侵蚀和消解,要向一切妄图割断血脉、遗忘背叛、轻率浮夸、凭空虚造的论调说不,努力避免种种不负责任的历史言说所造成的解构化、断裂化、碎片化危害,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客观审慎态度对待历史叙事,以历久弥新、宏大高远、博观通达的大历史观做好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

当然,文化主体性建构对传统的重视,并不是主张和坚持故步自封、陈陈相因、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不顾时代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以消极怠懒的态度对待传统,并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沉溺于文化保守主义之中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根本无法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迷醉于文化复古主义之中自满自足、妄自尊大,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独立富强的民族振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轻视自己的传统,但也绝不能囿于传统、沉湎于传统。我们要前进,要创新。我们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文化和道德上恢复传统,奉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现实,珍重传统,面向未来。”文化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自觉反映和主动记录。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从长时段和总趋势上来看,历史必然是趋向更加光明美好的进步过程。一个时代的文化主体性不能仅仅是带着浓浓乡愁的怀旧叙事,而是要跳脱出局部悲欢的狭隘格局、带着现实主义的冷静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去检视那些与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的陈旧陋习,去呈现社会现实发展的主流价值导向,去接纳有利于自身成长与完善的新思潮新精神,去书写大历史观的恢宏进步主题。在全球化演进与现代化发展交错叠加的当今世界历史背景下,需要“从世界发展新趋势着眼,对外来新思潮进行比较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和批判地选择,同时清理我们原有文化传统(包括几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的有价值的要素,使之与现代化需要的外来新要素整合,以重建精神文明”。以色列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特论及了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前提的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容涵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连续性,他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某种程度上是这一历史经验的缩影,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其症结是中国有能力将大部分内在的、结构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类变化比正统儒教思想和后来许多本身受到儒教意识形态巨大影响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所承认的更为深远——纳入儒法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中,进而允许这些前提在避免根本性变化的同时,自身经历不断的重述过程。”因此,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树立科学正确的社会进步观、持续学习观和文化发展观,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和文化复古主义的狭隘,认清历史演进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坚信人类文明必然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向前迈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涵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步主题,只有将社会现实发展的问题意识融入其中,坚持历史自觉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导引,才能以丰富多样、积极向上的文化叙事来生动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所必需的。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界定了文化建设进程中的“守正创新”:“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由此可见,守正创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两个结合”中彻底贯通起来,具有丰富而深刻的逻辑自洽性。新时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中建构文化主体性,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立场观点方法处理好“古今之变”,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广大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和贯穿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与解读,既要避免因循守旧的本质主义倾向(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坚信亘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和伦理秩序,缺少基于现实的发展意识和面向未来的进步观念),又要克服碎片化的解构主义倾向(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奉行“怎么都行”的自由放任态度,缺少内在的精神坚守和笃定的价值信念),在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防线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

三、“善包容方可成其强”:文明交流互鉴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场域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文明在封闭狭隘中只会自我窒息,唯有开放包容才能发展进步。要抛却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思维,以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与己发生对话交流关系的文化他者,将相互建构、彼此证成、协同共融确立为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文明发展的基调。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持续不断的学习意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具有博纳广融、兼收并蓄、和合共生的品格和特质。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由此也才能够真正建构起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篇章。

开放包容是文明成长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与客观要求,与人类普遍交往的深度拓展息息相关。文明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生活趋向更加完善美好状态的精神标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不可能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进行,文明的成熟与强大离不开自觉的学习意识和积极的成长态度。在普遍交往愈益突显的时代背景下,自我封闭只会造成文明的窒息和退化。真正成长性的文明必然是开放的,必然是包容的。面向世界,敞开自身,才能形成具有明确自我意识和反思精神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具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更需要一种融通中外、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习近平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在形塑和廓清自身特质和品格的同时逐渐确立了明晰的镜鉴观念和开放思维,不断寻求与其他文明达成对话交流的共同参照点,积极融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吁求,努力汇聚推动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和协同演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面向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精神成长过程,就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融合、共同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发展、趋向成熟、愈益彰显的过程。没有开放包容的品格与胸怀,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真正建构。

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内在蕴涵着一种“有意义的他者”观念,也就是在开放包容的语境中将发生对话交流关系的他者视为自我成长发展的重要构成性条件而非制约性障碍。在世界历史全面展开和普遍交往深度发生的当今时代,自我与他者需要超越冲突性的对立理性而迈向建构性的关系理性,由此才能形成相互证成、交融共存、和谐共在的命运共同体状态。因而,开放包容语境中的文化主体性必然意味着自我文化对他者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必然意味着对由他者文化所构成的文化视域和文化背景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层意义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意味着对他者文化的高度重视、平等承认和积极接纳,意味着塑造了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对充满排他性的文化单边主义及其霸权殖民思维的根本性超越,意味着彻底告别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而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自信自强。“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承诺文明多样,追求合作共赢,不仅‘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而且追求‘美美与共’,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哲学理念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自信自强意义上的文化主体性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真正实现,是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在开放包容的氛围中所形成的视域融合关系:在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不会因为他者文化的存在而迷失,都能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中维持自身的质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并能因为其他文化在场的价值而使自身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形成一种持续建构和不断优化的相互促进关系。“这种文化包含着业已存在的每一种文化却又实现了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超越,它将是一种把人的共生共在作为核心价值的新文化。拥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就可以治愈那些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性焦虑。”积极呈现,平等承认,充分接纳,共同创造,才能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才能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必然。

在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澄清和理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文化证成,从历史渊源、价值理念、叙事体系、话语方式等方面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确立了命运与共、协同共进的全球性意识,形成了现代化发展的主体自觉。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从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吗?非也。它不可能是西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性意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历史渊源,都凝结了维系和延续自身共同体生活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塑造了对外部世界呈现和展示自身生活方式的叙事体系,都形成了与外来文化对话交流的话语方式:所有这些都从深层次上确证了全球化进程中现代化追求的独有特色,都不会因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外在强力而被扭曲和改变。这就是文化确证的力量,也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捍卫和坚守的根本精神标识。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破除理念复制和路径依赖中形成真正的主体自觉,那就是既要积极虚心学习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又要规避西式现代化资本逻辑优先的根本缺陷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更要在尊重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基础上确立、维护和阐扬中国特色——从深层次来看,这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现代建构的根本意义所在。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彰显了我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独立性、自主性,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可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内在蕴涵了健全的全球性意识和正确的现代化观念,为在新型全球化和积极现代化进程中破除西方化及其霸权思维、殖民逻辑的同质化困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和样板。

概而言之,离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化生存至关重要:“只有放弃凭借暴力、武力的对抗和征服,去除相互仇恨甚至不惜将对方妖魔化的恶意,走向谈判、对话和协商,增进了解,相互承认,相互妥协,以文明的方式解决争端,才能不断地超越狭隘的、排他的利己主义取向,消除对抗和分裂,建立起对各方都有益的生活秩序。在今天,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变得愈来愈迫切,就是因为全球化使整个人类高度地互动、互依,不想共同毁灭,就要寻找共生双赢之道。”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不断学习、共同成长,才能应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才能妥善处置人类普遍交往进程中的各种争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最大的价值共识,才能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下不断实现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世界历史语境中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价值旨趣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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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界》202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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