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霍奇森:前现代时期人类文明的四大核心区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1 次 更新时间:2024-04-06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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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霍奇森  

 

在这里,我只能仅限于讨论东半球主要的文明地区。直到最近两百年,绝大多数人类生活在我所提及的区域内。这个地区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横跨欧亚非大陆,但主要是赤道以北。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社会就已经拥有发达的农业和城市生活,并因此有高密度的人口。欧亚非的文明地区通常被分成四个主要的核心区域,我们可以称其为欧洲、中东、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至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元1800年左右,这样的划分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都展现了大约三千多年文化发展的相当大的连续性。更确切地说,在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都有一个有着相当持久的传统的核心区,这些核心区的文化不同程度地持续影响着周边的广大地区。

我们必须把这些地区定位得更精确些,因为我们将花大篇幅去叙述它们。可称为欧洲的核心区的是地中海北部沿岸,尤其是从安纳托利亚到意大利。它所拥有的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的希腊—拉丁文化)逐渐在北部的陆地上蔓延开来;但是就整体而言,从米诺斯文明时期直到中世纪末期,地中海沿岸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相对于更北方的地区来说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中东地区的核心是肥沃的新月地带和伊朗高原,其北部和南部,从欧亚腹地到也门和东非的地区都以它为文化上的领导者,甚至埃及——尽管它明显扎根于自己的过去——和北非、最终整个苏丹都加入其中。中东地区一些伟大的文化语言属于闪米特和伊朗语族;虽然一些特定的闪米特语和伊朗语发生了改变,但是众多的文化传统还是藉由它们代代相传下来。在兴都库什山东部和南部广袤的印度语传统地区,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大致类似于前面的核心地区;在那里梵语和巴利语发展起来,并成为远至柬埔寨和爪哇地区的古代语言。最后,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第四个创造性的核心区,那里的文化影响波及到四面八方不断延伸的地区,不仅在不断扩大的中国国内传播,而且越出中国国界,传播到日本、越南等地。

至少从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就试图找寻一些方法,以便把欧亚非文明地区看作是由特色鲜明的不同区域构成的,每个地区都与其他地区相距甚远,每个地区都完全可以从其自身来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十分复杂,但是这样划分的一个便利结果是,使欧洲、甚至是西欧成为整个世界中独立的一部分,它的历史无需与其他地区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由欧洲历史本身提出的问题除外。但如果这样的努力固守不放的话,我们就会形成关于世界历史甚或欧洲历史的错误概念。因为即使是在四个核心区之间,它们的差别也不足以支持这样一种解释。对于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别的简单考查,能使我们确定其意义。

如果有人试图将这些伟大的文化区组合起来,以便把整个欧亚非大陆的历史复合体划分成两个部分(人们并不经常真的这样做),最没有用处的一种划分方式是,把欧洲作为一个部分,即“西方”;另外三个地区构成第二个部分,即“东方”;因为欧洲与其最邻近地区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地中海北部的地区总是与肥沃的新月地带和伊朗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已把安纳托利亚半岛(今天土耳其共和国西半部)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因为它构成了希腊文化的一个主要中心,并且始终与巴尔干半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它通常被列为中东的一部分,并且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中海盆地不仅在罗马帝国统治下,而且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构成为一个历史的整体;甚至是在中世纪的顶峰时期,像西西里这样的地区,把希腊、阿拉伯和拉丁文化创造性地集聚在了一起。希腊思想成为中东传统的必要构成部分,而中东宗教在欧洲生活中处于中心位置。

欧洲和中东,与印度各地之间的差别更明显一些。中世纪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拉丁人和波斯人对印度有很多相同的反应,他们发现与印度的不同要大于他们互相之间。兴都库什山和俾路支沙漠形成了比托罗斯山脉更严重的障碍。但即便如此,中东和印度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反映了两地之间不断蓬勃发展的贸易关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它们之间有着部分相同的背景这一事实。因为,在印欧人到来确保印度、伊朗和希腊的语言和神话有着共同的起源之前很久,印度河流域文明就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种一致性的最大中断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之间。喜马拉雅山脉比兴都库什山的阻隔效果更明显。在现代之前,直接的接触通常仅限于商业探险。亚历山大侵入了希腊和旁遮普;突厥人帖木儿在俄罗斯和恒河平原征战;帖木儿梦想得到中国,但是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如此,蒙古军队一度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在德国、伊朗和印度赢得了胜利。我们知道,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深深影响了中国和日本的生活;同样,许多重要的发明,其中包括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显然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中国传了到中东,也同样传到了印度和欧洲。

对欧亚大陆历史的研究表明,这些相互关系并非各个独立的社会之间的纯粹外部的、偶然的文化借鉴和相互影响。它们反映了一系列的事件和文化模式在一切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渗透。“四个核心地区”是一种不完善的历史抽象概念。所有地区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的、宏大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复合体。

在现代之前,四个核心区是最富创造性的中心;但在它们的外围地区,总有一些创造力稍逊一些的中心;核心区本身也不能总是被当作独立统一的单位。从很早的时候起,地中海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文化传统就开始被区别开来,直到希腊人和拉丁人、东正教和天主教最后形成彼此相对独立的文化。人们常常认为,伊朗和欧亚大陆中部独立于肥沃的新月地带和埃及,有着自己的历史。而印度的北部和南部则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最后,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存在于重要地区之间的各种差别与存在于特定民族之间的各种差别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认识是没有根据的。然而,我们当今理解世界史的所有重大尝试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认为存在着一系列独特的社会、独特的文化区域,都有各自的内在统一性,与他者之间只存在外在的关系。像兰克那样的普世化努力是为数不多的表面上的例外,它们基于欧洲似乎就是全世界这样一种视觉上的幻象,所有其他的地区都是孤立的和狭隘的。

当我们思考伟大文明的起源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在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内部不可能划出任何鲜明的界限,为何依然有历史学家锲而不舍地试图划出这种界限。我们都知道,读写文化在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尼罗河流域几乎同时产生——尽管表现形式不同(通常与城市相连这一点除外)。可能稍晚一些,在黄河流域和其他独立性稍弱的地区(如克里特岛)也产生了。这个发展过程至少在从印度河到爱琴海的地区,也就是在那些后来成为印度、中东和欧洲传统核心的地区,有着共同的、相互依存的特点。一些类型的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曾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它一旦在某一个地方形成城市、发明文字,这种现象就会同时发生在许多地区,并迅速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只有当文明的发展到达了某一个点的时候——欧亚非地区的主要中心大约在同一时间,重要的地区性传统才开始具有鲜明的特点。曾几何时,在从爱琴海到印度河流域的大舞台上,许多地方性的特质混合在一起,而现在,地方性的文化传统相对独立出来了。主要地区之间的区别是次生的,而且主要是由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偶然因素造成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这一观点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即在边缘地区,如欧亚大陆中部,几个核心区域对它的影响重叠在一起,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归纳为那些主要文化区的混合物。一般说来,各个地区都有自己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它们直接形成了更广泛的欧亚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人用古代高卢的事例来强调这一点;马来西亚和欧亚中部也同样如此。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毫无疑问,闪米特—伊朗文化的影响是所有外来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例如,其书写系统就来自肥沃的新月地带。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在政治上,很大程度上也在宗教、文学和艺术上与印度北部联系在一起。佛教在此兴盛(正是从那里便捷地传播到中国)。中国也一再对那里发生强烈的影响,而且不只是在该地区处于中国的政治统治之下的时候。甚至有一段时期希腊文化也在那里盛行。然而,乌浒河—药杀水盆地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己的连续性,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随着几大文化区域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不仅如此,要想理解其历史,必须把它放到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区的历史背景之中。

因此,有经验的学者不会认为这些区域是恒久不变的。他们认为,这些超国家社会纯粹是历史概念,因此有时空局限性,是理想的独立历史单位。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世界”这个说法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它终究有任何重要意义的话。这一尝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类社会都被设想成由若干自觉的休戚相关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也许是通过精神方面的预设,也许是通过创造性的风格。从最高层次的文化沟通领域的意义上说,它们各自都是独特的“世界”。在区别这样的社会的许多尝试中,斯宾格勒的工作是最著名的。汤因比在这方面的尝试并没有始终如一,他提出了独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intelligible fields)的学说;但是他的素材的分量迫使他超出了通常的限制,实际上他放弃了这个尝试。如果更详细地考察汤因比的工作,我们会发现,他所谓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甚至也不是他本人的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最终,这个体系里最重要的内容变成了宗教的发展,他还指明了宗教的发展正好跨越了他所划分的19种文明的界线,而这是他一开始就假定的独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到最后,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点除外,这就是一个更大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整个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在这个研究范围中,他所说的“诸社会”在长时间内盘根错节地相互联系在一起。

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1922-1968),美国芝加哥大学伊斯兰研究学者和世界历史学家

本文选编自《全球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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