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继续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边疆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边疆考古的视角切入，通过边疆地区的实物资料丰富和充实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探索边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丰富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在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充实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边疆考古作为发掘边疆地区民族历史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以实证的角度阐释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文化特征，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心聚力。
关键词：边疆考古 中华文明 突出特性 “第二个结合” 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突出特性主要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时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而“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边疆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分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外向内的全新视角来审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何以中国？因有边疆。边疆地区历史文化像是诸多须根系一样与华夏文明这条主根系一同为中华文明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滋养着中华文明这棵大树在历经五千年的风雨沧桑后依旧枝繁叶茂。边疆考古作为发掘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以实证的角度阐释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助力“第二个结合”，并从边疆考古中不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一、从边疆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边疆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涉地域范围和文化内涵而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华文明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和、升华的结果，边疆民族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北部边疆考古的实践，就是从实证的角度证实边疆民族在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可以发挥在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的作用。
史前遗址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五个突出特性中的第一个，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的印度文明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最后都有所中断，而中华文明却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是中华文明的滥觞时期，独特的文化基因在此时已经凸显。
北方边疆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三十余处，从旧石器时代中晚阶段到青铜时代有连续地层堆积的遗址仅有一处，即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金斯太遗址。2000年和200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等单位联合组队对金斯太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多个文化层，在距今4.2—1.2万年旧石器文化层中发现了用火遗迹及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等文化遗物，特别是存在具有欧洲旧石器技术风格的勒瓦娄哇剥片技术的石器，将此类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分布范围向东扩展了近2000公里，对理解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迁徙、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金斯太遗址作为中国北方地区距今5万年以来年代和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遗址证实着早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进入新石器时代，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西辽河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流域以及环岱海-黄旗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两千余处。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黄旗海南岸的庙子沟遗址，作为中原庙底沟文化的后继者，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掘面积最大、遗迹保存最完整、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研究最为深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年代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庙子沟遗址内房址成排分布，坐西朝东，布局井然有序，窖穴散布期间，聚落延续发展有一定的时间性。典型陶器为小口双耳罐、筒形罐、曲腹钵等，彩陶制作精美，文化面貌独具特色，该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庙子沟文化”。可见在黄河流域以北的黄旗海地区在仰韶晚期已经进入了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阴山脚下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是中国北方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距今五千年前，也同中原地区一道开始跨入了中华文明的门槛。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早期中国文明的肇始和演变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从而更好地面对现代和未来中国。
居延大遗址彰显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统一的国家框架，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前景，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逐步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始终牢固凝聚。
两汉时期，汉朝所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民族，因此特别重视北方边塞防御体系的构建，开始大规模地修筑长城。西北河西四郡以北的额济纳河流域居延一线不仅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而且可以占据有利地形来控制额济纳河的水资源，在额济纳河下游设立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来统辖边塞防务，居延地区现存最多的遗迹就是汉代的城障亭燧遗址，目前存有3座城址、8座障城和100余座烽燧。1998-2002年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领衔的联合考古队对居延遗址的调查、测绘及发掘工作，使得居延汉代塞防设施的面貌渐趋明了。通过对居延都尉府辖区内的K710和K688两座城址的进一步调查和清理，特别是BJ2008的发现与研究，明晰了三座城址的修筑年代和主要功能；对居延地区现存汉代亭燧障塞的考古调查与测绘，基本搞清楚了居延地区汉代城址和障城的具体分布，对烽燧的分布规律及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了解了烽燧内部的构造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烽燧功能提供了基础材料。
通过对居延大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结合以往出土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初步描绘出边塞戍卒轮流值戍、施烟示警的军旅场景，汉匈小规模冲突和袭扰的日常状态，大致复原出边塞将士们在“地热，天寒，多风沙”气候恶劣的苦寒边关“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的紧张、繁重、艰苦的生活状态。
居延地区上百处的汉代遗址如今依然屹立在荒漠黄沙中，无不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让后人联想着汉代边疆烽火连营、将士保家卫国的场面，真切体会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豪迈与悲壮，牢牢树立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鲜卑遗存阐释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文明里包含很多通过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发生创新性改变的传统文化。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一直是中国北方边疆历史的主旋律，同样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和自我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鲜卑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是第一个把草原游牧区和北方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之下的王朝。公元386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开凿等一系列的举措，真正推动了北魏的汉化进程和民族大融合，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内蒙古地区是4世纪以前鲜卑活动的主要地域，近年来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二连浩特市，乌兰察布盟的商都县、察右前旗、察右中旗和兴和县，包头市的九原区、固阳县、土右旗和鄂尔多斯市的准格尔旗等地，陆续发现和发掘了100多座鲜卑墓葬，拓宽了对鲜卑考古学文化认识的视野。内蒙古地区发现和发掘的鲜卑遗存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延续时间长，为建构早期鲜卑史、扩充鲜卑王朝史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用新的考古材料阐释了鲜卑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
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由周边各个民族不断融入，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强势融入，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才使中华民族更强大。北纬41度线造成了农牧差异，也造成了征战与融合，而征战和融合是中华民族不断强大，开创新历史的源动力，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唐朝墩遗址见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在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华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明吸收扬弃，也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华文明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和创造力，唐朝墩古城遗址从考古实证的角度为这种包容性做出了生动注脚。
唐朝墩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是天山北麓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城址，西距北庭故城约30千米。2018年至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围绕唐朝墩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基本厘清了城址的形制结构和建置沿革，确认了其即是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所在。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元代，在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废弃。城内中心略偏西北处发掘清理了一处唐代院落遗址，该院落采用减地法构筑，清理出元代、西辽、高昌回鹘和唐代叠压的地层堆积。城址中心夯土台基为一处佛寺遗址，与城址同时修筑，可见佛教在唐代的重要地位，佛寺遗址整体坐西朝东，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回廊、塔基地宫、佛殿、前庭和前院等六部分。城内东北部发掘出的浴场遗址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罗马风格，整体结构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供水井、排水井等相关遗迹构成，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又历经多次修缮，推测其作为城内公共浴场的可能性较大。城内北部中央清理出一处完整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坐东朝西，寺院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建筑空间构成，自西端中央门道进入，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以及东端的南北三间一列的房间。
唐朝墩古城浴场遗址、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出土了较多的生活器具和大量的精美壁画。这类建筑分别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术、佛教和景教宗教思想文化等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印证了新疆地区唐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研究和阐释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历程等问题，提供了生动而坚实的实物材料。
唐朝墩古城遗址作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的一个生动例证，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元上都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微观视角来看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要和谐，从宏观视角来看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价值观念要和合共生，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草原都城元上都从宏观视角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地处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其地北依龙岗山，南临滦河，史籍赞其城为“龙岗蟠其阴，滦水迳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元上都始建于1256年，三年建成，初名开平府，后大都建成，1263年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亦称上京、滦京等，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北控沙漠，南屏燕蓟”的草原都城。通过对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明晰了遗址内三重城垣的布局、各部分宫殿的构筑方式以及民居房址、周边墓葬和包括铁幡竿渠在内的水利工程遗迹等遗存的特点，揭示了元上都文化融合的特质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宫城正中的大安阁是将南宋汴京熙春阁拆卸后运至上都复建而成；大安阁西南角出土的汉白玉角柱雕刻的龙纹神态飘逸，技法纯熟，表现出典型的中原文化传统；大安阁作为上都最重要的宫殿，采用的是中原风格的建筑方式，元王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对这座名闻遐迩的都城繁华景象有过详尽的描述，让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当时欧亚各国的使节、旅行家、传教士、商贾、僧侣、工匠等纷至沓来，赶赴上都，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上都派往欧亚各国的使节。上都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各国的重要枢纽，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使这座草原城市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巨大舞台，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溢彩流光，其彰显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如今，元上都遗址这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屹立在辽阔的金莲川草原之上，以其宏大的气派，反映着中华民族多元开放的时代格局，而这种格局的底蕴正是中华文明包容宽厚的和平性。2012年，这座曾经高度繁荣的草原都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重要标识的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边疆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充分发挥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优势，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证据，从边疆考古中可以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作为边疆考古工作者，应拓宽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与文物资源特色，深入推动边疆考古研究，促进学术交流和文明互鉴，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积极贡献。
二、“第二个结合”指导和推动边疆考古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更深厚的底蕴。
“第二个结合”指导和推动边疆考古研究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掘边疆地区文化遗产，通过实物资料丰富和充实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通过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探索边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来丰富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
发掘边疆地区文化遗产，通过实物资料丰富和充实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地域范围来看，中国边疆地区的国土面积占国家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从文化内涵内上看，中国边疆地区的考古学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宋辽金元明清等各个阶段，所以中国边疆考古大有可为之地。进入新时代以来，边疆地区的考古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从史前时代的通天洞遗址、金斯太遗址、庙子沟遗址和后城咀等遗址到青铜时代的吉仁台沟口遗址、二道井子等遗址再到历史时期的河泊所遗址、居延遗址、唐朝墩遗址、当雄墓地、元上都等遗址，多样性的考古成果越来越备受瞩目，不断充实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通过构建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探索边疆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来丰富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国各地区的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尤其是边疆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发展轨迹和发展规律，只有不断构建、完善中国边疆考古研究学术体系，才能阐释边疆地区的这种不平衡性，最大程度地还原边疆历史史实，总结出边疆地区的文明发展规律，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中来。何以中国？因有边疆。将边疆地区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观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丰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同时，更加全面的理解中华文明，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边疆考古工作将勇担新时代赋予的新的文化使命。在未来边疆考古的工作中，充分认识边疆考古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整合全国各地以边疆考古为主的研究力量，继续深化考古研究，推动边疆考古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加快推进边疆地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发表，推出综合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加快考古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将“小众文化”带进大众视野，让边疆考古成果更好地走向社会公众，推动边疆地区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贡献；持续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中关于边疆考古的课题；拓展国际视野，树立国际眼光，立足边疆地区的区位优势，深入推动丝绸之路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共同促进边疆考古的繁荣发展。
三、从边疆考古中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推力，对于丰富中华文明文化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扩大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精神标识和博大浑厚的文化精髓，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在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充实着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边疆考古作为发掘边疆地区民族历史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以实证的角度阐释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文化特征，进而阐释中华文明的文化特性，完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库。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写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提到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标识——龙和斝与瓮所衍生的鬲，并以此提出文明起源的两种形式——撞击和融合，这两个重要标识都来自于中国北部边疆地区。
燕山龙是指分布在中国北方燕山北部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龙（或鳞）纹图案陶器或玉器。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部边疆地区最为成熟、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主要有辽宁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半拉山遗址和内蒙古自治区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与同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生碰撞后迸发出文明的“火花”，红山文化的彩陶龙（或鳞）纹图案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玫瑰图案出现在同一类器物上，饰有玫瑰图案的彩陶盆和筒形器配置在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四周，玉猪龙成为红山文化“唯玉为葬”中的一大特色，这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溯本求源的发端。同时红山文化中崇龙尚玉、敬天崇祖的意识形态以及坛庙冢等建筑祭祀机制，使之成为中华礼制的重要源头，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初推动力。在距今5500～5000年，随着红山文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内部发生重大变革，红山文化步入鼎盛时期，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进入初级文明社会，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红山文化所形成的红山文明率先跨入了文明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红山文化还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传承性和延续性。坛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活动的台型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典型的文化标识。红山文化的坛体为三层的圜丘，并于庙、冢伴生配置，形成建筑祭祀机制，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即与之类似。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坝顶遗址是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自内而外由祭坛、内环壕、内垓、外垓、外环壕等五部分组成，坝顶遗址可谓是坛在五千年文明传承、演变中的中间环节。祭坛位于阴山山脉中端的大青山上，中心祭坛的外缘为夯土墙，内部填土，形成平台式圆形坛体，坛体外围以登坛台阶环绕，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表现出北方民族对华夏礼制的吸收与认同。
斝与瓮所衍生的陶鬲作为史前考古文化的标型器，与其他常见陶器相比有着复杂而特殊的形态，成为中国整个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象征和标识，苏秉琦先生就曾指出“鬲的形制特异，为中国古文化的特有之物，在中国的古文化中存在长久而普遍，形制作风俱多变化，故可视为中国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苏秉琦通过分析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麓准格尔旗两个地点出土的两件晚期小口尖底瓶，发现底部内壁结构的细部变化与尖腹底斝的细部变化几乎一样，另外该地区比较明显的一种文化特征在于出土有数量多、变化快且序列完整蛋形瓮，进行深入猜测和推理，源于关中地区作为仰韶文化最主要特征器物之一的尖底瓶，与源于河套地区本地文化的蛋形瓮结合，诱发了鬲的原型——三袋足器的诞生。从此作为中华古文化标准化石的陶鬲存在于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以及随后的商周时期中原和周边诸青铜时代文化中。
边疆地区创造出了不逊色于华夏文明的绚烂文化，边疆地区的考古成果为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了实证，从精美绝伦的文物到叹为观止的遗迹，让源远流长的边疆历史和博大精深的边疆传统文化不再虚无缥缈，让公众对边疆地区历史文化进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有了依托和物化载体。
边疆考古工作者在广袤的边疆大地用手铲将厚重的黄土一层一层的刮开，将文化基因一点一点的剥离出来，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图谱提供了边疆拼图，丰富了边疆历史内涵，为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提供了实证。
历史和文化时刻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边疆考古通过不断发现、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心聚力。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