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

——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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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对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相关文献的理论回顾,本文认为,在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理论互动演变的当下格局中,是对经济学的性质、意义、任务及其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些元经济学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和讨论的时候了。第二小节的文献追溯发现,在经济学说史上,伴随者由“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的转变,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三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问题。研究发现,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学术人”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透过自己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去发现人类社会中的某些“自然秩序”。第四小节讨论了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这一问题,并对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偏向做了一些反思性的评论。本文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在未来的健康成长,应该鼓励不同经济学流派和研究进路之间的竞争、对话和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 唯科学主义

  

  “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之中。”—— 卡尔·马克思

  

  一、引言:从豪斯曼的《经济学的哲学》谈起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同时,自同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也经历了一个近30年的思想解放过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过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已经大致完成了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骨架和范本的单一经济学话语体系向一种当代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研究共存且诸多门类经济学科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转型,在各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实际发生并正在试行着一种多元化课程设置的动态演变格局。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的双重进步和同步发展,不但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等专业理论人才走向进入教学或科研单位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新生代的主流研究力量,而且也有成千上万的毕业生进入了一些国外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并有一大批从国外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回国执教,或在各科研机构和实际经济部门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更为可喜的,这一新生代的中青年经济学人,开始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进行交流,并开始在国际上的外文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是巨大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在整体上所取得的进步也是巨大的。然而,这双重的巨大成就,并不能掩盖在中国社会现实中以及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正如经历了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何方这样一个巨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学术各界共同探讨和思考一样,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同样面临着未来道路如何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另外,这里不得不说,正如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巨大成就可能部分遮蔽了中国理论界观察社会问题的视界一样,当下中国的经济繁荣,也似乎致使忙忙碌碌的中国经济学人没时间来反思经济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了。然而,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这样:只有大致理解经济学到底是怎样的一门学问了,中国经济学界方能较合宜地理解经济学人自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确当位置和角色,也才能进一步较清楚地把握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一句话,在当前中国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与经济理论互动发展的格局中,从未来制度变迁和经济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是在整体上反思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

  2007年1月,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豪斯曼编的《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文集。这部文集的编者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M. Hausman)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哲学教授,并且已经担任在国际甚有影响的《经济学与哲学》杂志的主编十多年了。由这位行内专家所精心收编的文集,荟萃了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一些理论大师的经典之作,覆盖了经济学诸领域中的一些“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的深层问题。在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中译本的封底中,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曾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判断:“为了让经济学走向21世纪,我们应当知道它在20世纪的整体状况。对经济学的整体把握,就是经济学的哲学。” 笔者非常同意这一见解。这篇文献综述性文章,自不敢言是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任何整体性的把握,而仅仅是基于笔者一点非常有限的文献阅读,就理论经济学中几个相互关联着的重要问题,做些文献梳理,并附带增加自己的一点“边际评论”。这里,笔者仅挑出三个主要问题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先辈、同侪和青年同仁。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经济学的本质(nature)与任务是什么?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经济学能否成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精密科学”?

  

  二、经济学的本质与任务

  

  可能自“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ics)这些术语出现以及理论经济学学科形成以来,[1] 经济学是什么似乎就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较早,经济学家们多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去把握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的。譬如,在《国富论》中,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I, p. 177)曾把政治经济学视作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门学问”。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 p. 395)还认为,“作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目标:首先,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概言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正因为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把经济学视作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读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discourse)中,到处不无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换句话说,斯密恰恰是在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的“经济”意义上来看待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用施蒂格勒(1986,ch. 18)的话来说,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preach)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the sovereign ——一译“君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有了这一明确的学术目标,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较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譬如,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斯密在《国富论》中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斯密(Smith, 1776/1930, p. 184)指出:“一些特惠或限制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和最单纯的自然和自由制度就会自动建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完全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给予完全的自由,让其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以其产业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以及其他阶层进行竞争。”依照这一理念,斯密还对社会的收入分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很大程度上被人忽视了的观点: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也应该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的事。斯密(Smith, 1776/1930, vol. II, p. 152)说:“君主应该给予各阶层子民以公正和公平的待遇,如仅仅为了促进某一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显然与此相违。”斯密对市场经济进步意义的确信,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只要给定充分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秩序的自然成长空间,市场诚信体制也会随着交易的扩大而慢慢产生出来。譬如,在1762到1763年撰写的《法理学讲义》中,斯密(Smith, 1978, p. 538 )就曾明确指出:“只要商业在某一国家兴起,就总会带来人们正直和守时(probity and punctuality)的习惯。这些美德在未开化的国家里几乎是不存在的”。斯密还接着举例到,在当时欧洲各国当中,荷兰人最注重做生意,同时也是最遵守诺言的人。[2]

  对斯密本人对自发市场秩序运行之合理性的这种强烈信念,就连比较推崇自由市场体制的芝加哥学派中一位重要思想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也似乎感到难能完全接受,并好像略有微词。1980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题为“经济学抑或伦理学”的著名坦纳人类价值讲座(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的讲演稿中,施蒂格勒曾把斯密比喻为那种自由市场体制合理性理念的“传道人”(preacher),并认为在《国富论》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传道”、“说教”或言“劝说”的例子。照施蒂格勒看来,在斯密之后,这种基于经济学家个人价值和伦理判断的说教就比较少了,他还举例到,在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以及在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这种“说教”就不多了,而到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就根本没有“说教”了(参Stigler, 1986, 中译本,页392)。施蒂格勒还认为,从那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变得“园滑老练”起来,用今天的话说,人们不再像斯密那样关心人类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类“经邦济世”的大学问了,而是尽量把话说得婉转巧妙,从而只是做些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实际功夫”。如果说施蒂格勒的这一观察无误的话,我们今天似可以进一步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斯密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解说和理解,在后来的经济学家中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revised——这里可不是在“修正”意义上说的,而且也很难说是被“修歪”)了。尤其是到了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功利主义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那里,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被明显“功利化”了。照边沁(Bentham, pp. 1793-1795, p. 223)看来,“政治经济学既可被当作一门科学,也可被当作一项技艺,但当科学被运用于指导技艺时,两者可视作为同一回事”[3]。

  在认识经济学的任务和性质时,我们必须省悟到,斯密之所以像一个为市场经济运作之合理性大声呼喊的传道人那样写出《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法理学讲义》等等经典著作,完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刚刚萌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还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的黎明前夜中。在此情况下,斯密把自己的经济学的任务定作为一种为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写的一门学问,并决意要把自由市场体制的理念传道给(preach)世人,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英国、荷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生成了。正如施蒂格勒(Stigler, 1986,参中译本,页418)所注意到的那样,“自《国富论》出版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济发展的步伐一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规模向前迈进。西方世界的生产技术、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制度,都发生了持久而意义深远的变化”。19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国家中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运作体制的生成,标志着西方社会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其现代化过程,因而,像斯密那样为呼唤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生成和降临的“市场经济理论传道人”的历史使命已随之结束了,接着,经济学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到边沁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时期,西方的社会历史已经不再需要经济学家们像斯密那样为呼唤出来“市场经济”而进行呐喊了,而是较多的要求经济学家们去注重探究市场运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并较功利地研究和教导人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4] 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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