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军:金源故都:金上京遗址的考古实践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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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金上京遗址  

赵永军  

摘要:作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金上京城形制独特,和前后不同时期的多个都城的营建存在联系。从平面形状看,金上京城和辽上京城颇为一致,显然是继承了辽上京城的特征;同时金上京城的建造,还仿照北宋都城汴京城的建筑形制,皇城布局与汴京城基本相同。从整体布局和特点来看,金上京和金中都也存在内在联系,反映了女真人及其建立的金王朝从早期开始即积极汲取中原文化精华,体现了女真民族逐步汉化和金王朝集权统治逐步加强巩固的发展进程。因此,对金上京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及综合研究,对于研究金代建筑形制、布局设计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城址 金上京 女真族 金代 考古学研究

 

黑龙江中下游的广阔区域,是古代肃慎族系民族集团长期活动的历史舞台。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崛起于北方地区,建立了统一的王朝政权,金上京城作为其统一王朝政权的象征,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历史意义。

金袭辽制,设五京。金上京是金代五京之一,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临阿什河左岸。1982年,金上京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金太祖建金朝称帝,至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金朝一直以上京为都,历金代四朝皇帝,共达38年之久。海陵王即位之后,上京城遭到毁弃。金世宗时期,又对上京城进行全面恢复,重新修建了主要宫殿等建筑。先后两期的大规模营建,为上京地区保留了一批重要的金代城址、宫殿建筑址和贵族墓葬等遗存。

对金上京故城的调查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对金上京城却只做过少量的考古工作,缺少考古学视域下的宏观研究。本文通过对有关金上京的文献记述、考古过程及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特别是对近期开展的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新成果进行全面归纳整理,希望推进对上京城兴废建制及演变发展等方面的学术认知,从考古学视角,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为当前大遗址保护与展示提供重要考古依据和学术支撑。

一、相关文献记述

文献对于金上京的记述不甚详尽,主要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松漠纪闻》《大金国志》《金史》等几部宋元时期的史书和典籍,但所涉文字大多较为简略。

上京地区是女真人的发源地,狭义来说,金代上京会宁府区域常被称为“内地”或“金源”。《金史·地理志·上京路》载:“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内地。”依据文献与对金上京的初步研究,我们曾将上京城的兴废利用等历史进程分了五个历史阶段:(1)初建阶段;(2)扩建阶段;(3)短暂毁弃阶段;(4)重建修缮阶段;(5)逐步废弃阶段。

1.初建阶段(金太祖、金太宗时期,即1115—1135年)

这一时期,上京城初建,规模尚未展开。草创时期以营建皇宫为主,现今上京城南城遗址中的皇城宫室,主要在此一时期完成。这一时期上京城初具规模,建制微显。“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

2.扩建阶段(金熙宗时期,即1135—1149年)

这一时期,对上京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扩建。上京城已颇具规模,建筑布局有序,甚有以北宋汴京城为蓝本之气势。

3.短暂毁弃阶段(海陵王时期,即1157—1161年)

据文献记载,海陵王在位期间,并未对上京城进行修建,而是属意营建燕京宫室。贞元元年(1153)正式迁都于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而且,“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至此,上京城只能被称作会宁府,这意味着其不再拥有作为金王朝都城的地位。为打消王室宗贵回归故土的热盼,正隆二年(1157),海陵王“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通过这一记载可知,上京城的皇城宫室、宗庙及寺庙等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4.重建修缮阶段(世宗时期,即1161—1189年)

金世宗时期,不仅意欲恢复上京城的原貌,而且还动工营建了新的宗庙,并特此用砖修葺了城墙。同时,还修建了光兴宫,作为他自己的行宫。史书记载,大定二十四年(1184)五月,金世宗携王室百官巡幸至上京城时,曾留驻于光兴宫。至此,上京城得以重建并恢复昔日建筑规模,以崭新的陪都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5.逐步废弃阶段(东夏国时期,即1215—1233年)

宣宗时期,金王朝逐渐走向衰败,退却往日辉煌,无力管辖四宇。贞祐三年(1215),蒲鲜万奴得势壮大,在东北叛金自立东夏国。同年四月,蒲鲜万奴攻打金军,势如破竹,“复掠上京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兴定元年(1217),“焚毁上京宗庙,执元帅承充,夺其军”。从这两次攻掠上京城的记载来看,蒲鲜万奴为了灭金树己,主要对上京城的宗庙等建筑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1233年,蒙古军灭东夏国,上京城也随之被蒙古军攻陷占领。元代,上京城成为水达达路的重要城站,元代末年曾设镇宁州。明代,上京城成为通往黑龙江下游奴尔干都司辖区的重要驿站和海西东水陆路城站之一。清朝中期,上京城被废。《鸡林旧闻录》载:“土人相传二百年前,城之楼堞,砖石砌成,草长苔封,甚为完固,嗣为阿勒楚喀副都统运去建筑阿城,古迹遂尽湮矣。”可见,这一时期,上京城荒草覆盖,甚是凄凉,往日古迹几乎全被湮没。

上京城逐渐被忽视遗忘,以至于一段时期以来,人们甚至将金上京城和渤海上京城混为一谈。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编撰《满洲源流考》 一书,开始对金上京城进行了大致明晰的记述,其记载:“拉林、阿勒楚喀之间,则金上京城在焉。今尚有古城及子城、宫殿遗址。”该记载明确指出了金上京城古迹犹在,古城及子城、宫殿遗址仍然可以辨识,但该书并未明确指出金上京城的准确位置。金上京城重新被后人所认识,历史地理学者曹廷杰所做贡献颇大。清光绪十一年(1885),曹廷杰曾对阿城进行了调查,在《金会宁府考》一文中,首先明确考证出阿勒楚喀城南四里的“白城”即金上京会宁府故址。

20世纪上半叶,中、日、俄等几国学者曾多次对上京城进行考察。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首先对上京城进行调查。之后的1923年,俄国的В.Я.托尔马乔夫对上京城进行调查试掘,并测绘出城址平面图。1927年、193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园田一龟分别对上京城进行了调查。园田一龟还对皇城进行了局部发掘,并发表了专门的报告。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金毓黻也对上京城进行调查并著录。此外,1937年周家璧(时任阿城县长)也对上京城进行过实地考察和记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上京城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界关注者甚少,更鲜有著述。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逐步有关于上京城的研究成果问世。20世纪90年代,两部论述上京城的书稿问世:一部是1991年4月,朱国忱撰写出版的《金源故都》;另一部是1991年12月景爱撰写出版的《金上京》。两部著述围绕上京城,以专题研究的视角,从文献史料的梳理出发,结合考古调查和一些考古发现,对上京城的建筑形制、布局结构、历史沿革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考察和综合研究。两部论述,均不同程度地对上京城的建制等问题有了新知,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两部著述可以体现和代表20世纪学界对于金上京城研究的最高和水平。进入21世纪,金上京的考古工作及相关研究进一步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思索。有学者对金上京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系统梳理,总结成绩,查摆问题,并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

二、考古发现与发掘

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及皇城组成,平面呈曲尺形(图1)。南北二城的总周长约11千米,总面积约6.28平方千米。南城略大于北城,二城形态相同,均为长方形,平面形态一纵一横,两城相互衔接,连为一体,北城南北长约1 828米,东西宽约1 553米;南城东西约长2 148米,南北约宽1 528米。两城之间筑有隔墙,设门相通。城墙夯土版筑,存高3~5米,墙基宽7~10米。外垣平均每隔70~120米筑一马面。城门多处,个别带有瓮城。城墙各角上构筑角楼共有7处。城外及两城之间的腰垣南侧,均建有护城壕。

皇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南北长约645米,东西宽约500米。自南向北有五重宫殿建筑基址排列在皇城的南北轴线上,东西两侧还有回廊基址。皇城南门两侧建有阙。

鉴于以往对上京城所做考古工作不足,为深化对金上京遗址的科学认识,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以金上京大遗址的有效整体保护为宗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金上京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送国家文物局获批复立项,于2013年正式启动实施。至2023年,已连续开展工作10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图2)。

(一)关于城墙结构特征

上京城城墙整体保存较好,仅局部损毁。2013年度的考古发掘,将腰墙编号为YQ,北城西墙编号为BXQ,南城北墙编号为NBQ。为了弄清墙体结构,在这三面墙上均开展了解剖工作,具体做法是选择在墙体关键部位各开1条探沟。

腰墙,即北城和南城共用的一段城墙,其西部和北城西墙连接的部位已因被现代村路穿过而被损毁。腰墙方向102°,于腰墙西侧做了探沟(编号:2013ASYQTG01)。现存地表高度均为1米以下。城墙为夯土版筑,直接建于生土层之上。底部挖有一凹槽,其垫土层内夹杂大量碎砖断瓦和陶片等。腰墙主体城墙外端,经过两次修筑。腰墙墙体南侧有壕沟(图3)。

北城西墙发掘点,即探沟(编号:2013ASBXQTG02),选择作业的具体位置是南、北城交接向北约20米处。西城墙为夯土版筑,底部挖有凹槽。基槽组织由一层碎砖瓦层、一层垫土层,再一层碎砖瓦层构成。通过解剖可见,此段城墙为二次修筑(图4)。

南城北墙发掘点,即探沟(编号:2013ASNBQTG03),位于北城与南城交接处的东北转角处,西距北城东南角约32米。

南城北墙方向碎砖瓦层为102°,与腰墙方向一致,其墙体夯筑,其主要筑造结构与北城西墙、腰墙一致。墙体留存高约3米,基槽宽为12.6米。有包砖筑于墙体两侧。此包墙砖系后期加固夯土墙而筑。该段墙体南、北两侧,均有壕沟(图5)。

(二)关于城门形制结构

通过调查勘探,金上京城址外城可以明确辨认出共有城门12座,经多年自然变化及人为因素影响,多已残毁,唯南城南墙西门址保存尚好,并且有完整的瓮城。皇城四面城墙上各有1座门址,南北二门两两相对,东西二门大致处于东、西两墙中部偏南位置。

1.南城南垣西门址

2014年度重点对金上京城南城南垣西门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金上京南城南垣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组成(图6)。此处两门址和上京城皇城午门址在一条中轴线上,所处位置颇为重要。城门址由单门道、路面和东西两侧的夯土城墙(墩台)构成。从门砧石之间的距离,可以推测出门道宽约为6.5米,南北进深约20米。两侧门砧石外侧各有4根等距分布的大圆木柱,每侧木柱的间距约 3米。每根木柱底部有平整的柱础石,础石近长方形,系花岗岩质。这些木柱为支撑城门顶部的中心柱。城门墩台南北两面均有青砖砌筑包墙。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明确了瓮城平面大致呈“马蹄形”,东西内径长约50米,南北内径宽约20米。瓮城门位于城址东南侧。

南城南垣西门址,具有显著的唐宋时期门址特点,其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组成。城门系单门道,两侧有排叉柱,系金代中期以后所建。发现多层路面。瓮城内东北角发现有带火炕的房屋,非一般日常居住取暖作用,由历史时期的设计理念所致。瓮城墙内侧筑有砖砌的特殊排水设施,这些独特的附属设施及建筑方式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金代城墙结构特征提供了新资料。

此次发掘出土器物丰富,种类多样,按照材质分类,有陶、瓷、石、骨、铁、铜器等,多为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等;陶建筑构件多为陶质。

2.皇城东门址

为进一步掌握和了解皇城门址的基本特征和建筑结构,2021年对金上京遗址皇城东门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皇城东门址,系由南、北墩台和门道组成,整体呈殿堂式结构(图7)。两墩台夯土基础东西分别长14.1~14.2米,南北分别宽7~7.1米,残高 0.6~1米。四周有宽约0.4米的包砖墙,只有局部还有青砖残留。每个墩台上分布2列3排6个方形的磉墩,边长1.5~2米,磉墩由碎砖瓦逐层夯筑,深约1.3米。两侧墩台为单开间两进深的布局。中部为东西向单门道,门道底部为夯土筑基,门道下的夯土和两侧墩台的夯土基础为一体。门道宽约3.8米,门道夯土基础上未见路土堆积及踩踏面,推测门道上为铺石板的道路,但已被破坏殆尽。门道和两侧的墩台形成了三开间两进深的殿堂式城门结构。

门址南北两侧城墙为夯土筑,外侧包砖。发掘部分夯土宽2.2~2.9米,上部遭破坏已不存,现存高0.7~1米,两侧有宽0.6米的包砖墙,可见深0.4米的包砖墙基槽,只有局部有长条砖残留。城墙的包砖墙向上有收分,形成一定的坡度。墙下有砖铺散水,散水宽0.4米,可见城墙上有出檐的建筑构造。

出土器物以建筑构件为主,包括大量砖瓦和装饰性构件,陶凤鸟和鸱吻等残件大量出土,一些新种类的装饰构件首次发现。有少量的陶瓷器、金属器和石器等。瓷器以定窑白瓷产品为主。有少量的铜钱,多为宋代钱币。

2021年度发掘所揭示的金上京皇城东门址结构颇具特点,与一般形制不尽相同,为断砌造结构,其属于殿堂式城门。

(三)关于皇城布局及建筑特征

金上京城的皇城位于南城西部,其布局大致可分为东西两部以及中部,共3个部分。宫殿区建筑居中,大气恢宏,布局规整,自南向北有五重建筑,基址分布于中轴线上,门址—殿址规范,依次排列,其中第二、第四殿址规模较大。宏观观察,殿基址平面呈“工”字形。官署、宗庙祭祀区域居于东部和西部。

1.皇城西部建筑址

2015年度重点对皇城宫殿区第四殿址西部的建筑址进行考古发掘。皇城西部建筑址,即指位于皇城内西区中部的一处建筑遗存。此处的建筑址主体,四周均建有围墙,与相关的附属设施一起组成一处院落式(庭院)建筑格局(图8)。中心建筑址台基(编号TJ1)由夯土筑成,整体呈“十”字形,大致为南北向,台基东西最长处约为41米、南北最宽处约为33米。台基较为平整,中部略高,向四周逐渐呈慢坡状分布,高0.5~1.2米;台基边缘以砖包筑,宽约为0.35米。台基上分布有排列有序的磉墩,数量共有36个,中部东西向有4排,南北外端两侧每排最多有8个;其中台基的东、西、北部中间均有减柱现象。磉墩平面略呈方形,长度为2~2.4米。在台基中央存有由一周圆形浅凹槽构成的遗迹,南侧中间有一豁口,为入口。其北部,东西向布有磉墩,共4个,形制稍小。圆形区域直径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11.5米。依布局情况看,台基上可以划分为5个不同的区域。中央主体部分,即主殿,呈圆形。周围布局为:南部露台;东、西两侧为挟屋;北部为后阁。南部中央露台前面有一慢坡状踏道与前院路面相连。台基上分布有4个灶址。灶的形制相同,直接在台基上挖土而成,周边砌以砖石,与传统形式一致,其灶室为圆形,火塘部分为长方形。灶总长度约3.5米,宽约1.5米。台基上还有3处排水槽,呈长条形,长约1.5米、宽0.3~0.5米。中心台基的南部,为青砖铺砌的路面,具体的方法为,以方砖对接为主,以少量的长方形砖铺砌为辅。在台基的东、北、西三侧,建有围墙。围墙、中心台基等组成一方形(或长方形)庭院。仅北墙揭露完整。从地面墙基观察可见,中部为墙体,两侧为散水。当时,基础部分保存尚好,墙基宽约0.9米,两侧散水各宽约0.7米。北墙全长约为63.7米,东墙北段部分发掘长度约为48.4米,西墙北部发掘长度约为22.5米。建有东西向隔墙,位于台基东、西两侧的中部,庭院被分隔成南、北两部,由此自然形成前、后两院。隔墙的宽度和结构均与院墙基本相同。

在中心建筑台基址(TJ1)的西北,即庭院的西北角,有一处方形小型台基址,编号为TJ2。推测TJ2可能为庭院中的亭台类建筑。

在中心建筑台基址(TJ1)的西南,即庭院的西南角,另有一方形台基址,编号TJ3,2015年度工作,仅揭露其东北部一角。推测TJ3可能为配殿类建筑。在中心建筑台基址(TJ1)的东南,即庭院砖铺路面的东端,有一段以长方形砖砌筑的矮墙,其平面呈曲尺形。向南一侧的砖面,采用自下而上错位砌筑的方法,表面有一些壸门图案的纹饰砖。推测其可能为庭院内的装饰墙。在中心建筑址台基的西侧,有3条宽度不等的由青砖铺筑的道路。路中间位置多由方砖铺砌,两侧采用长方砖横向立砌的方法。

出土遗物以建筑常用的砖瓦构件为大宗。板瓦、筒瓦及瓦当皆为灰瓦。瓦当纹饰以龙纹为主,少见有兽面纹和花卉纹;也有少量套兽头、人物塑像等。铁器以铁钉为多见,个别为车马具、兵器、生产工具等;偶见瓷器、石器等。

2.皇城东部建筑址

2016—2017年,对金上京皇城东侧中部区域的建筑址进行了勘探,从而揭示了皇城宫殿区东部大型建筑址的整体布局及特点、不同的建筑形态及构建、建筑设计理念及特点、建筑物不同使用功能等内容。通过正式考古勘查发现,皇城东部建筑址体量较大,诸多相关遗存密集呈现,大体集中分布于宫殿区第四殿址以东位置。其西北部分布有一组小型建筑址(编号为TJ1),呈现清晰,较为独立。2016年对此建筑址台基做了发掘。鉴于已有相关文章发表,在此不再赘述。在2016年度发掘的基础上,201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TJ1以东区域进行了大面积发掘。

2016年发掘的TJ1,整体平面呈“T”字形,由两部分夯土台基组成,北部台基呈东西向,南部台基呈南北向(图9)。

北部夯土台基(TJ1-1)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1.8米。东、西、北三面为慢坡状,其底部与砖砌路面衔接。台基边缘以长方形砖竖立砌筑。台基中部高于东、西两侧的砖路0.85米,高于北侧的砖铺路面0.65米;台基中部与南部的台基高度相同,中间以砖砌墙相隔。在台基上分布有3处不规则椭圆形坑状遗迹,结构相同。其中东北部发现2处,西北部发现1处。坑壁是以青砖砌筑,并涂抹白灰。但砖壁仅保存少许。台基西南角接近路面底部,有一砖砌的排水槽(沟),编号SG3。SG3平面呈长方形,东西走向;SG3表层距地表0.8米。

南部夯土台基(TJ1-2)与北部台基呈垂直分布,平面为长方形,南北揭露长度约为25.2米,东西长约为21.6米,高约为0.5米。该部分台基的四周为环绕的墙基,墙基宽2.35~2.65米。其建筑方式是用碎砖瓦片夯筑一层,再用素土夯筑一层。同时沿墙基一周有磉墩分布。在墙基东、西两侧及北部有砖槽,槽内砌砖包筑。护墙砖槽宽0.6米,深1.05~1.15米。护墙砖槽破坏严重,仅存沟槽痕迹和少量砌砖。

在台基北部,东、西两侧,各有一道以砖砌筑的排水槽,分别编号为SG1、SG2。排水沟底部用砖铺设,中部的砌砖将排水沟一分为二,砖顺砌而成。台基的边缘和中部分列16个柱础的磉墩,平面呈方形,大小略有差异。磉墩的表面层为碎小瓦砾层,上面覆盖一层黄沙,其上为大小不一的石块堆砌于中央,现仅存少量石块,上面的础石无存。

通过磉墩柱网的排列,可确认南部台基址为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在台基的中部位置偏南,东、西各有一个较大的磉墩分布,应是室内中央的中心柱础,两磉墩内侧间距为5.8米。这两个中心柱础将南部建筑基址空间分隔成两部分,两室相通,各进深两间,内部减柱造,为大开间。其中北部室内空间东西长约16.5米、南北宽约7米;南部室内空间,主体为数条烟道构成的取暖设施(火炕)。现存烟道共有9条,烟道两侧壁为黄土堆筑,表层铺砖,烟道口上覆盖方砖。火炕部分南北总体长约7.3米,东西宽约13.5米。烟道宽0.35~0.4米,深0.2~0.25米。烟道口大底小,剖面为“U”型。底部均有木炭。在烟道的南端东西两侧,分布有3个灶址。其中东部1个,西部2个。灶址由操作间、火门、火道、火膛、烟道等部分组成,平面呈“凸”字型,系土圹砖室结构。

该建筑址台基的外侧地面,为用大小不同的青砖平铺而成的路面,路的边缘为顺向竖立砌筑的道沿,道沿高出地面0.03~0.05米。

通过勘探和小范围发掘,可知TJ1以东和以南区域有另一主体建筑,为形态呈“十”字形的夯土台基址,由3处独立的夯土台基交汇而成(图10)。东西向的西段编号为TJ2、南北走向的台基编号为TJ3、东西向的东段编号为TJ4。3条台基交汇组成“十”字形的台基址。台基上磉墩排列有序,横向纵向数量不尽相同。其中南北向台基的北部上面分布着多处取暖生活日用设施(灶址),台基址的边缘均有包砖墙痕迹留存。根据多方迹象分析,推测此处应为廊庑基址。结合2017年考古勘探成果,南北向台基长度约270米,是一条纵贯皇城东部的长廊址。由TJ2、TJ4及 TJ3构成的十字形长廊式基址,其将东部区域分隔成若干处独立建筑址,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互有关联。TJ5、TJ6位于长廊东北部。在长廊的东南部,分布有TJ7和TJ8,两者以包砖墙相连接。TJ7和TJ8在此次发掘工作中未予完整揭露。从现在留存的磉墩以及柱网结构来看,应是大型殿址基础的一部分。在廊庑址与各个建筑台基址之间,分布有砖砌的甬路相通。

2017年度发掘的TJ3、TJ2和TJ4,从其建筑功能来看,均为廊庑基址。TJ1位于廊庑址西北部,相对独立。通过对局部的重点发掘解剖,可知TJ3、TJ2和TJ4存在叠压关系,TJ3时间最早,不同方向的3条廊庑址大致为两期修建而成。

2016—2017年度揭露的皇城东部建筑址,属于宫殿区东侧的附属建筑。两条交叉的廊庑基址贯穿各建筑之间,构成了多组相对独立的建筑格局。发掘出土遗物大多为灰瓦、青砖等建筑构件。板瓦、筒瓦、滴水及瓦当皆为灰瓦。瓦当纹饰以龙纹、兽面纹和花卉纹居多,滴水纹饰皆为龙纹,还出有凤鸟、人物塑像等,以及少量的带纹饰的砖。

3.皇城东南部建筑址

2022年度重点对金上京遗址皇城东南部建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通过勘探,在皇城的东南部区域明确了4座相同结构和规模的建筑址分布,2022年度选择了东南角的1座进行发掘,编号为1号台基址(TJ1)。1号台基址开口在表土层下,平面呈长方形,夯土基础东西长42.1米,南北宽13.4米,最高0.4米(图11)。TJ1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夯土厚0.9 米,夯层不明显,质地较坚硬。台基表面较平整,中部略高,台基上残存少量铺地砖。台基上均匀分布着4排11列共44个方形的磉墩,磉墩边长1.4~1.5米,其上残存础石残块,础石下铺细沙找平。经解剖可知,磉墩打破夯土及生土,厚约为0.9米,形态呈口大底小,以碎砖瓦和黄黑色土自下而上交替夯筑而成,每层厚0.05~0.07米。

从磉墩柱网分布上看,台基整体为十开间三进深的布局,共30间。以磉墩中心点测,东西间距约4米,南北间距约3.8米。台基边缘筑有宽0.4~0.5米的包砖墙,包砖墙外侧有方砖铺设的散水。台基南侧边缘东西四分之一的位置各有一踏道,形制相同,长条青砖横立形成台阶状斜坡,南北长1.7米,东西宽2.2米。其南侧有1条东西向道路与两座踏道连通。台基周边的倒塌堆积分布有一定规律,集中分布在台基的北、东、南三侧,西侧基本不见。出土的大量瓦件,以板瓦为主,只有极少量的筒瓦。台基北侧清理出两处大面积木炭堆积,明显可以看出木构件的痕迹,木材树种经鉴定为松木,推测是木窗框构件残留。

该建筑址的东侧清理出一座小型房址,编号F1。其西侧依附1号台基址而建。F1开口在表土层下,南北长7.2米,东西宽3.6米,仅存北墙砖基保存较好,墙外铺有散水砖。东墙和南墙遭破坏已不见,屋内地面通铺青砖,房址东部筑有带3条烟道的砖砌火炕,火炕东西宽1.48米,南北长5.7米,东南角有一灶址与火炕相连。灶址为砖筑,由操作间和火塘组成,火塘北侧有3条出烟口分别连接火炕的3条烟道。房址的门道开在南墙上,虽然破坏严重,但门址基础尚可见,门外南侧有铺砖甬路通向外面南侧。推测F1为1号台基址的守卫房,建成年代稍晚于1号建筑址。

1号台基址周边共清理出附属的道路遗存3条,其中2条为青砖铺筑,1条为石子夯筑。1号台基上未见取暖设施类遗存,加之仅极少量生活类器物的出土,可以排除其用于居住的功能属性。结合该建筑址所处皇城最东南角的位置,推测可能是皇城内重要建筑址附属的府库类建筑。

通过对台基址的局部解剖发掘,发现了多处早晚叠压地层。在建筑址台基西北侧的1号解剖沟(JG1)中发现了两座窑址。两座窑址开口在1号台基西北侧夯土以下地层中,其中1座大部压在1号台基的夯土下。另外1座完整揭露,位于其西侧,与其平行分布,为馒头窑,半地穴式,南北向,残长7.2米,最宽处4.35米。由操作间、窑门、火道、燃烧室和窑床构成。除了操作间直接掘土而成,其他皆由耐火砖砌筑,窑上部坍塌,基础部分完好。窑床面中部已烧成青灰色烧结硬面,其余部分呈砖红色。两座窑开口在同一层位,位置紧邻,应是同时建造的,推测是营建皇城时烧砖所用。窑址和建筑址的年代皆为金代,窑址要早于1号台基址。

综合看,此次所发掘的遗存年代皆为金代,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其中窑址的年代最早,大致为金代早期。

发掘出土器物主要为建筑构件,包括大量的砖瓦和建筑饰件,其中瓦件以板瓦为主体,极少量的筒瓦。少量陶瓷器残片,器型有盆、罐、盘等;铁器以大量铁钉为主;铜器有铜带扣和铜簪等。少量铜钱,以宋代钱币为主。

(四)关于南城区域道路系统

勘探表明,皇城外南侧道路交通系统发达,其中40多米宽的大路贯通皇城南门至南城南墙西门址。

1.中轴大街及相关道路

为揭示上京城内的道路联通情况,在前期考古勘探的基础上,于 2018年对金上京城皇城外南侧道路遗迹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经发掘可知,在皇城与南城南墙西门址之间,建有一条大道,全长约为560米,路宽约为46米,大路两侧均有排水沟设施。2018年度对其北部一段进行了发掘,发掘区位于皇城午门外南约120米处。

此次揭露的南北向大路(编号为L1),其西侧,有一东西向的道路(编号为L2)与之垂直。道路两侧均有排水沟(图12)。L1为皇城午门通向南城南墙西门的主干道,此次发掘揭露西侧段宽度为26~28米,南北向揭露宽度约为19米。随着时代推移,路面已遭破坏。路基铺垫河卵石,其内杂有残砖碎瓦等。经过对探沟的解剖可知,路面残存石子垫层,底部可见有早期地层。路面西北部留有车辙痕迹,车辙宽为0.2~0.5米,辙距约为1.6米。L2为东西向的一条辅路,经勘探可见,其直接通向南城西墙。L2南北宽为6.3~6.9米,东西向发掘的长度约38米。此处路面多已遭到严重破坏,仅残留路基。路面填土坚硬紧实,深灰色土,其间掺有残碎砖瓦及少量的陶瓷碎片等物。经过后期探沟解剖,L2的垫层厚0.05~0.15米。垫层下可见早期的地层。路面的两侧,均有由黄褐色土堆筑而成的道沿,土质坚硬。L1西侧排水沟的北段与L2的北侧排水沟相通,L1西侧排水沟的南段部分与L2的南侧排水沟相通。由此构成的四段沟的构造,宽度与深度大致类似,呈口宽底窄形态,斜壁。沟口宽1.3~1.4米,底宽0.5~0.8米,深0.75~1米。沟内出土大量陶瓷器碎片(主要为生活用具)、少量建筑构件(砖瓦等)和金属器等,还出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出土的瓷器,多为定窑白瓷,也有少量耀州窑青瓷产品和北宋时期的钱币等。

2.南城西南部路网及相关建筑址

通过勘探,对南城西部建筑遗存和路网分布有了初步了解。南城西部,自南向北有3条东西向道路,将南城区域分隔成3个建筑单元区。

2019年,我们重点对皇城外西南侧建筑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揭露的区域为东西向道路L2南侧的排水沟局部及其南侧的3座建筑基址。该区域为皇城外南侧,自北向南的第一单元区(图13)。

TJ1紧邻L2南侧排水沟的南部,南北宽10.2米,东西向发掘的长度约23米,两端向东西两侧稍有延伸。台基为夯土筑,建筑的原始活动面已不存。台基上磉墩分布清晰有规律,揭露的部分为东西5列、南北3排的平面布局,磉墩长度约1米。台基上分布9个灶址,分为简易地面灶和大型的砖砌灶。在台基的西部还置有1个完整的取暖设施,由1个灶膛和4条烟道组成的火炕。该处夯土基址应为排房式建筑,其上的灶址为不同时期的构建和使用。

TJ2位于TJ1的南侧,遭破坏较严重,未完全发掘。其和TJ1(建筑址)大致平行排列,台基上南北并列分布2排磉墩。

TJ3位于TJ1的西南侧,此次只发掘台基的东北部,实际发掘范围南北长4.4米,东西宽4.75米。台基东部有南北向分布的磉墩2个。结合勘探,该台基南北长约7米,东西宽约7.1米,是一座近方形的建筑基址。TJ3上部夯土呈黄色,较纯净,但质地不致密。北部和TJ1相连接,部分夯土叠压于TJ1之上,应是晚于TJ1的一个建筑遗存。2019年度揭露的3座台基址有早晚两期之分。

L2为一条东西向道路,其东段和南北向的“中轴大街”相接,该段道路于2018年已做发掘。

2019年度发掘区出土陶瓷器以生活用具为主,砖瓦等建筑构件均为废弃后的残件。

2020年重点对金上京城皇城外南侧、“中轴大街”中部西侧的建筑遗迹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清理出夯土建筑基址3座及附属排水沟和房址等遗迹。该区域为皇城外南侧,自北向南的第二单元区(图14)。

发掘区东部为一座高台楼阁式建筑遗迹,其西侧有南北向的长廊将建筑进行分隔,形成不同的居住单元,所揭露的建筑遗存大致有早晚两期。1号夯土台基南北走向,发掘部分南北长40余米,东西宽17.5米,为廊庑类建筑。2号夯土台基呈东西向,发掘出的部分夯土上均匀分布9个磉墩,磉墩宽3米左右,结合钻探可知此建筑东西面阔五间,南北进深二间,可能为高台楼阁式建筑。3号台基呈八边形,边长2.2~2.3米、直径5.8~5.9米,为亭榭类建筑。2座房址打破1号台基和2号台基,房址内有灶膛和火炕设施,属于金代稍晚阶段的建筑。

出土器物主要为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包括大量的砖瓦和建筑饰件,砖瓦等建筑构件皆为废弃后的残件。瓦当除常见的兽面纹之外,还发现有莲花纹图样。出土陶器、瓷器(以定窑白瓷为多)等,铁器有铁钉、斧、刀和锁等,铜器有铜环等。发现的铜镜为圆形持柄式,纹样为仙鹤人物故事,且镜柄部有官府刻款验记。

三、学术意义和认识

金朝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王朝政权,金上京是最为重要的金代考古学遗存之一。上京城作为金王朝重要的都城之一,是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见证和缩影。其不仅是统一的金王朝政权的象征,也是体现以女真为主体的北方渔猎民族发展进程的物化标志。金上京城的规划理念,承上启下,对于后代的元、清诸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金上京城形制独特,和前后不同时期的多个都城的营建存在联系。从平面形状看,其和辽上京城颇为一致,显然是继承了辽上京城的特征;同时金上京城的建造,还仿照北宋都城——汴京城的规模建筑,皇城布局与汴京城基本相同,殿基平面呈“工”字形。金上京和金中都的规划设计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二者存在内在联系,从两城的整体布局和特点来看,代表了女真人及其建立的金王朝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了女真民族逐步汉化和集权统治逐步加强巩固的进程。因此,金上京遗址开展的考古工作及综合研究,对研究金代建筑形制、布局设计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近一个阶段以来的考古工作,是为配合金上京大遗址的保护工作而开展的有计划的课题考古。对于此阶段的考古发掘成果,我们可以初步归纳总结出如下认识。

第一,首次从考古层位学上确认了上京城城址的营建以及使用情况。根据城墙的地层堆积和包含遗物以及分布情况等特征,可以确认城址的始建年代为金代。

第二,发掘可见,腰墙、北城西墙、南城北墙建筑结构和修筑方法均相同。三者均为夯土版筑,在墙体底部基础部分都挖有基槽,并且大概是统一建制,其基槽内垫层情况亦大致相同。三段城墙中,腰墙的宽度明显窄于其他二城的西墙和北墙。同时,腰墙南侧以及南城、北墙的两侧均有壕。由此可以明确,北城和南城在营建时序上是同时或同步的。此次揭示的三段城墙两侧均以青砖包砌主城墙,这种二次构筑的现象,在历史文献中有相关记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两相吻合,二者得以相互印证,丰富了传统认知。

第三,确认了金代都城门址的基本情况与特征。通过发掘可以明确,上京城外城共有12座城门,城门构造大体相同。其中,南城南垣西门址由城门和瓮城两部分构成,门址为单门道,其两侧有地栿石与排叉柱等构造。金上京城这种门道结构特征,体现了金代城门建筑的新规制。城门结构并非全部统一,皇城(宫城)东门址为断砌造(殿堂式)城门的建筑结构,这种形制不同于上京城外城(郭城)门址的一般特征。

第四,通过揭示可知,门址、门道及瓮城内存在多层路面的使用情况,而且,瓮城墙经过两次补筑修复,这些情况均反映了上京城址的修筑过程以及使用情况;在瓮城东北角处发现带有火炕的房屋,明显具有非日常居住使用功能。瓮城墙内侧筑建有用于排水的特殊设施,这些发现为了解金代城墙结构特征提供了新资料。

第五,初步明确了皇城的规划布局、建筑功能、建筑单元构成、历史发展沿革等情况。其建筑等级高,配有大型礼制类建筑遗存,其中,上京城皇城西部的建筑址,是首次揭示的颇为重要的一处带院落的建筑址。此处建筑址中心夯土台基呈“十”字形。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从设计上看,为营造恢宏的视觉效果,东西两侧有减柱现象。建筑址布局清晰,形制完整。院内建有配殿、亭台和装饰墙等附属建筑。

第六,2016—2017年度揭露的皇城东部建筑址,属于宫殿区东侧的附属建筑。两条相交廊庑基址贯穿于各建筑之间,由此打造了多组相对独立的建筑格局。其中,2016年度揭露的TJ1,仅为东部建筑址的一部分。其建筑的主体部分面阔三间,进深四间,建筑内部也有减柱现象,大开间格局;南部有北方地域特色鲜明的取暖设施;北部可见有后期增筑的露台。这些布局的不同设计等情况反映出上京城建筑格局的动态发展变化历程。2022年揭示的皇城东南部建筑址,规划严谨,结构特征清晰完整,建筑布局规范有序,颇具大型建筑整体规划性。通过该建筑址所处地理位置分析,推测其可能是府库类建筑。

第七,通过对皇城区域开展的勘探发掘,进一步证实宫殿区建筑址的布局、性质及功能。宫殿区建筑采取门址——殿址依次排列组合的布局,外围有回廊分布;东西两侧建筑址由多个单元组成。皇城内建筑址至少存在金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

第八,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初步了解了南城内道路系统和建筑分布。上京城皇城内午门至南城南墙西门址之间存在一条中轴大街。可以进一步明确,上京城宫殿址—皇城门址—御街—外城门址(瓮城)轴线布局的相对应关系。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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