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关系论析展形态关系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8 次 更新时间:2024-02-29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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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相对稳定的元素,构成了这一文明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鲜明特质,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核心内涵

文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体。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精神品格和道德规范,并由此“抟”成灿若星辰的中华文明。明确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核心内涵,是把握二者内在关系的前提。

1.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所谓精神特质,是指意识、思维与一般心理状态中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与内容。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六大要素构成一个互为联结的有机整体,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华文明“质”的规定性。

“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发展孕育的精神标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民与物皆为讲仁爱的对象,传统仁爱观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对自身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关系的认知。“仁民”既是指对与自己存在血缘关系的亲人之爱,也主张超越血缘限制,将仁者爱人扩散到朋友、社会、国人,仁爱人民、博爱天下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原则。“爱物”是讲仁爱精神特质的更深层次,对自然界万物习性、时序的尊重与顺应,对天道的敬畏与感恩,体现了中华文明由人及物、博爱宇宙的哲学观和宇宙观。重民本是讲仁爱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虽然古代民本思想与近现代民主理念相比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在历史上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守诚信、崇正义”体现中华文明内在的道德规范,也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价值理念支撑。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信”字出现数十次,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诚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如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理念,依然受到广泛认可和推崇。诚信也是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根基,为政者应该以信立国,修身正己、取信于民才有助于营造讲信修睦的社会环境,为实现国家富强提供精神动力。“崇正义”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既表现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也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社会性要求。西方尊崇的工具理性长期主导着全球治理规则,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挑战和生态环境危机。弱肉强食还是合作共赢?竭泽而渔还是生态和谐?西方价值观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中国一直秉持平等互利的价值观,积极维护全球正义,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尚和合、求大同”彰显中华文明的国际视野,也确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情怀。中华传统文化蕴含“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中国自古遵循协和万邦的外交基本原则和“一好共好”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三大倡议”的提出者何以是中国?中华文明的大格局、广视野、深底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三大倡议”的核心内涵无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之“同”、合作共赢之“合”、美美与共之“共”。

2.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

文明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表示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方式。人类社会由诸多民族国家组成,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必然会形成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奠基于精神特质,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诸要素相结合,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呈现的演变趋势与外在形式。如果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看作“体”,发展形态即可称之为“用”,是能够表现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具体样态。

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华民族近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随着时代变化承续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纵向上的源远流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然。日常使用的“中华文明”多是指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创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是唯一传承至今的世界古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索中生成,是继承中国历史文明、借鉴西方文明形成的崭新文明,从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视野来看,作为中华文明发展至当今时代的最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转型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相应形成包含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结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表明,随着生产力变革和人类协作方式的变化,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对利润至上的追逐和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使当今世界陷入生态危机,解决环境问题、谋求共同发展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剥削规则,探索现代化发展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的驾驭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新思路,创造了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深刻彰显出中华文明发展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显著区别。未来中华文明不仅要赓续历史文脉,在持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还要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指引人类文明走向新的未来。

二、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呈现

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内容与表现形式,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随着时代变化呈现不同的发展样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对文明形态和文明形态内在精髓的研究结合起来看,二者呈现内在的统一性、逻辑的互构性和实践的同向性。

1.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中国的特殊国情、历史传承和文化根脉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有助于展示中华文明的本质内涵,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是中华文明核心内容的外化体现,二者在理论内核、价值目标和历史演进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内涵要义的同质性。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构成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图谱中的“识别码”,中华文明的内涵和特性为理解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内涵要义的同质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关于文明内涵的理解普遍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第一,文明的物质形态,即与生命体的‘肉身’类似的结构,是文明存在的基础形态;第二,文明的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需要有坚硬的骨骼作为支撑;第三,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标志着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以此为参照,中华文明在物质、制度、精神各个方面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内在遵循。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突出特性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的鲜明特征。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而且在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创造出先进的文化,推动着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更新。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在演进过程中既坚守自主,又能够“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始终在兼收并蓄中持续衍生发展。中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从未对外扩张,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中的尚和合、求大同理念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价值目标的一致性。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和家国同构传统随着中华文明演进而赓续传承,使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形成了鲜明的集体主义价值导向。首先,在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意识影响下,人始终是一种集体性的存在,既表现为个体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对群体的归属感,也表现为修齐治平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存在,礼乐文明中所蕴含的秩序伦理与行为规范,决定了中华文明不是扩张主义的,而是具有和平性、包容性的文化性格,有着深刻的共同体意识和“向善”的价值追求。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充分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强化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人民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归属,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五千年不断裂的重要原因,应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和发扬多源一统、家国同构的文化基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价值根基。

历史演进的同步性。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5000多年文明而没有中断的国家,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实践体,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发展中的“现在进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文明进步与历史演进往往是并行的,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华文明发展形态至少经过了4次大的转型,但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却始终一脉相承,与时代精神相互贯通,丰富和发展着自身内涵。在中国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农耕文明于“家国同构”“家天下”的思想传统和生产实践中生发壮大,也孕育了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特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在“第二个结合”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形态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各方面不断发展的过程,二者在历史演进中呈现重叠性和同步性。

2.逻辑互构性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者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从未中断的内在驱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赓续不已,具有古而有新的精神魅力,固然受到中国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华文明内在的发展逻辑,即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之间的双向互构。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奠定了其发展形态的内在规定性。特质应当是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物而言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之所以成为自身的标识,提供了辨别不同事物的依据。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生成环境,各自迥异的政治经济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文地理环境孕育了不同的精神特质和呈现形态。西方近现代文明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神本主义色彩。基督教超越主义世界观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点的价值思维和西方民族国家至上的国际政治体系,在文明交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等级性倾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优选择。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底色是人文,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家为本、以合为本,是一种崇尚理性、彰显人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的浸润下,人们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观念,并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家理念到政治制度、从价值认知到道德伦理、从社会心理到国民性格,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

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彰显了精神特质的外在表现。中华文明发展形态即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中国精神、中国风貌的文明样态,是体现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特质和理论内核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在“故”与“新”、“变”与“不变”的辩证结合中推动着发展形态的更新,如今到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阶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实践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整体性的文明。从物质文明来看,经世济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念,“经济”是对经世济民思想的高度浓缩,邓小平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从政治文明来看,在古代社会民本思想并没有形成制度性的架构,我们党将唯物史观和民为邦本思想相结合,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创造了由人民当家作主到人民民主,再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形态与实践机制。从精神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具有“文明以止”的人文精神,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从社会文明来看,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国古代先贤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其核心即增进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致力于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从生态文明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皆有灵”思想主张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追求人身与人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共谋全球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奠定重要基础。

二者的双向互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积极探索。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相互依存,可以视为中华文明的一体两面,二者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协同共进,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随着时代发展与实践需求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并随着具体发展形态的实践深入而更具有可实现性,成为符合中国人民需求的精神特质。同时,不断深化、完善的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能够为发展形态的演进提供精神动力,引导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态在遵循文明演进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双重视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同根同种同文且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双向互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优势,能够不断赋予中华文明以实践动能,推动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实践同向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真实性,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正孕育其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品质,也成为扎实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内在动力。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将这些精神特质融入自身的执政理念,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和现实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之间在实践延展上的同向性。

从实践基点上看,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源自中国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统往往产生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华大地地域辽阔、环境多样,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生过战争、有过诸侯割据,但“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农耕文明和“大一统”文化观念,确保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发展,多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建立,是中华文明数千年从未中断的根本保障。如今“尚和合、求大同”观念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构成部分。考古学传入中国已达百年,百年考古已经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时间和空间特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全国各地进一步探古溯源,立足文物资源探索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其主要成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依据。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随着历史流变和文明更迭,中华文明每一次转型都对文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核心要义从未改变,是激励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从实践目标上看,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包含着知与行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滋养,也决定着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集中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形象外化。六大要素的精神特质随着中华文明史演进经历了数千年的文脉传承,在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中形塑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形态,具有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开放与包容相统一的文化性格。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危与机并存,西方文明的“伪普遍性”进一步显露,人类呼唤一个文明自觉时代的到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根植于全新的文明理念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可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能够以中华民族对自我中心化的扬弃为人类文明普遍交往和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尤其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享文明进步成果,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将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未来走向置于世界文明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去考量,在世界舞台上建构文化中国、文明中国的形象,展现中华民族的柔性智慧和处世之道。

从实践路径上看,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传承与发展形态的演进相向而行。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知,提炼和传承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过程,就是促进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创造出满足不同阶段发展需要的文明形态的过程,二者的实践路径是相通的。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烈文化自觉的政党,一经成立就成为领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文化相融合,不断丰富中华文明的内容、更新其形式,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党的领导是确保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本质规定的重要保障,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二是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而来,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弘扬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在开放包容的文化交往中不断创造文明新形态,必须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和合共生的发展逻辑。三是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华大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应在党的领导下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构逻辑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三、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证成

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体现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传承中,彰显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探索中,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判断依据。

1.理论依据: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探寻二者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既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唯物史观、社会实践和人的主体性,对“文明”概念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文明经由人的实践孕育而成,文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具有本质联系。这一理论不仅深刻阐释了文明发展的原动力,确证了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文明进化的阶梯性,也为探寻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从实践的视角阐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并由此生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具体形态。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才形成了科学的文明实践观。恩格斯曾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实践活动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推动文明形态演进的动力,“文明的一切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力构成了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文明也可以看作标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步的范畴,其他文明之所以在生灭消长中逐渐销声匿迹,是受到自然灾害、人为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滞后于社会生产力及与民众生活的脱节,使它们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生成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集各民族优秀文化于一体并将其凝结为精神特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些精神特质在传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的相互渗透中成长,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完善,虽然表现形式和具体样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更新,但本质属性始终没有改变,这深刻验证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之间文化基因的同质性和历史演进的同步性。

用辩证的思维分析文明形态的演进。马克思主义对待文明时代的态度是辩证的,认为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应时代的发展不断革新。同时,文明并不是由先验人性决定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观念、范畴等“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迭代进步的过程。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由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跨越,文明本身也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文明所取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了的科学真理,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考察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样应该有辩证的思维,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华文明5000余年发展史。在当今世界,中华文明体现出持久的稳定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同时,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开放体系,“文明冲突论”不适用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无法描述中华文明的未来,允执厥中的中道精神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才是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价值依循。

2.历史依据:从大历史观视角把握二者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均以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为基础,大历史观为把握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方式,具体来看包含“长时段”“宽视野”“全视角”三个维度。首先,从历时态角度深入探索历史。长时段能充分彰显历史深度,以此为依据更有助于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其次,从共时态角度全面分析历史。即从中国与世界的交织中剖析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最后,从整体维度上立体化把握历史的重大意义。重大意义内蕴于历史之中,需要以整体性思维进行深入挖掘,这也是以大历史观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最终落脚点。可见,大历史观从纵向、横向、整体的视角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对研究人类历史领域的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

从历史的长时段验证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运用大历史观分析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就必须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置于长期性的纵向时段,探寻历史必然性背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关系的逻辑必然性。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递嬗日新。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明确了中华文明与其他任何文明形态相比的“传承”品格,历史之悠久、体系之恢宏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内在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同样,研究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也应着眼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独有特性。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华民族虽久经磨难但始终致力于统一,构建了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传承。传承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党自成立以来,就将“过去的中国”同“现在的中国”相联系,探寻先人先贤对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根脉的守正与创新,塑造出体现中华文明之实质、中国精神之气质、中国风范之特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历史的宽视野审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的关系。从空间维度考察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必然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内部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探讨。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这一特性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路向与文化认同之上,也呈现于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之中。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构成了历史文脉亘古流传的动力源泉,也不断为中华文明输入新鲜血液。虽然在不同民族文化中,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表现形态不同,但“天下中华是一家”的观念已经确立,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对传承中华文明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探究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内在逻辑的重要依据。在对外开放以来的国际交往中,“和而不同”是中国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汉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儒学、道教等本土文化互相交流,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养分。鸦片战争后,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华文明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基本理念,尊重邻邦的文明模式,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既保持自身独有的精神特质,不吝传播中华文明,也吸收借鉴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从整体的全视角把握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的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大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和现实问题,体现了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开放视野。通过对历史横向与纵向的综合把握可知,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的关系深刻蕴藏在文明建构和文明演进过程中。一是坚持守正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洗礼中,既传承精神特质又以革故鼎新为鲜明品格,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等形态的相互渗透下成长,在中外文明的碰撞融合中丰富,持续推进着自身的传承式发展,续写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谱系。二是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文明是内生传统与外在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底色,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标尺,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叩问经验和智慧,以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与道义政治之“善”治愈资本主义文明之“恶”,对解决全球发展的公共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三是坚持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统一。文明是动态发展的,它经历过去、现在和未来,见证了所在国家社会形态的变化和个人素质的提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胸怀天下,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文明,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展示了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

3.内在依据: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解析二者的关系

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之际,马克思主义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使困顿的中华民族看到了希望,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并不是教条主义的,而是通过持续的中国化时代化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激活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命力。深化“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与发展形态演进逻辑的主线,也蕴含着解析二者关系的内在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本土的文化体系,既由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与中华文明核心思想理念的水乳交融,二者的彼此契合和互相成就,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思想前提。“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这10个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及的中国古语,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一致性,为实现二者由“契合”到“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宇宙观上,马克思依据科学的唯物史观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生命联系。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人和世界万物相通相融,蕴含着顺应自然、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主张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天下观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由此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即实现全人类解放。中华文明追求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传统大同思想对天下为公、各得其所、讲信修睦美好愿景的描绘,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相契合,因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提及的共同体理论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在社会观上,马克思主义具有辩证批判性,主张以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认识和分析问题。中华文明彰显“和而不同”的大智慧,在社会交往中坚持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式,于“不同”中寻求“共同”,构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格局。在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主张道德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彰显对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道德关怀。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主义文化,主张以德启智、德智统一,崇德尚义是传统道德观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道德修养的起点是个人道德,培育个体诚信明礼的道德品格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也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秉持仁和理念,塑造了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中国的文脉传承和文明赓续从未中断,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以其亘古弥新之特色在历史进程中因因相承、因因相革,在“有力地创造、守护、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文脉与中华民族血脉”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文明倡议打破“文明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对立,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提供了行动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形象曲解,为应对世界百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概而言之,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超民族性和超地域性。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必须担负起的新的文化使命,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形态的未来趋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关切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福祉的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日渐成为主流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应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自信与自觉,以一以贯之的开放包容推进世界各国文明对话,为破解大变局下人类文明进步面临的诸多难题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华文明的熠熠光辉继续闪耀在世界东方。

(作者简介:张波,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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