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邈:把握重点群体 对抗抑郁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51 次 更新时间:2024-02-2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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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邈  

 

抑郁症又称为“重度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一种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活动减少、精神活动抑制为临床核心症状的心境障碍。要客观理性地认识抑郁症,就要特别区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

抑郁症不等于抑郁的情绪。虽然它们都有忧伤、焦虑及躯体化反应等一些相似的特征,但是在产生原因、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和发病规律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产生原因上,抑郁情绪通常是对生活中不愉快事件的反应,而抑郁症通常无缘无故地产生,缺乏客观精神应激的条件;抑郁情绪的持续时间较短,通常会在事件过去后逐渐消退,一般不会超过两周,而抑郁症是一种长期的精神疾病,可达两周甚至数月以上;抑郁情绪是一种正常的、短暂的情绪反应,并不需要医疗干预,只需要适当的休息、放松、与人交流等方式就可以缓解,而抑郁症会严重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功能,甚至形成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等,需要医疗干预;抑郁情绪没有明显的节律性特征,而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晨重夜轻。抑郁症是一种医源性表现多样的慢性疾病,常有外人难以理解的不开心,给人“小题大做”的感觉,在治疗上有低识别和易复发的特点,因此需要专业医生的评估、诊断和治疗。同时,也应警惕抑郁诊断的“泛疾病化”,也就是错误地将抑郁情绪作为疾病处理,并出现泛化、过度医疗等问题。

抑郁症病患分布与疾病负担

抑郁症在全球都具有一定的患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及自杀率。据《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估计,全球每年有5%的成年人患抑郁症,但医疗干预不足——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中低收入国家的比例更是达到80%—90%。抑郁症给患者带来深重的精神压力,严重时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破坏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报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症发病率上升28%,给抑郁症的诊断及治疗带来了更大的挑战。2009年,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而到2019年,我国成人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已达6.9%。然而,目前我国抑郁症的治疗率尚不到10%。同时也应看到,抑郁症是可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在经过正确的治疗后,病情虽然很难彻底治愈,但仍得以大大改善。难以根治是因为抑郁症具有较高的复发性,平均来说,患过抑郁症的个体,一生中可能要面临4—8次复发,很多患者长期生活在“变好”和“治愈”之间的状态中。

抑郁症带给患者严重的疾病负担,随着病情的发展,抑郁症患者可能出现持续的认知损伤,影响患者的社会生活,极端情况下甚或产生自杀行为。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20》统计,2019年中国城市和农村自杀率虽然均已处于世界范围内较低水平,但抑郁症已被确定为自杀的主要风险因素。根据自杀心理解剖分析数据,超过90%的自杀死亡案例与至少一种精神疾病诊断有关,其中抑郁症居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抑郁症患者的死因并非精神疾病本身,而是由于受抑郁症影响引发的心脏病或其他慢性病、自杀等。因此,如果将抑郁症患者的死因归结为慢性病或自杀,可能会低估抑郁症对死亡率的影响。

重点病患群体的社会特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对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等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干预力度。这些抑郁症的易感人群需要专业和及时的帮助。

青少年时期是抑郁症的高发阶段,在积极防治的努力下,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率将持续下降。然而,青少年抑郁症流行率仍高,中学生发病率为25.5%—44.0%。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检出率为24.6%。《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揭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患病率为15%—20%,一半为在校学生。抑郁症是引发青少年自杀、自伤的主要原因,对学习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女生发病率高于总体和男生,20—24岁青年抑郁症发病率和DALYs率高于15—19岁和10—14岁青少年。由于社会文化变迁,包括价值观念冲突、虚拟生活(如网络游戏和社交)的兴起、生活方式改变等影响,加之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较大,而面对压力时缺乏成熟、有效的应对方式,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较高。因此,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工作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包括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以及改善社会环境等。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女性抑郁症发病的高峰年龄为25—44岁,正值生育高峰期,妊娠期间患病率为12.7%(7.5%为新发作)。其中产后抑郁症一般在产后2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表现为焦虑、沮丧、易激怒或恐怖等症状,极少数严重者甚至会有绝望、离家出走、伤害孩子或自杀的想法和行动。孕产期抑郁症的发病原因多种多样,除了个人和家族历史的影响外,激素变化、生理和身体变化、睡眠不足、社会支持缺乏、压力和情绪调适困难也是重要因素。同时,孕产妇对胎儿和新生儿的过分担心,也可能诱发此症;家庭角色的改变和工作责任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产妇感到无力应对,进而引发抑郁。而孕产妇家属若对这一心理特征的认知不足,可能加重抑郁症的程度。因此,预防和治疗产后抑郁需要多方面的综合措施。如提供全面的产后护理和教育,使产妇了解产后抑郁的风险因素和症状,以及寻求帮助的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应给予女性更多的理解与关怀,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士,帮助产妇减轻压力,分享经验,提供情感支持。

晚年抑郁症是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010—2019年,我国老年群体抑郁症患病率高达25.55%。晚年抑郁症不仅会导致个人痛苦,加重其他慢性疾病,还可能引发家庭混乱。除一般性致病因素外,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升高的原因还包括来自各类慢性病的压力、丧偶或孤独感、无价值感等。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转变,生活节奏加快,以及小型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在家庭和社区中角色的削弱,降低了老年人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传统孝道对于老年人心理的保护,这可能是近年来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逐步升高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老年抑郁的防治工作,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认知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减轻他们对慢病治疗的焦虑,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同时,也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子女关怀,降低老人的无用感和孤独感,预防抑郁的发生或加重,将老年抑郁的预防和保健工作纳入“健康中国2030”工作规划中,助力实现健康老龄化。

由于互联网和教育行业的“内卷”程度高,很多工作岗位需要“24小时待机”,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边界,因此互联网和教育培训等行业成为职场抑郁的“重灾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交网络的发展,许多人陷入了无处不在的工作模式,手机和电脑的过度使用导致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休息,从而引发睡眠障碍和工作效率下降。此外,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职场竞争的激烈,雇主和职业人群都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这进一步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病率。而由于对疾病缺乏正确的理解,部分人群将抑郁症与其他精神疾病等同看待,大量职场人士因此陷入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之中,不愿公开病情,更不敢寻求医疗帮助。因此,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应更加重视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相应的心理疏导措施,营造积极健康的工作环境,协助身心受挫的员工消除病耻感,积极接受治疗,回归工作岗位。

虽然抑郁症是常见疾病,但是其治疗在多数情况下是积极的。社会应对抑郁症表现出包容和理解,消除对抑郁症的误解,摒弃“病耻感”,使患者摆脱污名化,让患者及时得到救治。如果社会对精神和心理问题存在歧视、偏见和污名化,那么早期的抑郁症诊断率就可能被低估。随着我国对精神疾病的重视,抑郁症诊断率也逐步提高,社会和家庭层面应再接再厉,进一步开展病因预防,加强精神卫生教育,提升公众心理素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社会心态特征与演变趋势”(23ASH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青年副教授、认知与行为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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