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从中国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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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由此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文明蒙上一层厚厚的烟尘。从那时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中国古代文明辉煌灿烂,曾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所谓“汉家声威被于四表”“文明之邦”“万国来朝”,恰是这种领先的典型写照。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认为:“至少到18世纪末,欧洲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是因为他们视中国文化为更优越的文化,且乐意向中国借鉴。”但是,近代以后中华文明逐渐走向“衰落”,而“衰落”是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较量中显现出来的。中西文明的全面交锋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但中西文明的碰撞从很早就开始了。比如18世纪末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中国,在晋见皇帝的礼节上,双方就发生过一次直接冲突。英方坚持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中方坚持行三跪九叩礼。从表面上看,这是礼节上的小问题,实际上却集中体现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是时,中国对待外国人仍以“夷”看待,视自己为“文明”,称外国为“蛮夷番邦”。对于英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正处于殖民扩张时期,显然把自己看作“文明”之化身,而称东方国家为“野蛮”。马戛尔尼在考察中国后就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到底谁是“文明”,谁是“野蛮”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明”和“野蛮”只是存在于各自的认知中。就是说,根据彼此的价值系统,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

即使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明上仍坚信自己优越于西方,“中国人虽然觉得西洋的物质文明以及政治法律的组织比中国高;但是所谓精神文明以及各种社会伦理的组织总是不及中国的”。中国历史上亦不乏这样的先例,外族不止一次入主中原,在文化上却不能不为汉民族所“同化”,最典型的就是元朝和清朝。蒙古族和满族战胜了汉民族,却不能不采取汉民族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进行统治,即认同中国的正统文化。所以,中国汉族士大夫在外族统治之下,深层次心理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然而,在中西交锋的历史过程中,中方一次又一次失败。随着中国对西方文明了解程度的加深,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开始痛苦地认识到,中国不但在战力上不如西方,而且在文明上也落后了,“觉得西洋人不但有文明,而且有文化;不但有政治,而且有社会;不但有法律,而且有伦理。这些东西不但不比中国的坏而且比中国的好,比中国的合理,比中国的近情”,不得不承认自己为“野蛮”,而认他人为“文明”。这一认知对中国士大夫的心灵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冲击和震撼。更重要的是,中西文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逆转。起初,西方强迫中国接受自己的文明,强迫中国按它们的方式交往,但是在中国意识到西方文明整体上先进以后,则开始主动去拥抱和吸纳西方文明,由此产生了两种思想潮流。

一是反传统的潮流。起初,先进的士大夫认为中国的技艺器物落后了,因而反对空谈“义理”,重现实之用。其后,维新派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削弱君主的权力,增加民权或绅权;革命派则主张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君主政体。到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儒家思想,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鲁迅称纲常伦理为“吃人”的礼教,吴稚晖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坑,钱玄同提倡废除汉字。中国人如此批判自己的传统,不能不说明中华文明的“衰落”。“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渐渐成了落后、过时的东西,甚至成了“封建”的代名词。

二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起初,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长技”即“器物”文明,洋务运动即是。其后,进入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集中体现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想通过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辛亥革命则企图用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建立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则发展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明,主张按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有人曾形象地提出要把一个“孔子式”的头脑变成一个“柏拉图式”的头脑。向西方学习的一步一步深入,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典型体现就是“尊西崇新”: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凡是新的就是好的。这从晚清以后的一些名词和用语也可看出来——“维新”“新学”“新民丛报”“新文化”“新青年”“新潮”“新民学会”“新道德”“新文学”等等。所谓“新”都或多或少与“西”沾边,说到底还是以西为贵。有学者认为:“早在1905年,西方代表着普遍真理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植于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了。”以西方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更有甚者,像“学衡派”维护传统,也是采用西洋的方法。总之,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观念更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衰落”或“蒙尘”。

中华文明“蒙尘”之时也是文明再兴或再造的愿望产生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中华文明“衰落”到低谷的时候,作为中华文明传承者的知识人也并不认为中华文明一无是处、西方文明至善至美。梁启超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杜亚泉认为:“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以事实证之,则西洋社会以数世纪竞争活动之结果,所获得之资本,流入吾国以开发富源;吾国社会以数千年刻苦安静之结果,所滋生之人口,输入他国以兴起工事,此固于两社会交有利益者。”吴宓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1917年,毛泽东同友人交谈时讲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所以,西方文明“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些关于中西文明的认知蕴含着两种文明各有其长、各有其短的意思,表达了将两种文明结合起来的愿望。

五四时期的许多知识人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偏于“肉”,东方的精神文明偏于“灵”。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表示:“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他又强调:“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要“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这特别表现了要使“中华”再造一种新文明的观点和希望。如何再造呢?“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胡适同样提出:“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梁启超亦希望“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化合”的步骤如下:“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三”之文明和“新文化系统”可以说仅仅是一种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的弊病暴露无遗。李大钊指出:“欧洲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毛泽东也认识到西方强权者垄断知识和物质财富,并用武力维持其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换言之,西方强权者亦不容许中国“再造”和“化合”一种新文明。

一方面,先进的知识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并不那么好;另一方面,以世界先进文明自居的西方强权者又极大地侵害了中国的利益和文明。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受到了先进知识人的高度关注,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不难体察,那时的“俄罗斯之文明”,背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可以嫁接东西文明,进而创造出“第三新文明”。青年毛泽东亦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表达了“组织一个游俄队”的愿望。瞿秋白更明晰地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彻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由无产阶级在“运动”中来“解决”文明问题,将产生“社会主义的文明”,它“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这“第三新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堪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初的呼唤。

当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于“再造”什么样的新文明,知识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主张。吴宓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他要创造的新文明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明。而胡适要“再造”的则是“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文明。他们说的“新知”和“学理”,仍然指的是原来所讲的西方文明。不过,胡适后来一方面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另一方面又提出,可以采取“自由的社会主义”方式来实现全社会的自由和幸福,并因“政治的改造”使国内政治走上正轨,进而可以自然解除一大部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经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胡适这里讲的“文明”,一是融入了社会主义因素,他在20世纪30年代还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当然是这个世界的潮流;二是改变“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但是,胡适并没有找到建设这样一种新文明的道路。

瞿秋白称“现代的文明”为“技术文明”,实际上就是工业文明,这既是西方走向现代化的基础,也是中西文明拉开差距的根本原因。近代以后,能否现代化、怎样现代化是关涉中国自立于世界的一个大问题。虽然有关现代化内容和标志的表述早已有之,而现代化作为一种概念和话语得到普遍使用是20世纪30年代。1933年,围绕“中国现代化问题”,知识界进行了一场集中讨论,其中就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方式等。《申报月刊》写道:“‘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1938年,蒋廷黻进一步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在国人的意识中,中华民族的生存与中国能否现代化有着决定性关系。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没有进行长时间、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逐渐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这是一条越画越粗的主线、主干。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是以“工业化”来理解“现代化”的。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抗战胜利以后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53年,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很发达”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性内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用法,即“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进行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的内容日益丰富,口号日益响亮。河南遂平县的一首民歌尽管是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却反映了一般民众所理解和崇尚的“现代化”:“遍地建工厂,机器隆隆叫,电灯和电话,乡村普遍了,实现电气化,干的活多用人少。”1960年初,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一个提法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公布于世,并将工业和农业顺序作了调整,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次重申了“四个现代化”。随着形势变化,“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越来越得到强调和重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最根本的政治”。

改革开放后,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借用中国古语称之为“小康之家”。有意思的是,外国人也正是从人们的日常用品变化感知中国现代化的,“听说中国已能生产质量较好的洗衣机”,说明中国政府“重视发展现代化日用消费品生产”。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要“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还说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将现代化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足见党对它的认知变化和重视程度。这也特别体现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中,并引起了外媒的广泛注意,“国际舆论十分重视中国第四个宪法的诞生,认为新宪法‘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发展’。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新宪法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日本共同社指出,新宪法‘为推进现代化路线在法律方面奠定了基础’,并且‘为适应推进现代化建设而整备和加强了国家体制’”。这是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一个典型表现,表明党要坚定不移地走现代化之路。

新时期正是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共同命名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中共十三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化大踏步前进时,特别强调要与西方相区分,“有人说,现代化是一个国际性概念,只能有一个模式,这种观点是幼稚的”,“我国农业一定要实行现代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要开辟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子”,“这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中国式”这样一个用语不断被强化。除此,当时的人们还认识到,“建立现代文化必须有根、有土壤”,“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所以要有“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以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意即中华民族“本体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变”可以成为“新型现代文明”。

中共十六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中共十七大增加社会建设成为“四位一体”。中国的现代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不仅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内在于人的创造力不断显现,蕴藏于人的能动性不断释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理论和制度也越来越清晰、系统和完备,“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人民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确立了自己的制度”,但“它们都有着一个深刻的‘标识’和一面鲜明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不断指引着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标识”或“旗帜”。

中共十八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和目标,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正日益走向成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难点和特点。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自然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全体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现代化一般集中体现在物质发达的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于力求使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并重,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两个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超越传统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之路避免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妥善处理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一是现代化与人的关系:共同富裕;二是现代化与社会的关系:公正协调;三是现代化与国家的关系:独立自强;四是现代化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生;五是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平共赢。其中,最根本的两个特征是在内部没有形成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对外没有殖民扩张和战争掠夺。这也与中国传统文明有关。中国古代在世界上的地位,主要是靠为世界做榜样取得的,而不是靠侵略扩张取得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外交往的准则向来是“以文化之”,而不是“以武征之”。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习近平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特别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了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当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可能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需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实践中进行新的大胆探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以“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命名的。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以民主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不过,中国共产党所理解和追求的民主,与此前的代议制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不同的,而是与“事实上的平等”“社会主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确定了以“革命”求“民主”的实践路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旧的统治。但是,在探索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曾一度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大民主”,最终没有成功。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逐渐落在法制和法治上,并称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法制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民主,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据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探索一种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追求。民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与现代化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经过“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创造性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他明确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使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民主的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

清末,面对内忧外患,李鸿章曾慨叹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过百余年来的探索特别是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摆脱危局,进入一个千载难逢的复兴机遇期。而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形成长期稳定和良性运转的民主制度。从中国历史上看,盛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新制度的建立,能够调动和发挥社会中各类人士的积极性。

从世界历史上看,近代以来的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称雄世界最长的莫过于英美,根本原因就是这两个国家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政治制度的创建。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和美国的民主共和,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的两个样板。特别是美国在统一过程中所确立的政治架构,不但使其长期处于稳定强盛状态,而且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然而,近年来西方各国包括美国的政治运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出现了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西方的民主制度正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比如社会分裂、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正在呼唤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民主制度和治理体系。

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显然这是有鲜明针对性的。他进而提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

中国已不是百年之前的中国,世界也不是百年之前的世界。在西方一些国家问题重重甚至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向世界成功地证明了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正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智慧,吸收西方有益经验,用理论和实践率先开创出一种崭新的个人与社会治理主体的依存关系。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治理制度,与人类普遍崇尚的自由并没有必然联系。自由和发展既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和权利,也是检验政权和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集中统一的领导制度之下,进一步实施和呈现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但能引领价值趋向、凝聚国内人心,而且能改变西方对自身民主的认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精髓是知识精英治国,世界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是民主选举,这两种做法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结合起来。

一方面“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就要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一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目前在中国已形成比较健全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今后仍将会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机制,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

当前,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亦取决于一些先进国家能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和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日益凸显它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够以才大德高之士担当治理国家的大任,以确保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另一方面又在于保持领导者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并为人民谋利益,以确保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行和进展,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使中华文明展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中国创造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上的更大奇迹,并以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力弘扬和推动实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强调指出:“民主不是一种定制的产品,全世界都一个模式、一个规格”,“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全过程人民民主”应该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亮丽的民主之花。

19世纪末期,《时务报》上的几篇译作颇能反映中国那时从日本传入的关于文明的认知:“余之观伦敦”,“为近今文明之都府”,“设地下铁路,夸文明之奇观”;“外国文明,技艺兴盛,实为未开陋邦所不能梦见”,“俄以农为生业,约一万万人,以渔为生业,五十万人;要之俄人不知文明为何物者”。铁路、技艺兴盛为文明的标志,而农渔业为非文明之代表。有译者提出:“敝国应筑铁路,又采列国各种文明之利器,以更新中国。”另几篇译作写道:“君主专制,黔首无力;国家以愚其民为能,不复使知政治为何物。当是之时,安有政党兴起哉,及文明大进,世运方转”,“野蛮之地,无社会者焉。及文明渐开,微露萌叶,久之遂成一社会”。君主专制和无社会为非文明,政党、社会为文明大进和文明开化之标志。可见,先进的“技艺”和能够产生政党或社会的“非专制”,乃当时人们所认知的“文明”的两大内容。一二十年后,时人还结合“文化”一词来辅助对“文明”的阐释:“文化是活动,文明是结果”,“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换言之,文明要有具化的结晶。

瞿秋白对文明的理解显然汲取了此前国人对文明的认知:“实用的生产力大增,生产组织完全变更,一切城市文明的积弊,可以用有规划经济政策逐步消灭。不但推翻君神父师之权,并且推翻‘黄金权’。分配机关和生产机关都能渐成集合制度”,“技术的发展当然能成为各方面的,无所偏畸的”。在瞿秋白看来,“现代文明”有两大内容:一是技术发展,生产力大增,实行规划经济;二是推翻传统的君神父师之权,建立不受“黄金权”干扰、实行公平分配的集合制度。不难体察,与前人理解不同的是,两大内容都融入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元素。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这两者合乎逻辑的延伸、发展和结晶。从一个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于中国发展的文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关于中国治理的文明;正因为有前者才使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正因为有后者才使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换个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最具创造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两个成果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由此使二者蕴含着无处不在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中国式现代化而生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因人民民主而生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有机地统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指出:“现代化意味着文化形态的重新塑造”,“所以,现代化必然意味着文化形态和文化整体设计的转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重要标志的新文明形态,从世界的视野和人类的发展来看,可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公开宣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理念和追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努力推动世界多样性的和谐发展,努力使人类文明呈现多姿多彩的形态。

100多年前,梁启超提出:“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如何尽责任呢?梁启超提出要建立一种“新文化系统”。但是,那时的中国“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成为百年来不断拷问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符合和体现了中国人坚持“胸怀天下”、努力为人类社会发展开出新路的历史逻辑。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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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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