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在《特拉夫尼克纪事》中，借用老医生科洛尼亚的口，转述了伏尔泰的一句话：“有朝一日，万事必然就绪，此乃希望所在。”（Un jour tout sera bien， voilànotre espérance.）但是，安德里奇没有告诉读者，这只是伏尔泰原话的上半句，下半句是这么说的：“如果今天就一切都好，那必是一种幻觉。”（Tout est bien aujourd'hui， voilà l’illusion.）如果说上半句表达的是愿景，那下半句反映的就是现实。今天的巴尔干虽然硝烟散去，地区冲突似乎被和平的大潮所掩盖，但谈不上“一切都好”。边界争端、族裔冲突、宗教纷争频发，内外部地缘政治博弈激烈，使巴尔干国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充满变数，而“回归欧洲”的紧迫感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由来已久的文化焦虑。如何面对作为中心的欧洲，并且在这个强势的他者面前建构文化自我？这是一代又一代巴尔干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问题。
为了寻找答案，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进行了两个多世纪的探索，这便是 《克服欧洲》这本书的主题。书的作者佐兰·米卢蒂诺维奇（Zoran Mi lut inoviĆ）以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生平及他们的评论访谈、域外游记、文学作品等为例，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考察欧洲形象在巴尔干文化语境中的流动及变迁，揭示后者的文化自我建构历程。虽然米卢蒂诺维奇称这一过程“没有明确的阶段，而相同的情境又反复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将此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西方化”“去西方化”和“构筑新愿景”。如果说“克服”是贯穿这本书的主旨，那么“克服”的概念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含义：在“西方化”阶段，“克服欧洲”是“崇拜欧洲”和“理解欧洲”；在“去西方化”阶段，“克服欧洲”是“成为欧洲”和“战胜欧洲”；最后在“构筑新愿景”阶段，“克服欧洲”是“ 放下”对欧洲他者的执念，为自我构筑全新的愿景。我认为，理解这一路径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塞尔维亚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也能为我们可能的文化反思提供一种视角。
对于十九世纪的巴尔干来说，欧洲（或者说西方）就是先进的文明和现代的世界。萌发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性思想，由英国工业革命触发的现代化大浪潮，以及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工业化运动，十九世纪中期慢慢传递到奥斯曼土耳其和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巴尔干的人们从欧洲的现代化当中看到了本民族实现自由解放、政治自决和社会发展的希望，他们坚定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欧洲化”）。
巴尔干民族的“西方化”的道路以“去东方化”为开端，即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影响。首先是政治上的“去东方化”，推翻日渐式微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把他们赶回亚洲”。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最有力的工具。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巴尔干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条件日趋成熟。十九世纪后期，塞尔维亚人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人长达五百年的统治而获得独立，于一八八二年成立了王国，又在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拓展了领土。除了塞尔维亚以外，巴尔干各民族也在此时段先后获得独立，民族自豪感大幅提升。
政治上“去东方化”的成功，吹响了文化上“去东方化”的号角。政治边界确立后，人们开始寻求建构本民族的文化，以确认和巩固民族合法性。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将本国的落后和文化的封闭归咎于奥斯曼土耳其的长期统治，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可能与死气沉沉、腐朽窒息的奥斯曼土耳其撇清关系，去除其文化残留。除此以外，还需要寻找全新的、进步的文化模板，为建设全新的民族文化提供参照。现代塞尔维亚语之父武科·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从赫尔德、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语言民族主义中获得启发，积极打造“纯粹的语言”以凝聚民族精神，巩固民族认同。同时，他们积极理解与内化欧洲的精神价值。往西看的他们，的确在西边的法国、德国和英国找到了“欧洲”，只不过这个“欧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区域，不如说是一套精神价值：自由、文明、科学、理性、进步、正义、多元和世俗，而这些价值恰是当时塞尔维亚社会文化发展迫切需要的。塞尔维亚文化先驱斯凯尔利奇（Jovan SkerliĆ）的名言“不西方，毋宁死”准确地概括了那一代精英的态度，同时也再次证明了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的核心假设。
总结来看，在“西方化”阶段，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从“崇拜欧洲”，逐步试图向“理解欧洲”过渡。但他们眼中的欧洲形象是直截了当和简单扁平的，因此天真地以为只要通过无条件地崇拜和学习，就能理解欧洲；以为只要“西方化”，就能实现现代化的夙愿。很明显，这样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它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过于理想，过于浪漫，过于一厢情愿。以斯凯尔利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欧洲先锋派运动和反理性哲学充耳不闻，对人们的“文明失落感”视而不见，文化上的“西方化”要比意料中复杂许多。
从跨文化形象学视域来看，与“西方化”并行的往往还有一个“去西方化”的过程，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其具体表现为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与批判。巴尔干民族虽然通过解放运动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的长期统治，但却没有得到欧洲的接纳和认可，所谓的“东方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巴尔干各国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后，又对欧洲列强唯命是从，祈求得到大国的保护。然而，欧洲大国为了避免巴尔干地区出现权力真空而导致各方列强卷入直接的冲突，更倾向于让奥斯曼帝国继续苟延残喘而不支持巴尔干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这使后者无比失望。人们意识到“西方化”无从实现，继而希望寻找一种不依赖于西方的文化立场，从中寻找出路，就这样他们开启了“去西方化”的进程，他们试图从欧洲的他者、欧洲的对立面寻找思想资源来克服欧洲。
如果说欧洲是文明的象征，那么它的对立面就是野蠻性。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乱世，野蛮性被解读为体力和活力的表现，反而具备了积极的意义。如果将野蛮性语义下的破坏力和颠覆性作用于腐朽而没落的欧洲，是否又能带来积极的效果？这个问题引起了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思考。在欧洲版图上，充当野蛮人角色的有维京人和斯拉夫人。赛库里奇（Isidora SekuliĆ）、德沃尔尼克维奇（VladimirDvornikoviĆ）等人从维京人身上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文明和道德是相对的，力量和体能才是绝对的—只有具备足够的力量，才能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保持对自由和对道德的崇高追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斯拉夫民族的国家也相继出现，这一历史时刻使斯拉夫人的形象发生了转变，获得了野蛮人以外的新的积极含义，意味着勃勃生机。人们结合对维京人的新认识，认为斯拉夫人也可以成为重振欧洲的希望所在，甚至产生了对“斯拉夫欧洲”的热望。除此以外，部分斯拉夫人所恪守的东正教信仰，被认为是挽救世俗欧洲的药方。韦利米罗维奇（NikolajVelimiroviĆ）是《黑羊与灰鹰》里提到的那位“大主教”，被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称为“最出色的人，有至高无上的魔力”。“去西方化”意图在韦利米罗维奇身上体现得非常明确，他从神学角度阐发，否定西方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强调“文化、文明、进步和现代主义只是对欧洲空虚实质的掩饰”，告诫人们应该摆脱精神的空虚状态和对财富的世俗追求，要让基督教信仰重新成为生活的中心，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让欧洲精神得以复兴。
来自欧洲边缘的塞尔维亚人，去到欧洲中心，如法国、英国、德国等地时往往会感觉到自卑和尴尬，而到达非洲时却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负和优越，甚至体会到了“东方主义”式的快感。佩特罗维奇（Rastko PetroviĆ）踏足非洲土地，获得了一个感知欧洲的全新维度，即欧洲严苛的等级划分，或者说权力的“中心—边缘”结构。这正是因为在非洲的“绝对野蛮性”面前，欧洲人的身份就相当于“绝对优越性”。有趣的是，这种“绝对优越性”其实是相对的：来自欧洲边缘的佩特罗维奇的良好感觉，在遇到来自瑞士的N 伯爵时戛然而止。N 的出身象征着欧洲正统，他让佩特罗维奇瞬间从优越变得卑微。佩特罗维奇意识到，自己需要通过不断学习，饱读欧洲名著，才能获得成为欧洲人的资格。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换取的文化涵养，是他进入欧洲的唯一入場券，而N 伯爵不一样，N 伯爵仅靠血缘和遗传，就能拥有巴尔干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欧洲身份。这种与生俱来、不容争辩的合法性，似乎还赋予了N 伯爵胡作非为的权利：他野蛮成性，喜怒不定，骄奢淫逸，肆意放纵，残暴不仁，甚至有嗜血的怪癖，这些特征与“欧洲”的先进标准背道而驰，但尽管如此，他的“欧洲性”也不会被削弱半分。这个例子背后的逻辑让人感到痛苦：当野蛮性出现在欧洲以外的人身上时，会被认为是劣根，而当它出现在“正宗的”欧洲人身上时，它却是一种特权，作为强者的欧洲，有权通过践踏文明来确证对文明的绝对拥有。在这层意义上，“欧洲”被概念化为一种权力结构。
在“去西方化”的过程中，塞尔维亚知识分子虽然从野蛮性里发现了活力和东正教信仰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的话语资源，但又从非洲的例子里发现了权力的“中心—边缘”的坚实结构，意识到来自边缘的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中心—“成为欧洲”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战胜欧洲”了，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欧洲”？这一个对手无法战胜，也无法加入，似乎只好另辟蹊径—构筑全新的愿景。
安德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重现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旨在破除对立，去除暴力，构建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愿景。安德里奇对于巴尔干文化的出路的思考是很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南斯拉夫提倡的“融合文化”（Syntheticculture）的概念正是以安德里奇的理念为基础，强调不同民族应享有独立而平等的权利，可自由选择发展道路，同时也应该摆脱分歧，将自己民族文化中最为精华的元素凝聚到多元包容、和合共生的南斯拉夫文化当中。在《德里纳河上的桥》里，现代生活的丰富细节随着安德里奇的叙述徐徐展开，巴尔干原本疏松的生活方式，变得史无前例的紧凑，而缓慢的时间流动，也变得史无前例的汹涌。这是一场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安德里奇运用高超的叙述技巧，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重建了传统的价值，以此解构两者之间的苍白对立。与此同时，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对立、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欧洲与巴尔干之间的对立也在故事中变得松动，逐步被瓦解。
在《特拉夫尼克纪事》中，似乎可以找到存在于对立之外的“第三个世界”或“中间道路”，用安德里奇的话说，那是“秩序井然，人人博爱，可以挺身走路、安详看人、开诚说话的美好世界”，或是“给人稳定、安逸和尊严的道路”。相比于地理存在，它更像是人的精神和认知状态：是人性、宽容和尊重。那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因为在人类的认知中，“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这是《特拉夫尼克纪事》的核心主旨。误解充斥于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存在于所有人之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冲突并非来自事实本身，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人们经常容易忽视误解的普遍存在，面对自身不了解的现象，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使人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在了解事实以前，人们往往预设了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也预设了亲善或厌恶的态度。这样的做法遮蔽了事物的本质，使事物极容易被标签化。这便是经常发生在巴尔干身上的例子，由于人们对巴尔干不理解或误解，便将其放在了欧洲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立场设定下，人们不自觉地采取了“东方主义”式的话语模式，并不断以这样的话语对巴尔干的形象进行复写。当某种印象被建立成价值观，甚至是意识形态之后，人们忘却了理解的初衷，或者拒绝理会事实。所以，误解成了常理，而理解的奇迹，需要满足一系列基本条件才能实现，如正当的偏见、传统、时间距离、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阐释学循环等，显然不能一蹴而就。
当我们认识到误解的普遍性和理解的特殊性，当我们摆脱二元对立，当我们意识到已有认知的缺陷而不再继续沉湎，自然能够更加容易放下执念。这时候“克服”便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话题，也不再有固定的方向。我想，“克服欧洲”第三阶段的新愿景的终极要旨回归到了《特拉夫尼克纪事》的哲思之上，它的“克服”是“放下”对他者的执念，超越文明隔阂和冲突；摒弃“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摆脱对立竞争，接纳多元融合；勇于突破视域局限，以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完整的参照体系来定位现实；在追求认知的这一永无尽头的过程中，始终将人性、宽容和尊重放于首位。
我们看到，“克服”的开放性正是在矛盾中形成，对所谓“唯一正确”的观念、方法和预设发起挑战。尽管今天的巴尔干国家依然努力地以“回归欧洲”的方式来“克服欧洲”，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剧的现今当下，它们所遇到的挫折不比一百年前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克服欧洲”徒劳无功、研究这个过程一无是处。无论是一百多年前还是今天，欧洲之于作为边缘者的巴尔干来说，依然意味着雅努斯般的文明和强权，不管是“西方化”还是“去西方化”，不管是“回归欧洲”还是“保持平衡”，巴尔干国家在处理的始终是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和相处方式，它们始终受到西方权力逻辑的支配。对于这个问题，“克服欧洲”不是塞尔维亚人给出的答案，而是他们的探索过程。
（《克服欧洲》，[ 塞尔维亚] 佐兰·米卢蒂诺维奇著，彭裕超译，商务印书馆二0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