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慧 李芳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逻辑与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6 次 更新时间:2024-01-20 09:11

进入专题: 中国式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  

黄群慧 (进入专栏)   李芳芳  

 

内容提要:不同时期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的实践不断丰富并促进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内涵,抓住了工业化就把握了现代化的关键。我国对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不断使西方传统工业化理论面临挑战,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深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及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协同演进,论证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论证结果表明,新型工业化理念已渗透并支撑着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实现的各项先决条件,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内涵也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辅相成,并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发挥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行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 中国式现代化 协同演进 理论逻辑 现实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已踏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习近平,2022a)。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回顾我国现代化推进的整个历程,全面总结工业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深刻内涵,也可为新时代新征程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协同演进

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范式内,工业革命所启动的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浪潮,将人类文明从传统农业社会推入现代工业社会。从历史现象来看,现代化涉及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思维等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社会变革。从从属关系来看,工业化实质上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和核心动力。长期以来,中国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依据国情,我国积极探索和调整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业化道路,并取得的显著成就,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动力。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主线下积极探索现代化维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生产为革命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此时的工业化仅仅是对历史潮流最低程度的反应,与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相去甚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具备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王一鸣等,2021)。如何使一个国家和社会从贫穷走向富裕,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无疑为后发国家提供了指引,苏联模式是新中国学习的第一个样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把工业化放在了经济建设的首位,以赶超为目的,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现代化认同为工业化,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单一维度。1953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之际,国家制定了“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明确,要集中主要力量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过渡时期总路线平稳落地之后,苏联模式在我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症状逐渐显现。1957年,毛泽东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拓展至“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并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四个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即两者都是要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使我国成为以现代技术装备占重要成分的社会大生产的先进国家。虽然“大跃进”“三年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两者发展的正常进程,但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探索,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步骤。1973年,国家实施的“四三方案”是继我国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后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下一阶段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一方面使这一时期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另一方面虽然工业部门可以通过“以农养工”免费获取农产品生产的一部分利益,但由于企业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计划指标的最大化,工业部门的原材料来源、工业品去向、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销售利润也都由政府部门控制,企业盈亏不取决于经营好坏,经营者不仅没有扩大市场的积极性,也没有提高效率以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动力,致使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化推动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支撑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落地生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工业化依然是现代化的内核和主体。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便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一道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并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以集权型、封闭型为主要特点的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这一时期,伴随技术变革而来的是各级生产组织的变革和各层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从加强先前发展不足的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到加强重工业的短缺行业,从改造以及扩建现有企业的技术到尝试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而为了解决工业发展效率低下的问题,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开端,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同时扶持鼓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启了农村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将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从经营者角度来看,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地方财政包干制等制度,以及国企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企业财税制度、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搞活微观经营机制所形成的适用于企业和政府的激励方法(林毅夫等,1994),宗旨都是放开产品的市场价格,使经营主体的收益与产量直接挂钩,进而有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从劳动者角度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有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求企业搞活劳动用工制度、使企业经营的好坏与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等,不断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励与企业经营、国家比较优势释放相容(刘霞辉,2020),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成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阶段“人口红利”形成的资源基础。自此,我国开启了快速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并为我国现代化内涵的拓展提供着强大的物质基础,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举措也更加务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1979年,邓小平首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小康之家”,以此来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不再仅仅追求四个现代化,而更加看重人民生活水平的跃升与进步。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沿海地区基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优先发展区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思想成为现代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手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构想,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将“逐步实现工业现代化”作为进阶目标的重要保障。自此,我国现代化的内涵拓展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面。

(三)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时期:“三化”并进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内涵的合理外延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从政治姿态向制度建设的实质性转变。在外资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打破“离土不离乡”的束缚,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不仅推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使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得以形成。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后,我国从贸易逆差国转为贸易盈余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充分显现,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2001年我国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人口红利的推动下(张平,2020),我国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快速扩张的资本积累,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各项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以及1994年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地方政府获得了极大的经济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建设的积极性,我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了50%,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投资需求,而剩余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必然也会产生高储蓄和高增长(李扬、殷剑峰,2005),高投资—高增长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开发,工业化和城市化共生,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突出。

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迎来了资源环境约束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状况不容忽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国情,需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与此同时,加入WTO后,中国工业化发展更为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各国的工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工业产业及其相关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也必须随之发生改变,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也已无法符合国情。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条与西方传统工业化不同的道路,即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使我国全面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工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工业大国地位逐步建立并不断巩固。通过“三化”并进,沿海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也造成了新的地域、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虽然我国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从未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还将农业现代化视为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黄群慧,2023),但鉴于特定历史阶段国家的战略安排,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一直比较艰难,而此时资源配置向城市的倾斜、农村人才流失等原因使农村现代化步伐更为缓慢(殷海鸿、张劲松,2023)。为此,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布局正式向“三位一体”范式转化到党的十七大纳入“和谐社会”进而形成“四位一体”的协同并进布局,我国现代化道路更加注重协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也更加注重人民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幸福感和价值诉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

(四)新时代新征程:在对西方传统工业化发展“盲点”争论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深化

快速工业化进程使我国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按照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2015年,我国整体已经步入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冲刺的关键阶段(黄群慧等,2017)。在充分肯定这一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三重冲击”和资源环境等四层叠加效应的影响下,我国进入结构性减速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一是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凸显。2013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诸多经典产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很多地区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少数省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与制造业等实体部门下滑形成对比的是金融业等虚拟经济部门的扩张,这使我国面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威胁。二是人力资本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受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逐渐关闭。我国需要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或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但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人力资本却长期沉积于二、三产业中低端,造成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三是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信息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突破了传统工业化带来的分工分业限制,产业边界日益模糊(杜传忠等,2023),更加强调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全社会的技术进步是基于制造业技术创新向前带动农业、向后带动服务业而实现的。四是工业基础能力薄弱的问题依然严峻。快速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但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比,我国原创型、核心和关键共性技术能力欠缺。一方面表现在传统产业中的高端生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五是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地域宽广、梯度发展战略实施及不同地区要素禀赋和工业化基础存在差异等原因,使当前工业化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特征同时出现,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六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尚未脱钩。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的提出,使这一问题愈发凸显和紧迫。尽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工业化推进的又一风向标。

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型工业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重要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工业化规律性的认识,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传统“四化”基础上提出了“新四化”,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更加强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道路不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必须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进程(黄群慧,2018),“生态文明建设”也正式被纳入“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整体性(刘文勇,2022)。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应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可以看出,新时代新征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又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性,新型工业化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及其理论创新的抓手。新型工业化理念已渗透并支撑着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实现的各项先决条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证、奠定了基础。

二、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困境,在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和共同特征基础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有效规避西方模式极易陷入多重困境的中国方案。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同,新型工业化不仅符合各国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伟大进程的推进步伐作出了重大战略安排: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并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的本质要求,即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型工业化的理论内涵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相辅相成,也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发挥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前行的重要作用。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内容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这在生产力意义上表现为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和保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对以往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探索的成功经验总结,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对现代化发展的全新研判和定位,而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新型工业化强调战略协同性。随着全球产业链重组进程持续深化,我国势必要在更高水平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机融合。在此过程中,新型工业化并非只是孤立的发展战略,而是必须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战略协同推进,共同搭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并确保各项战略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国内加快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其次,新型工业化注重技术先进性。当前,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工业化尤其注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中发展,并旨在推动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等方向转型。这种转变一方面将加速传统落后产业的退出和淘汰,另一方面则强化高技术产业作为未来工业化引领部门的关键地位,对加快我国产业结构整体优化、促进重点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新型工业化重视产业安全性。在近年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发展趋势逐步呈现区域化、本土化特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业已成为各主要国家的一致诉求。而新型工业化聚焦生产核心技术和产业链关键短板,通过产业基础能力再造,使我国不仅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具备较强的把控力,同时对链条上的各环节、各主体、各要素均具有一定影响力,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保障国民经济行业的基本安全。

(二)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建立于“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并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质要求。因此,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应有之义。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应内容则体现为实现内外联动,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与传统工业化模式赖以运转的低成本比较优势相比,以技术创新优势为驱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更能够有力支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可以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和发展。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是要通过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提高国内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拉动国内消费。而新型工业化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注重数字等新型要素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融合,使生产过程更为灵活高效,生产体系更为完整有序,生产生态系统内部形成良性循环,最终提高全产业链的附加值。同时,新型工业化的成果也可充分满足新时期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通过消费升级倒逼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升中国超大市场活力,促进国内大循环。

另一方面,新型工业化可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拓展和深化。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新型工业化不仅可以通过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协同创新效率,促进国内产业向国际体系的深度参与,还将依托创新驱动和技术引领,以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此外,新型工业化将重点放在技术研发和高端制造上,通过促进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消费升级,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国际大循环的拓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机衔接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依赖要素积累实现增长相比,新型工业化的优势和特点在于以打造科技转型引擎、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要义,通过对生产要素、资源环境及生产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唐浩,2014),实现生产率的长足提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改善。在资本资源方面,新型工业化在源头上关注各类平台、实验室、孵化器、高新园区等基本单位建设,在流程中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高效化结合,积极统筹各方资源向集成创新领域倾斜,不断催生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机遇,拓展投资空间。新型工业化还强调生产智能化、分工网格化、产品定制化、过程绿色化,可以推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形成,充分保证分工效率、投资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在人力资本方面,新型工业化充分聚焦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的高水平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完善现有的“老—中—青”人才培养机制和国际、国内引才政策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高效率、可持续的人才输送通道和网络,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储备更多现代化人力资源。在技术支撑方面,新型工业化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发展目标,强调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全行业的广泛应用,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科技水平提升,形成创新生态的良性循环。此外,2020年,数据被列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作为下一阶段驱动经济增长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关键要素,其核心价值和意义也已为新型工业化所率先捕捉,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流通、经营管理等各环节得到全方位应用,不断为经济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四)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因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在迈向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是实现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相统一的重要举措,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而在促进社会公平角度,新型工业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型工业化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作为更具有包容性的工业化模式,新型工业化始终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在不断完善先发地区内部高新园区、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推进其与周边地区相关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推动先进技术在不同地区间最大程度地扩散应用,更加主动地将工业化发展红利尽可能广泛地惠及社会大众。其次,新型工业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通过与农业现代化战略的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能够引导产业向农村转移,还能将工业化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社会化服务等工业化成果广泛运用到农业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中,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的升级、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最后,新型工业化有助于缩小个体差距。新型工业化一方面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均衡;另一方面经由完善的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体系,缩小劳动者彼此间的劳动素质差距,在人力资本整体提升中,使人们得以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此外,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更强调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减轻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压力,有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公平正义的生活环境。

(五)推进新型工业化是绿色发展的集中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这也使“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并在新发展阶段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中国特色。而新型工业化发展则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工业化体系,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集中应用与鲜明体现。首先,新型工业化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基本准则,致力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智能、高效的生产方式和循环经济理念,优化产品设计、制造和废弃物处理过程,有效减少了工业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确保资源的合理使用。其次,相较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排放能源形式,新型工业化积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能源革命和绿色制造为突破口,推动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应用,在降低大气污染的同时减少对有限资源的依赖,通过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实现对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最后,新型工业化强调科技创新,特别是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引入智能制造、节能技术和环保材料等方式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发展以绿色制造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使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极大减少,从而实现了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上分析充分表明,新型工业化不仅是对传统工业模式的更新换代,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

三、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协同演进历程,有力印证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绝不允许我们照搬照抄西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走出一条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为目标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一)坚持“新四化”同步,最大限度发挥“乘数效应”

“新四化”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正说明我们需要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后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大任务(黄群慧,2021);另一方面也使新时代工业化发展系列问题的解决有路径可循,是解决思路的高度凝练,也是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征程的重要战略部署。从“新四化”的内涵来看,实现工业化要以信息化为支撑,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还要依靠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处。新发展阶段下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已由过去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向着承载国家核心竞争能力转变,以技术创新在工业部门的产生与应用,不断扩散并惠及一、三产业,实现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实现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方法管理农业、现代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在人口城镇化基础上,增加了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等内涵。在此内涵下,新型城镇化不仅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和产业协调发展,也更加侧重以人为本,只有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市民化,其才可后顾无忧地参与到工业化建设中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又必然需要结合服务业现代化,这对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业质量和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要求我国及时破除科技、教育等事业单位的体制及市场化机制不完善问题,改变人力资本低端锁定局面;相对比中西部不发达省份,东部发达省份的发展重点更多在于搞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其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烈,有区别、有重点、有顺序地践行“新四化”,对我国区域平衡发展的作用也不言而喻。综上可以看出,事实上,要解决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诸多难题,更好地发挥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助力作用,需要与“新四化”建设同步推进。

(二)坚持抢占制造业制高点,把握高质量发展主方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层面表现为合理化、高级化的产业结构。2013年,中国服务业GDP占比首超二产,我国在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同时,也正经历着“配第—克拉克”产业演进规律中的第二个拐点。依据这个广泛被推崇的产业结构理论,很多省份将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结构调整目标的政策导向,呈现“过早去工业化”迹象。但事实上,该定理所描述的仅是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阶段性规律,至于工业化后期会怎样则饱受争议。历史经验也表明,由工业化向经济服务化阶段的过渡潜藏着无限风险,虽然大概率遵循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基本规律,但不同国家具体产业演进路径有所差异,该基本规律下的增长特征和转型效果也呈现明显分化和效率差异。现代制造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标志,在新型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国家适时定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一基调。事实上,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远不够“去工业化”标准,以高端制造为导向推动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足以维持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因此,需要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聚焦重点领域、“卡脖子”关键环节,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支持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强基础、补短板、提水平、促升级;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和关键供应链市场多元化储备和备份工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有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有效衔接,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的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制造业发展空间,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引擎作用,充分利用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契机,统筹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方案,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过程中,积极引导和推动贸易规则制定和完善,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

(三)坚持数实有效深度融合,形成产业融合发展范式

近年来,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持续快速发展,在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方面成效显著,这使新型工业化的动力也逐渐体现为在工业领域数字技术贡献的提升。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就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把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和数字技术进一步渗透到实体经济生产流通的全过程,推动实体经济形成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习近平(2022b)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因此,在新型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必须扎实推进数实有效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全面应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典型范式,并构建可推广的产业融合标准体系;持续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树立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培养一批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形成具有普惠性质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有序带动后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经济政策顶层设计,探索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和高标准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实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底座建设,进一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结合行业差异和新型工业化的需求,在多个领域拓展新型基础设施的实际应用场景,合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时空、区域布局,最大限度打破数字孤岛,规避数字鸿沟,并探索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路径方法。

(四)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所追求的剩余价值的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前提的,这就决定着其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生产力发展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推进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共建与共享是紧密相连并双向互动的,人民共建是人民共享的先决条件。而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推进依靠人民,更依靠高端人才,反过来,人的能力的提升实际上也是人民享受发展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构建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养新型工业化所需的高层次人才;推动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重点领域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养;建立人才评价激励体系,设立与创新成果和技术突破相关的奖励机制,畅通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并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健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构建完善的多层次收入分配体系,并有力发挥政府税收调节作用;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兴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在保障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鼓励优秀人才利用各类新兴要素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基于人的消费、能力、收入、幸福感等多维度来提升居民福利水平;通过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实力,进而缩小城乡收入与区域发展鸿沟。

(五)牢守生态底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生态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层逻辑,绿色发展是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在新型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牢守生态底线,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环保技术迭代和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是践行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之义。在宏观政策层面,要建立健全绿色产业政策体系,为国民经济产业的绿色化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一方面制定和完善绿色产业发展的税收、财政、金融等激励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开展降碳减排和节能增效行动。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绿色产业标准,规范产业发展行为,促使企业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多措并举全力推进产业绿色化进程,为新型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而确保我国的“双碳”战略如期实现。在生产加工层面,应积极落实资源节约型生产模式,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采用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有效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浪费,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和经济效益。还应加强废弃物处理与循环利用能力,促进实现产业链的闭环循环,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在产品设计层面,应引入并推广绿色设计理念,采用环保材料设计可循环再生的产品,从源头入手减少产品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产品自身的可持续性。还应鼓励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方式,并传导至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全部企业,在各主体共同追求绿色化的过程中形成全产业链的绿色转型升级。在技术应用层面,应加大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力度,以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有效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在微观领域推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鼓励采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在宏观领域建立碳交易市场,科学运用市场机制推动企业主动减排,在长期促进整体产业的绿色发展。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00836;

李芳芳(通讯作者),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100083。

刊 期 《财贸经济》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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