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纸判决致使联邦财政部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的财政支出计划，这被视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该裁决造成高达600亿欧元的预算缺口，这无疑让今年表现最差的主要经济体雪上加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德国受此影响可能成为七国集团（G7）中唯一经济负增长的成员，经济将萎缩0.5%，表现甚至不如意大利。德国不得不想方设法填上一下子出现的巨大资金缺口，预计明年需要筹集300亿至400亿欧元，2025年则为200亿至300亿欧元。

预算违宪：欧洲模范生的困境

根据宪法法院的裁决，德国政府追加的2023年预算违反宪法，即2021年预算中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的600亿欧元贷款资金需专款专用，无法用于气候与转型等投资。

德国《基本法》里有“债务刹车”的条款，将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5%以内。两德统一以后，德国为兴建前东德地区背负了大量债务，加之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其税收收入下降，因而在2009年设定了债务上限，并于2011年开始执行。此后多年，德国保持了预算平衡，甚至略有盈余。

然而，2020至2022年期间，由于新冠大流行和能源危机，德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实施该条款。现在，由于宪法法院的判决，德国计划延续一年的紧急状态，以便延长“债务刹车”条款的豁免期，从而通过2023年补充预算。实际上，尽管面临财政挑战，德国的长期债务负担在七国集团中却是最低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6%。相比之下，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债务比例分别高达102%、121%、144%和26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德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学人》杂志8月的一篇文章质疑德国是否又一次成为“欧洲病夫”。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德国就一度被贴上这一标签。彼时的德国政府推出“2010议程”和“哈茨改革”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增加了700万个就业岗位，在经济危机中创造了“就业奇迹”，保障了经济的稳健发展，从而撕下了“欧洲病夫”的标签。

但现在，德国正面临滞胀挑战，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通货膨胀率虽未达到恶性通胀水平但仍居高不下。为此，德国政府必须完成艰巨的任务，即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

近年来，德国经济主要依赖汽车和机械等工业的出口、俄罗斯廉价的能源供应以及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并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所带来的良好外部发展环境。此外，德国政局相对稳定，各党积极寻求共识，政府秉持务实态度制定延续性强的经贸政策，这为德国经济奠定了稳固的内部基础。德国经济从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转变为在中美竞争和俄乌冲突背景下的步履维艰，根源是德国在内外关系中失衡，由左右逢源变为左右为难。

危机叠加：内政外交举步维艰

德美中三边关系失衡，出口导向型经济受阻。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德国夹在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之间无所适从。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其进出口总额达到GDP的七成以上。经济全球化可谓是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根本保障，然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了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德国。欧美都希望重塑供应链，以减少对任何单一非西方供应商、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减少与西方以外国家的贸易联系也会对德国造成伤害。全球化的退潮使未来全球供应链可能在亚洲和欧美形成两大中心，这将增加德企在世界范围内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的难度。

德美俄三角关系失衡，能源危机叠加通胀高企。随着俄乌冲突延宕至第二个冬天，德国的能源困局仍在继续。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已是明日黄花，德国艰难地寻找能源进口替代，对来自美国的昂贵页岩油气也只能照单全收，毕竟美国自顾不暇，难以顾及到欧洲的诉求。而德国激进的能源政策，包括关闭核电站和淘汰煤炭能源等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困境。能源危机与高通胀率共同冲击着德国的国家财政、企业运营和个人消费。高能源成本推高了生产费用，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进而抑制了消费支出，削弱了居民购买力，导致消费支出停滞，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

三党联合政府内部失衡，经济政策受到政治干预。随着执政进入下半场，联合政府内部矛盾加剧、争论不休。财政部长、自民党人林德纳坚持“债务刹车”，不愿增加额外投资支出；来自绿党、主张和平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经济部长哈贝克成为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的急先锋，但同时也不愿削减用于绿色转型的投资；联邦总理、社民党人朔尔茨在两个强势执政伙伴之间左右为难，无法像其前任、联盟党人默克尔那样彰显领导力。更糟糕的是，德国政府愈发倾向于干预经济，尤其是绿党对华态度强硬，片面强调“去风险”，安全化的政治逻辑压倒务实的经济考量。

破局之道：对华合作仍然可期

一直以来，中德经贸合作是德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亦是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然而，自2021年组阁以来，德国一些政客在对华“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分法定位中片面强调后两者，这对德国自身的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首当其冲的是德国的经济与贸易。

以涉华议题为例，德国进一步严格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受此影响，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入股汉堡港一波三折。德国还调整投资保证制度，以“人权”为由拒绝了大众汽车在华投资的保证申请，令企业界哗然。此外，在史上首份《中国战略》中，德国强调对华投资必须考虑地缘政治风险，还加强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的管制和供应链审查。

目前，德国正面临多重危机，能源危机正逐步演变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会造成“交通灯”联合政府的信任和执政危机。朔尔茨政府承诺的“绿色经济奇迹”未能兑现，有关德国经济的悲观论断不绝于耳，昔日的欧洲模范生似乎成为眼下的问题学生。德国是否会再度沦为“欧洲病夫”还未可知，这将取决于其未来政策的走向。一边是德国自身被调低的经济预期，一边是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密集上调。在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际，中国仍展现出巨大潜力和政策的延续性。德国何不与中国相向而行、深化合作，共同维护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这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福祉。

吴永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