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为什么由国务院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为什么在1958年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与古籍小组成立有什么关联？ 挖掘相关历史资料，证实这是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是我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郑重地提了出来。这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落实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知识分子、有关规划等事关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规划委员会（张应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大事记1949-1988》，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72页），5月11日国务院成立专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19期。《公报》称：“为了避免名称的混淆，原国务院所属的专家工作局改名为外国专家局”）。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在安排知识分子制订规划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国务院专家局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安排解决知识分子工作及待遇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基本同时，根据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古籍人才对相关政策、规定的迫切需求，自下而上地提出建议和请示报告，两方面历史车轮各自以自己的节奏向前滚动，1958年2月9日，两条轨迹双向奔赴，实现了会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
本文简单梳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及会后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专家局，在规划、人才等方面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所做的政策性准备，以及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指明发展方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以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过程中，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人才的培养和发掘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首先要统一思想，为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学习活动：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向全国各界特别是知识界人士提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京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951年11月下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在教育系统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952年六七月，科技界开展学习运动。
1956年，是重要的一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北京市委、天津市委、上海市委、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和二十六个省辖市市委的书记或副书记，中共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各个全国性的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等共一千二百余人。在这个千人参加的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知识分子，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8期）。周恩来的《报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此后对我国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周恩来在《报告》中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指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才能适应国家对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阐述了科技发展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指出中央各部门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报告》把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工作郑重地提到了全党面前。1月30日，周恩来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刊发，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一个月后，即当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明确了“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指示》中列举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正是最重要的一种遗产”；“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以及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给他们以应有的资料、图书、实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的必要条件”；“对于一部分年老体弱的专家，应该给以特别的照顾”；“必须大力培养在社会科学各部门和哲学各部门的专家”；“在新老专家和新老知识分子之间必须建立亲密的合作。要积极地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向老专家学习，又要积极地组织老专家教育青年知识分子”。《指示》中还明确提出：“有计划地整理我国科学文化的历史遗产，接受和发挥其中的精华。应该集合必要的人力，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把我国最重要的古籍选译成为白话。”最后，《指示》提出“为了统一解决许多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行政性质的问题，决定在国务院设立专家局”。《指示》中还特别提出制订1956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指示》中提出设立专家局、制订远景规划，以及整理出版古籍，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初步勾画出初步轮廓，并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绘出计划蓝图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布后，在大的政策、方针指导下，为落实、开展一些具体工作，加强对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当时掌管全国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具体负责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工作。科学规划委员会由陈毅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担任副主任，委员有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严济慈、陶孟和、潘梓年、钱俊瑞等35人。同年11月，聂荣臻接任国务院科学委员会主任一职，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担任副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继续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铺展蓝图，工作任务主要负责制订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协调重大问题、解决工作条件、国际合作、培养高级专家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是新中国的科学发展铺展蓝图的开始。
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消息在3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之后，科学规划委员会正式开展工作，明确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任务和负责人选，并报经国务院批准，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布。6月13日《人民日报》发布《科学规划委员会名单》后，组织六百多位专家、学者，讨论“百家争鸣”。1956年12月，科学规划委员会确定科学技术任务的十二个重点，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安排今后工作。
科学规划委员会紧锣密鼓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与“科学”“技术”更为密切，但在“规划”问题上，“社会科学”相应纳入。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负责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机构，在开展工作中，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两大块工作的不同性质和工作强度，逐步凸显出分而治之的必要性。
1957年，科学规划委员会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6月13—15日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一百八十余人参会，共同讨论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发展、制订改善科学工作条件的方案等问题。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聂荣臻率先做报告，对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做了全面介绍，特别是对科学工作体制、科研计划、科研工作条件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解决意见。周扬就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他在讲话中提出：“为了便于工作起见，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问题应当由全体会议来讨论和决定以外，可以授权社会科学方面的委员单独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规划委员会现在准备现行设立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等11个专业小组。”周扬的讲话，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而治之”定下了基调，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即成立11个专业小组。周扬在讲话的最后，着重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拟成立的专业小组的任务是讨论研究以下五个问题：1.关于本学科规划的实施问题；2.关于本学科研究工作的协调问题；3.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设置问题；4.关于本学科的专家分配和接收大学毕业生到研究工作岗位的问题；5.关于本学科的重要的译著的出版问题。此次会议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小组单独召开小组会，讨论成立学科专业小组及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具体工作。
从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半年后成立的古籍小组雏形即是在此次会议中提出并确立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小组，古籍小组的任务有制订规划、协调古籍整理工作、高校设置专业培养古籍人才、古籍人才的毕业分配、古籍的整理与出版。
这次会议结束后，聂荣臻于7月12日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报告》，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7次会议批准通过该《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说：“会议同意周扬同志的发言，并且确定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今年下半年的工作要点。”“为了工作便利起见，会议确定：今后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问题，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外，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委员可以单独举行会议，讨论和决定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科学规划委员会将组织专门的办公机构来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
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召开，为古籍小组成立提供了政策基础，在这次大会召开后，次年2月初，即在北京召开了古籍小组成立大会。
国务院专家局：打下人才基础
《指示》下发后，“国务院为了加强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工作，以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经1956年5月1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8次会议决议设立专家局，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19期）专家局局长由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副局长由于光远、雷洁琼和费孝通三位专家兼任。专家局的成立，是对《指示》“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以及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的落实，因此，国务院专家局的主要职责是调查研究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使用、工作条件和政治待遇、物质待遇等情况，及时向国务院和主管部门反映，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调查研究各部门培养专家情况、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协助有关部门制订对未建交国家留学生回国和参加工作的计划，检查对归国留学生安排和使用情况；协助有关部门对失业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调查研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安置。专家局的职责，基本覆盖了使用知识分子的所有问题。
专家局成立初期，“人未调齐，牌子未挂，但工作已迅速展开”，每周齐燕铭召开几次局办公会，“全局一起汇报工作，他边听汇报，边作决定，边批文件……全局办公效率极高”（郭方《忆开辟中国专家局工作的齐燕铭同志》，马永顺、朱雨滋、齐翔安编：《齐燕铭纪念文集》，第314页）。
齐燕铭做了大量为知识分子落实工作单位、解决生活困难的工作，专家局成立招聘团，到全国几大片区开展调研、招聘工作。中国著名油画家丁天缺在1949年后经历种种遭遇，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在自传《梦里孤山：丁天缺艺术人生》中写道，“国务院专家局成立了招聘团……华东招聘团会同浙江省招聘团，曾派专人与我洽商应聘问题”，并将“具体情况向专家局汇报，同时亦望我亲自向专家局提出要求”，共同解决其工作问题。随后，丁天缺于“4月19日，动身去北京”，由其舅舅周培源及其舅妈帮助联系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和雷洁琼，并到锣鼓巷雷洁琼家里拜访，“向她谈起我的工作愿望，并提出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希望她帮助我办好去法国进修的手续”。
数学家华罗庚曾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名义向专家局打过报告，解决数学专家熊庆来回国工作及熊庆来留在昆明的家属来京问题。齐燕铭接到华罗庚的报告后，积极落实相关问题，把熊庆来的家属由昆明接到北京：1956年下半年齐燕铭布置专家局外出调研，由费孝通副局长带队，赴四川、云南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与问题，正是这次调研，解决了熊庆来家属问题。1957年6月8日，克服种种困难，熊庆来从法国回到北京，他的妻儿已被接到北京，与华罗庚等人一起到机场迎接，当时的场景让熊庆来非常感动。
齐燕铭对史学界、古籍界的专家非常熟悉，这一块工作由他本人主抓。调动史学界、古籍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而将他们团结起来，正确贯彻、落实国家知识分子政策，都是国务院专家局职责的一部分。史学界、古籍界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有着较深厚国学功底，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年龄集中在40—60岁，如何将这样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专家集中起来，以期最大限度地让他们发挥光和热，正是齐燕铭担任局长的专家局需要考虑、解决的。落实、解决知识分子工作的问题，将一批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古籍专家团结起来，为整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奉献光和热，进一步对专门成立一个古籍专业方面的组织提出迫切需求。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
1958年2月3～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安排在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召开期间。为此，齐燕铭于1958年1月21日向中央宣传部提交了《关于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加强领导全面规划问题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7—1958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第336～347页）。中宣部批准了该报告后，正式决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齐燕铭在2月9日古籍小组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古籍）小组是在科学院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设立的，它的任务是负责古籍的整理与出版的规划工作。”他还特别提到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召开时间的确定问题：“原来这个会的开法有两种意见：一认为在人大召开时开；一认为最好在会后开，比较容易。”最终商量的结果是人大开会时出版界、学术界专家比较齐全，特别是外地专家已经来京，一并召开成立大会比较好。齐燕铭提到的“人大”是指1958年2月1日至2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而2月9～11日召开的古籍小组成立大会正是在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最后三天召开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代表中古籍整理专家有张元济、冯沅君、周叔弢、吴晗、吴玉章、李一氓、田汉、侯外庐、萨空了、李达、柳亚子、叶圣陶、潘梓年、郑振铎、齐燕铭、尹达、范文澜、嵇文甫、冯至、吕振羽、宋云彬、汤用彤、周谷城、章士钊、舒新城、翦伯赞、徐嘉瑞、杜国庠、陈垣、罗常培等人。他们在参加人大会议期间参加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张元济、冯沅君、吴玉章、李一氓、李达、柳亚子六位代表，在古籍小组成立签到簿上未见签名，在没有其他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可视为未参会。
此外，第一届人大代表中与古籍小组相关的领导及出版界、教育界领导有习仲勋、聂荣臻、周扬、胡愈之、徐伯昕、黄洛峰、杨秀峰、周培源等，习仲勋、聂荣臻为古籍小组成立做过重要批示，徐伯昕、黄洛峰、杨秀峰、周培源为古籍小组成立做过相关较为重要工作、协调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参加古籍小组成立大会。至此，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
齐燕铭负责的专家局，把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知识分子调动起来，按照他们的学术专长分到文学、历史和哲学三个分组，这就是今天广为古籍界熟知的“古籍小组成员”。齐燕铭在古籍小组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提到，当时还计划成立语言文字分组、考古学分组。“古籍出版方面的人力还没有完全动员起来，还有遗才。以后要广泛组织和动员有关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来参加和配合我们的工作。文、史、哲三个分组都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人才，要求大家一齐来参加和讨论我们计划。”
古籍出版社自下而上对成立一个主管部门有着较为迫切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籍的整理出版情况并不能让人满意，仅有几家出版社零散整理出版，编辑力量也严重不足，出版工作没有计划性。七年左右的时间里，整理出版和重印出版的古籍数量不多，据统计有一千多种，平均每年不到二百种。当时主要出版了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和后人对古籍进行注疏加工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古籍名著类，如《诗经》《史记》和先秦诸子的重要学术著作；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古典文学名著类，如《水浒传》《红楼梦》等经过校勘并加标点注释出版了新版本，《乐府诗选》《诗经选》《楚辞集注》等出版了选注、今释本；自然科学和医药方面有实用价值的古籍，如《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伤寒论》等，整理出版了若干版本。这些古籍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术研究工作者和医药工作者以及一般读者的需要，在古籍的出版工作中，也积累了对如何选择版本、加工整理以及采用何种排印等工作的初步经验。
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解决，简单概括有：1.出版内容缺乏系统系、规划性，有需要的、有读者需求的就整理出版，从上文古籍图书出版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2.古籍编辑分散，且人员明显不足。以主要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为例，编辑人员年龄偏大，且人员数量很少，加之出版社经过公私合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组等，图书出版范围的变化，导致专门的古籍编辑人员进一步减少，熟悉古籍、能进行编辑加工的人才，严重不足；3.出版社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少沟通、协作。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出版古籍，公私合营后，两家出版社相继从上海搬到北京，但上海方面仍留有编辑部，因此，到50年代，出版古籍图书的主要有中华书局（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科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等。各家出版社在古籍图书出版方面，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4.古籍图书质量不够高。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有了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有了规划就有了发展的方向，有了人才就有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前四史”、《全唐诗》《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全唐诗》《全宋词》《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太平经合校》等一系列重要古籍陆续整理出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出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党和国家的重视、政策的支持分不开的，它与一批热爱古籍、热爱出版事业的知识分子的努力分不开的。
1958年11月2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至此，科学规划委员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合并以后，“原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担负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接管。今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除原有任务外，并担负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协调工作。”（《国务院关于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16期）古籍小组的主管单位随之变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此后，古籍小组的主管单位又先后变更为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尽管因为历史原因，古籍小组的工作出现过中断，但在1981年恢复后至今，其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今天，重新梳理古籍小组成立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务院专家局（1959年6月撤销，业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接管）尽管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在20世纪50年代为壮大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制订规划为科教兴国打下了扎实基础，特别是开创性地成立古籍小组，它们的开创之功不应该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