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蓉:八路军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40 次 更新时间:2023-11-09 15:44

进入专题: 八路军后勤供给战线   政治工作  

李玉蓉  

摘要: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后勤政治工作既是整体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又是后勤工作不可或缺的政治保证。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虽重视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但八路军后勤政治工作被批评为整体军队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对此,八路军召开专门的后勤工作会议与后勤政治工作会议,探讨后勤政治工作的特点、原则与方法,着重在后勤供给战线的具体工作中把握后勤政治工作的特殊性与灵活性,不仅推动后勤供给制度的改进与执行,亦进一步塑造了后勤供给战线的组织纪律,使政治工作成为抗战时期后勤部门完成供给工作与推动军队建设的重要保障。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军队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特点、困境与改进过程,有利于理解八路军后勤政治工作的特殊性,进一步探讨中共加强后勤政治工作的路径与机制。

关键词:后勤政治工作  供给工作 军队建设  后勤制度

 

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一个鲜明特色,贯穿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后勤供给等各方面。其中,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是一个交叉而又“专门的学问”,是党在军队后勤供给部门中开展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既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后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需要体现军队政治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又要注意后勤战线的特殊性与灵活性。目前学术界对于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研究呈现出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着重征粮、生产、运输等具体的“后勤工作”,或分析中共及毛泽东、杨立三等个人后勤思想的形成及影响;另一种路径则聚焦于整体“军队政治工作”,如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讨论中共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或从制度史的角度考察八路军、新四军、中央军委各项政治工作机构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前期研究虽已经比较深入,但尚未将军队后勤战线中政治工作进行专门的阐释。但抗战时期八路军为何专门提出“后勤政治工作”问题?在具体的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又有哪些困境与特点?这些问题是进一步理解八路军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重要观察点。

一、薄弱环节:抗战初期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困境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要求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在抗战初期,中共一方面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注重保障后勤供给。但中共及八路军对“后勤政治工作”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至抗战相持阶段,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被批评为军队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即注重发挥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作用,在红军中设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指导红军各部门开展政治工作。在后勤战线中,红军不断加强供给、卫生、兵站运输等部门的后勤机构与队伍建设,较早即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至1936年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中国工农红军后方勤务部,总管军委一切后方勤务工作,并在后方勤务部下设政治部,专门加强后勤部门中政治工作的力量。后方勤务部的政治部主要服从于打仗、筹款和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对保障红军经费、粮食、被服、弹药的筹集和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战争局势与国共合作要求调整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红军进行改编并出兵抗战,而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障党的单一领导问题,并“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和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同时还要克服部队战士可能面临的危险和挑战,如“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易为外界所影响与对于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的信心”等,以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保证抗战的胜利。

既要保证抗战胜利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续加强政治工作就成为中共领导军队的重要抓手。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在延安成立,强调整体军队政治工作三项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1938年8月,为对外统一名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下设组织部、宣传教育部、民运指挥部、敌军工作部等部门,确定政治工作即是党的工作,保障党的策略路线的执行。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各师、团、营、连均设政治部(处)或政治指导员,通过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保证战斗的胜利;在连队俱乐部下设经济委员会,负责审查连队的经济,防止贪污,并积极宣传抗战的正义性与进步性、抗战的持久性与艰苦性。

由此,军队政治工作不仅贯穿于军事作战、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等方面,还在后勤供给、军事财政中得以强化。在后勤供给工作方面,中共军队后勤机构分为前方与后方两套班子。一套是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下属的供给部、卫生部,主要负责中央军委与留守部队相关后勤工作的组织。另一套是按照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的八路军前方后勤部门,主要有供给部、兵站部、卫生部。其中,供给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军队供给,改善军队物质生活,巩固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供给部通常设置财政科、军实科、粮秣科、经济建设科等部门,有些供给部还设置工业股、农业股、商业股,经营公营商店、合作社等。为保障后勤供给,八路军各部队专门加强对供给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政治教育,以培养专门的供给业务人员。

在深入华北展开游击战争之初,八路军各部队的后勤供给工作经历了从依赖外援到分散自筹自支的过程。为了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在物资资源紧张的条件下仍然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优良作风,政治要素成为一项“最主要的作战要素”。在分散游击作战的情况下,中共要求各部队在后勤工作中注重军队内部政治工作和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在军队内部,中共强调努力保证部队的后勤供给,改善官兵关系、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整顿军队内部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行为习惯,反对一切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要求部队节省、过刻苦的生活,并实行官兵一律平等。在对居民的政治工作方面,要求后勤人员以群众为堡垒,买卖公平,不扰民、不害民,并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人民打成一片,努力获得当地民众在没收、劝募、征发、借用等方面的帮助。

但后勤供给工作中的问题很快显现出来。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作战,八路军分散在广大的华北地区,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性越来越大。加之日军不断进攻和加强经济封锁,使物质资源本就不平衡不充分的敌后农村地区在后勤供应中面临着更多不确定性,日用品缺乏、对外贸易不平衡、纸币跌价、资金外流、农民购买力下降等现象开始凸显。而国民党、阎锡山等与中共军队形成摩擦,亦加剧了军队后勤供给工作的困难。

从内部因素来看,抗战初期各部队所在根据地的巩固程度不一、军队作战形式多样化,后勤供给等工作在整体上由各部队自行就地解决,各部队供给制度不统一、标准不一致,缺乏明确的后勤制度和严格的预决算制度,以致“某些个别地方财政非常紊乱”。如一二九师由于工作区域宽阔,部队实行分散游击,各部门缺乏组织性,党的工作薄弱,供给干部缺乏独立领导能力,导致“贪污腐化,拐款潜逃,随便向群众、政府要粮,买东西少给甚至不给钱,浪费粮食,扩大新兵不选择,滥发衣服等现象是极其惊人的”。

由此可见,八路军在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不仅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外部经济环境,而且面临着后勤供给部门内部制度纪律问题,需对后勤供给人员加强教育及约制,以适应分散的、游击的、持久的抗战环境和供给需求。在战时短缺的情况下,既要保障军队所需,又要遵守整体的政治工作要求;不仅要取之于敌,还要获得民众的援助,并克服军队内部的一切贪污腐化浪费行为,后勤政治工作也蕴含了内在的张力。随着军队规模不断壮大,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和正规的后勤制度并在后勤供给战线中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1月,中共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叶季壮、杨立三担任正副部长,以保证陕甘宁后方及中央军委的后勤供给,下设政治部、供给部、经济建设部、卫生部、兵站部和军工局。其中政治部注重在后勤工作中加强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由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前线八路军总部也着手加强后勤体制的建设。1939年2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筹建八路军后勤部,并致电毛泽东等人请求从叶季壮、杨立三中抽出一人到前方管理后方勤务工作。为此,毛泽东委任杨立三为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39年3月杨立三赴前线上任,4月到达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担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经过筹备,八路军后勤部下设供给、卫生、军工、兵站4个部门。

八路军后勤部成立后,注重加强对各项后勤供给工作的整顿,要求各级供给机关“在集权指挥下适当的分工负责”,使后勤系统下复杂而有关联性的各项工作,集中在一个组织系统下统一指挥与安排后勤供给;而供给机关的首长在已定的供给计划和供给制度下,亦“有独立机断行事之权”。八路军各项后勤工作管理制度得以建立起来,如倡导建立统一收支制度,建立粮秣、弹药、被服、器材、马匹等后勤资源的预算制度、保管制度、分配制度、审计制度与检查制度等。至1940年2月,中央军委于延安颁布《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供给部门的任务、与各单位的关系、工作原则、编制体制、内部分工、干部培养等,为各部队后勤供给工作的正规化提供了规范。

为强化后勤工作中的政治工作,杨立三强调在后勤工作中必须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党委制,一切重大问题的处理与全面工作布置必须经过党委会讨论决定,必须按时向党委做工作报告,接受审查;在后勤部门建立巡视制度,以检查、督促后勤工作。八路军后勤部也下设政治部,谢翰文担任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各军、师、旅、团的供给部门中,也相应设置政治委员、政治协理员、政治指导员等,有利于加强对各后勤供给部门的政治领导与监督管理,加强对后勤供给人员的政治指导和思想教育。

1940年3月,中央军委颁布新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及一系列具体政治工作条例,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继续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一切忽视政治工作的观念与取消政治工作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其中就制定了专门针对后勤供给、医院、兵站等部门的政治工作条例,并在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步兵团政治处工作条例、政治协理员工作条例、旅政治部工作条例、师政治部工作条例、党务委员工作条例、军区政治部工作条例、军分区政治部工作条例等条例中,细化相关后勤物资与供给人员的政治工作事项。

通过后勤制度以及政治工作,后勤供给战线中的党政力量得到强化。据统计,至1941年初,八路军后勤部门中党员平均数量占全体人员31%,连以上32%的供给干部已在抗大、党校等进行了轮训,各个伙食单位均有党的支部与政治干部,老党员和老干部较多。后勤工作部门也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大部分后勤工作人员能够忠于职守,并独立自主开展创造性的后勤工作。但随着日军扫荡加剧,后勤供给部门各项工作也遇到更大的挑战。由于处于游击作战条件下,后勤供给工作仍比较分散,并缺乏周密详尽的准备,战时部队缺粮成为普遍现象,“有不少的单位是饿着饭”,或因接济不上而“随便吃粮”或“挖窑洞”。还有一部分队伍的后勤部门缺乏护卫武装和统筹,在移动作战或撤退中又形成了浪费和抛弃物资的现象,极易造成严重的损失。

军队后勤政治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也进一步凸显。第一,各根据地内后勤机关设置不合理或制度执行不到位。例如,左权批判太行根据地军队中“打埋伏”、各设后方的现象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到处设有后勤机关,既不符合经济原则,对军队的统一布置上也形成了相当严重的障碍。另外,后勤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后勤工作中仍存在支出以少报多、收入以多报少、本位主义等问题。

第二,后勤供给人员的技术与态度问题。在制度不完善与战时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后勤供给人员的任用缺乏严格的标准,普遍存在政治文化水平低、技术业务不过关、缺乏后勤业务知识等问题,不懂实算、不懂账目,或不熟悉后勤工作流程。还有部分供给人员轻视后勤经济与技术工作。如“不了解供给工作的重要性,以为供给工作是非常简单的工作,或者是单纯的事务工作,认为与战争无关重要”;或认为供给工作不像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那样痛快,“愿当指挥员和政治人员,不愿做供给工作”。还有的将后勤供给工作看作是单纯技术工作,不需要组织能力与政治意识,忽视了供给工作是战略与战术勤务之一。

第三,后勤部门中出现违犯纪律的现象。一些供给人员仍有“贪污、腐化、破坏纪律、打骂肉刑、不负责任”的不良倾向。有些部队“把开除军籍和企图开小差的人派去管理合作社的经济”,还有供给人员“拐款逃跑的事件”,使得后勤队伍的政治纪律愈趋松散。一二九师供给部政治处指出,这些技术态度缺乏、贪污腐化和违犯纪律的现象,“成为供给部党政工作最薄弱的一环”。

之所以在后勤供给部门中存在这些不良倾向或错误问题,除了个人原因外,如后勤人员政治素质、思想觉悟不够高,易受到“外界物质的引诱”或“汉奸托派和顽固分子的勾引煽动”;中共亦深刻反思组织层面的原因,罗瑞卿指出八路军后勤各部门的政治工作是“整个政治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谢翰文也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后勤党政工作的薄弱”。而党的工作不健全、政治工作不巩固,又与战时后勤工作本身的特性相关。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后勤供给工作比较分散,后勤人员“多系单独进行工作,脱离上级领导监督者”,并且多借筹款、扩兵、动员粮食等公事而产生个人问题。由此导致后勤供给部门的政治工作“不易普及,也不易督促、检查”,难以对其进行领导和监督。

谭政认为,“提高政治觉悟的唯一手段,就是政治工作”。针对后勤供给部门中政治工作薄弱问题,八路军各部队均提出要加强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加强对后勤人员的教育。例如,一二○师认为不仅要加强供给机关组织、收支制度的规划与统筹,还要加强对供给人员的特殊教育,特别是“要估计客观与主观有可能发生的问题,环境的影响,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先与供给人员谈清楚才能让其出去工作。一二九师强调要加强供给人员的作风养成,使其能从政治见解上观察经济问题,实现民主集中的领导,在计划、组织、检查及一切工作中都养成“有数目字”的作风,消除过去各种不足问题。晋察冀军区强调应该注意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普遍的政治教育,并实行彻底清查制度。周文龙认为,供给机关应负责统筹粮秣供给工作,并派出政治机关成为参加筹粮工作,以严守工作纪律。

可以看到,在抗战初期,中共虽然重视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但政治工作侧重动员红军改编、开赴前线、军事斗争等方面;后勤工作则侧重分散经营、独立保障,各部队以做好本单位的物资筹集和供应工作为要。这使得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成为一个薄弱环节,后勤部门中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加强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势在必行。

二、专门学问:研讨后勤政治工作的特点与原则

1940年底,八路军司令部提出继续扩大军队规模的目标,并提出建军工作的三大任务——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后方勤务工作建设。毛泽东要求华北各部队强化政治工作,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而军队规模扩大和正规化建设,也对后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后勤工作中如果缺少政治工作,也会出现路线不明等问题。为了克服外部军事经济压力和军队后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弊病,加强后勤工作正规化建设,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召开后勤工作会议,有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杨立三、叶季壮等重要军事将领和党政干部出席,总结全面抗战以来后勤工作的成绩与不足。面对后勤部门中的诸多问题,中共敢于直视军队后勤工作中的缺点与痛点,并从政治层面展开批评与反思,将后勤政治工作作为一个“专门的学问”提出来,探讨后勤政治工作的特点及原则。

后勤工作会议强调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主张后勤工作与前方作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朱德强调,“军队大了,必须走向正规化,必须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否则,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八路军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专门就后勤工作进行了报告,他指出后勤工作“为用兵上重大之要务”,是作战军队一切后方工作的总和,包括供给、卫生、兵站、军工等组成部分,与前方作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可直接影响战争胜负。杨立三指出,军队后勤工作的建设是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在财政经济更加困难、部队需求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如不严重注意后勤工作的建设与管理,则不仅不能增强我军的活动力,且有不能支持战争的危险”。彭德怀指出,后勤供给工作中存在的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堕落等问题,都在政治上没出路,而要改进后勤政治工作的薄弱问题,就需要了解后勤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后勤工作会议分析了八路军后勤工作的特点,不仅缺乏大后方接济、处于敌后农村地区,需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还要在敌人反复“扫荡”和经济封锁下获得发展;同时要坚持艰苦作风和光荣传统,使后勤政治工作成为后勤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保证。

罗瑞卿指出,前线与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有所不同,前线部队的政治工作是要掌握组织与领导党员,保证部队如何很好地学习军事政治,以争取每一个战斗任务的胜利。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目标不是完成战斗任务,而是如何保证衣服做得好、怎样迅速地治愈伤病员、怎样减少伤病员的痛苦、怎样团结医务人员、如何提高枪械子弹的生产数量与质量、怎样保证军队的运输工作等。由此,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不能机械地把前线或整体部队政治工作搬运过来,而是一个专门的学问,必须加以深入研究,分别清楚不同的对象与工作,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不同的工作方法。

“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的,是培养人、教育人、激励人、引导人的工作。”因此,后勤工作中“人”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左权认为,在技术条件尚属低微、经常处于敌后复杂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中共主要的不是靠武器的多少,而是靠品质优良的人。“人”是战斗力的基本泉源,因此要关心“人”的问题。不仅是首长人员,就是各部门,尤其是后勤工作部门,对“人之物质供给保证,衣食医药之保证,必须予以非常的注意”。因而需要深入到后勤干部中去,使军政首长首先成为遵守后勤制度的模范,切实负起对后勤工作的责任,加强监督、教育、说服与斗争。

后勤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对全体后勤人员的政治教育,以提高后勤人员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勤勤恳恳地为全军官兵服务,成为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模范。罗瑞卿提出了后勤人员应具备五种重要的品质:一是要政治化,后勤人员在后勤工作中要体现出高度的党性和阶级觉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意识,反对单纯的事务主义;二是要学习,要不断地进步,提倡创造、有知识、有能力,反对后勤人员安于现状的现象;三是后勤人员要在生活上成为艰苦的模范,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四是要大公无私,反对本位主义;五是要有任劳任怨的精神,将后勤工作当成革命工作的重要部分。

后勤政治工作相较于其他政治工作有什么特性、应坚持什么原则与方法?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从1941年1月开始,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门合并,八路军总部后勤部机关和所属单位先后进行了四次整编。其间,后勤机关组织建设与人员教育工作也进一步加强,专门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也势在必行。1941年3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在山西辽县召开专门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后勤政治工作的建设问题。

罗瑞卿指出,后勤政治工作薄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贪污浪费、不守制度、破坏纪律、不爱护伤病员、不爱护资材等“不愿进步、政治落后、反科学反知识的现象”十分严重,揭示着政治工作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威力”;二是党的教育、政治教育远落于客观的需要之后,导致党员干部不能认识复杂的环境,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前途;三是政治工作人员不明了自己的职责,把政治工作孤立起来看,或为政工而政工,使后勤政治工作与后勤部门的实际工作相脱离;四是在后勤政治工作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上,存在着严重的千篇一律与公式主义的毛病,对前方部队的工作方法方式进行简单抄袭与搬运。针对这些问题,这次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专门对后勤政治工作的特点、原则与方法继续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明确后勤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的关系。罗瑞卿认为,在后勤工作与后勤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克服两种错误观点。一种错误观点是轻视后勤工作中的政治工作,认为后勤工作的建设可以离开政治工作,或把后勤工作与后勤政治工作机械地对立起来而不懂得它们之间有机的联系。另一种是离开后勤工作单纯谈政治工作,认为后勤部门的政治工作“只管开会上课就可以了”,将后勤工作看作是单纯事务工作,没有将后勤工作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会议强调,后勤政治工作的建设是整个后勤工作的一个部分;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的保证,既不能有健全的后勤工作,也不能顺利完成后勤工作的任务。后勤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保证后勤各部门之工作任务的完成。实际上,后勤政治工作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政治性与事务性相结合,后勤政治工作需要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开展,需要做长期的思想工作,又需要注意供给、医疗、兵站、军工等具体事务的特性;其二,统一性与分散性相结合,后勤政治工作既强调思想上与组织上的统一,又需要根据不同部门采取分散、灵活的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其三,综合性与个体性相结合,后勤政治工作既需要综合运用宣传、教育、组织和文化等多种手段,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又强调个体后勤人员的能力与素养,要能够适应复杂的敌后战争与后勤环境。

另一方面,后勤政治工作与整个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罗瑞卿认为,后勤政治工作是整体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一个部分。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特点与优点就在于军队有政治工作,军队正规化建设不能离开攻治工作之保证;后勤政治工作是整个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后勤政治工作的建设也是整个军队政治建设的一个部分。八路军整体政治工作注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又强调政治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使军队的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毛泽东认为,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全般性、进步性、复杂性、计划性、统一性、实际性、精细性、战斗性等特点,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

后勤政治工作是整个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因此,后勤政治工作既要遵循军队政治工作整体性的原则和方针,又要与各部门的政治工作密切联系。罗瑞卿强调,每个部队供给任务的实现都需要有党政工作的保证,党政工作应主动去过问粮食、弹药、被服之供给等,并使政工人员参与到具体供给工作中。还要重点对外出供给人员加强工作检查,坚定政治意识,严防在外受到敌人的腐化,并从政治上追求与检查违反破坏制度的事。后勤政治机关与行政首长的关系,要进一步地密切起来;后勤政治部要向下领导各级后勤部门的政治机关,并与前线部队的政治机关发生横的联系,共同加强后勤政治工作。罗瑞卿还认为研究后勤政治工作是每一个后勤政工人员的责任,后勤战线中供给、医院、军工、兵站等具体部门中的政治工作也要有所不同,以适应后勤各部门实际工作的需要。

在明晰后勤政治工作与整体军队建设、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的关系后,会议明确后勤政治工作在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必须适应五个特点。一是要适合组织广大、驻地分散的特点。二是要适合人员众多、成份复杂的特点。三是适应在战争频繁下资材笨重行动因难的特点。四是要适应后勤部门战斗力弱、自卫能力弱的特点。五是适合经济困难、技术落后的特点。总而言之,后勤政治工作既要求后勤人员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丧失政治立场,又能够独立、主动、灵活完成各项后勤工作,充分注意人、地、时、事、物的特殊性。

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后勤诸部门政治工作的十大原则。一是建设后勤的原则,首先保证如何适应敌后战争环境,从政治上提高全部人员之责任心,不因战争而妨害生产、运输、供给、卫生等工作,不因敌人的破坏而使资树、建设、人员受到损失。二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原则,从政治上提高全体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并积极发明创造。三是重视和学习技术的原则,从政治上发动后勤人员尊重技术与提高技术,把提高技术当成一种光荣。四是政治教育的原则,要加强后勤部门中党员和干部在政治上的督促与检查,从政治上杜绝贪污堕落、政治落后、党性薄弱的现象。五是爱护公共财产的原则,在全体后勤人员尤其是党员与干部,从政治上加强爱护公共财产的教育。六是认识后勤地位作用的原则,使全体人员从政治上认识后勤工作是建军三大任务之一,使每一工作同志重视后勤工作。七是加强事务人员政治教育的原则。八是密切军民关系的原则,要求做好居民工作,保护群众、关心群众,贯彻“军队是鱼,群众是水”的指示。九是锄奸、保密、防敌破坏的原则。十是注意工作方法多样性的原则。这十大原则,反映了后勤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对指导后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后勤政治工作所揭示的正是毛泽东多次阐释的“个性与党性”,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问题。毛泽东认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各项革命工作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不能抹煞特殊性,而要发挥不同工作、不同人员的长处。后勤供给部门中的党政工作更应灵活地、切实地对各个不同的机关(或单位)、不同性质的工作部门给与很恰切的配合与保障,使行政工作任务很顺利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效。

八路军的特点之一是一切任务的完成必须有政治工作的保证,后勤政治工作的建设,是军队正规化和规模化发展的重要保障。1940年12月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和1941年3月的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不仅将后勤政治工作作为一项专门的、特殊的问题提出来,亦根据后勤工作的特点制定出专门的后勤政治工作原则和发展方向。“军队政治工作实质上就是军队中党的工作,就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后勤政治工作还关乎革命军队内部纪律和革命队伍精神面貌,需要在后勤战线中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约束后勤干部。由于中共注重加强后勤工作建设与后勤工作中的政治工作,1941年成为八路军后勤工作转变的一年,特别是在官兵思想上,从对后勤工作的轻视、忽视转为重视、关心,从不愿做甚至鄙视做后勤工作转为愿意安定下来为后勤工作建设奋斗,在后勤部门人员思想上打下了转变基础。

三、保障供给: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改进与效果

在后勤政治工作召开后,中共在各后勤部门中继续强化党的领导、巩固与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并加强群众路线,为加强后勤政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八路军加强了后勤各部门(如供给、卫生、兵站、军工)的政治工作,但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不同战线上的后勤政治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供给部门(包括军需、财务、粮秣、采办等)是军队后勤的核心部门。

1942年1月14日,杨立三以部长兼政委名义和后勤政治部主任谢翰文联署下发《后勤政治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文件,部署1942年的后勤政治工作,提出后勤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证后勤工作“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注重从政治上改进技术、增加生产,提高工作质量,并在政治工作中强调正规化、专门化和理论性,增强党性和创造性。供给部门的政治工作则主要是提高供给人员的政治性,使各类供给干部、营业人员成为坚持与执行供给制度的模范,保证供给干部在各种情况下均能完成供给任务。后勤供给部门中政治工作的展开,围绕党的工作、干部工作、制度建设、群众工作而展开。

第一,加强后勤供给部门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的本质是党的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意在保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有效履行职能使命。而要加强后勤部门中党的工作,就必须发展后勤部门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在后勤政治工作会议后,各部队号召后勤供给人员积极参加支部工作与支部活动,加强支部堡垒作用和支部组织,健全会议汇报制度,强调党员模范作用;展开自我检查、互相批评、调整工作;研究党的决议与重要文件,研讨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

谢翰文还提出了各后勤单位1941年内党员和党组织发展的具体目标。例如,每个战斗排与班必须发展党员或调剂党员,通过吸纳供给人员积极入党,扩充后勤部门中的党员队伍;使一般有基础的党支部必须保持党员数量占全体人数的25%~35%,在每个伙食单位均争取成立支部。在吸纳供给人员加入党组织的过程中,要求按照一定手续规范入党程序。

根据后勤供给部门的特点,党的组织与支部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若组织单位细小、驻地分散,有三个以上正式党员者即可成立支部;在相当于营以上的机关内设置党员干部小组,使党员既参加支部生活,又参加干部小组。对于外出党员,则建立起供给部门与兵站部门之间的联系,委托当地驻军或兵站注意联合展开政治工作,使外出供给人员可以互相参加支部生活与学习教育。

第二,加强后勤供给干部的选拔与教育。军队各级后勤干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或长征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其特点是熟悉游击战争环境并有丰富的经验和办法,但由于文化水平太低,工作方法欠妥,还存在过去各自为政的供给工作养成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打埋伏”和只顾自己等落后意识。另外一部分则是抗战初期为适应部队大量发展需要和后勤工作建设而吸收的小商人、半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这些新干部虽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缺乏革命工作经验,甚至存在看不起老干部、不愿做事务工作而不安心于工作等现象。加强后勤干部工作,主要从充实后勤干部队伍、提高经济技术与政治文化水平等方面展开。

针对后勤干部数量不足问题,中共提出要充实后勤供给干部队伍,强调在后勤工作中进一步吸收并培养知识分子与新干部,使其熟悉后勤工作,推动后勤建设工作。同时规范干部的任用和选拔。其中,后勤行政干部由行政方面选定,交政治部门审查,由负责政治首长签名盖章后,送交行政首长任命。后勤政治干部则由政治部门提拔与任免。干部的调动一律经过政治机关,并在首长委托之下办理各项事情,使政治机关对于每个干部都负有政治上的保证与监督责任。

针对后勤供给人员的技术业务欠缺、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中央要求从思想观念上纠正后勤干部轻视技术工作、对革命工作存在狭隘认识的问题,强调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后勤供给工作亦是重要的具体革命工作。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学会做具体革命工作,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分配的经济和技术工作。同时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积极向非党员的专家诚心诚意地学习,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

针对后勤干部和供给人员党性意识不足等问题,主要通过党内学习教育来加强后勤政治工作。党的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教育和策略教育,着重提高党性与策略教育。教育方式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和党日制度,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上课、讲演、报告、讨论测验、找群众谈话等方式展开。总体而言,需使每一后勤工作同志认识到,后勤工作是建军三大任务之一,后勤人员肩负着党和军队的财产及离之不能生存的东西,是党和军队对后勤人员的信任,要重视后勤岗位的工作并树立坚定的信念。

随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大规模展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加强军队干部军事与政治教育,并对不同干部的学习教育重点进行了区分,确定“军事干部以学习军事为主,政治干部以学习政治为主,技术专家以发展其专长为主”的基本原则。政治教育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理论教育,主要学习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党的历史等;二是党的策略路线教育,主要学习抗战以来党的决定与宣言、党内同志的重要文章及抗日根据地各种政策;三是时事教育,主要学习国内国际形势、《解放日报》等报刊;四是政治工作教育,主要学习政治工作条例、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文献、政治工作论丛、“军政杂志”等。军队后勤政治工作也进一步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得到加强。1942年8月,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安排,杨立三等签发八路军后勤部关于整风学习的政治训令,号召后勤各级机关推动各类文件的学习与总结,进而加强后勤各战线的政治工作。

第三,加强后勤制度的建设及其执行。1942年2月,中央军委颁行了新的《八路军、新四军供给工作条例》,以及各级供给机关、审计处、连队经济协助委员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新的供给原则,要求军队供给工作以统筹统支为主、自给自足为辅,实行统一领导,规定共同的供给制度,并做长期打算和供给计划。通过建立统筹统支的供给制度,有利于克服分散部队后勤工作的本位主义和各自为政现象,推动后勤供给工作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自给自足的工作原则又能使后勤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保持灵活性与自主性。

由于八路军供给工作的环境尚处在长期的、持久的、不断的战争环境中,地域辽阔,部队分散,交通困难,加之敌寇破坏和封锁,一切财政经济来源不易,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仰给于人民大众,这要求供给部门加强政治职责,成为执行制度的模范。在整风运动中,中共强调纠正过去把政府收入与军队及各单位收入割裂和对立的现象,以统筹统支,扩大财政收支范围,免除本位主义又苦乐不均的弊病。

部队供给部门的财政制度与供给思想得到进一步整顿。一是财政的支出以保障生活、保障军需、保障必要的事业以及保障经济发展为标准。二是要把政府的收支与军队及各单位生产收支,均作为保证供给的全部财政收入。三是实行财政收支的实物计算制,以保证供给制度与财政预算的稳定性。

在调整后勤供给工作条例和整顿后勤供给制度之后,各级部队要求在具体供给工作中,广泛深入地遵守与巩固各种制度,如一一五师要求司令机关、党政机关,对巩固供给制度给予确实的保证及恰当的指导,使供给机关在部队中真正能建立起工作的威信。一二九师要求按照供给制度及编制规定,撙节开支,不得无故超过和任意报销,要严格检举贪污浪费不良分子,对一切公物资材均须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定期的检查制度。

第四,加强群众工作与生产工作。由于后勤人员大都与群众杂居,时间久、地区广,后勤部门需要群众帮助的地方特别多,如经营企业、收买山货、生产物品、转移伤员等,全都与群众接触并依靠群众的帮助。因此后勤政治工作不仅需要与前线部队的军事战斗与政治工作保持高度一致,还需要与后方群众保持密切经济联系。而后勤部门又最易招致敌人的破坏,同时工作人员经常外出与其他社会力量接触,因此容易犯破坏纪律、浪费民力的毛病。加之群众本身也是分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所以,中共强调必须特别注意在后勤政治工作中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与居民工作,必须在群众工作中加强后勤政治工作。

一方面,中共要求后勤部门与所在驻地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例如,谢翰文提议在每个连队设置“群众工作日”,在这一日必须派人去做群众工作。后勤各单位一律建立3—5人的“民运工作组”,兼任流动宣传队与纪律检查组的全部工作。反对一切脱离群众,借东西建立借条制度,禁止私人向群众赊欠账目,各伙食单位因特殊情况向群众赊欠东西时应协同政治机关进行。从群众工作入手,有利于加强地方部队的纪律,促使群众爱护抗日根据地与协助革命军队。

另一方面,通过群众动员来扩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不断强调自己动手解决长期财政经济问题,号召全党全军开展生产运动,以保障军队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为保障生产运动和供给工作,毛泽东指示要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保障部队生产计划的完成,保障生产供给工作中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

在一系列群众动员与政治工作的推动下,生产运动进一步改善了军队的物质生活、改善了军民关系。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到1944年,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以及军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亦体现了后勤政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加强群众工作和生产工作,八路军的后勤供给来源获得新的保障,后勤供给工作由混乱自流而走向系统与正规化。

除了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外,供给部门也与八路军卫生、军工、兵站等具体后勤工作部门加强联系,并注重不同后勤工作的灵活性。后勤供给战线中政治工作的强化,也弥补了军队整体政治工作的薄弱环节。事实上,相比于国民党在整体上忽视后勤战线的政工体制建设而频繁出现贪腐与矛盾等问题,中共军队高度重视后勤中的政治工作,亦成为国共两党军队发展与后勤工作体制分殊的根本区别之一。

1944年4月11日,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成为军队政治工作重要文献的里程碑,标志着抗战时期中共整体军队政治工作趋于成熟。后勤供给战线中的政治工作亦不断趋于成熟,在保障后勤各战线任务完成的基础上,为中共坚持持久抗战与多种军事行动提供了后勤保障,亦铸牢了后勤人员的思想防线与纪律防线,守住了革命军队在后勤工作中的生命线。

四、结语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后勤政治工作既是整体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又是后勤工作不可或缺的政治保证。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后勤政治工作面,从军队政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成为一项专门研究的学问,得到中共及八路军的高度重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后勤政治工作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相比于注重后勤供给等具体事务的后勤工作而言,后勤政治工作更加强调政治性、组织性,强调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在后勤工作中加强党的建设、干部教育与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相比于笼统的军队政治工作而言,后勤政治工作更加强调研究后勤各战线的特殊性,掌握供给、生产等具体工作的特点与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政治工作,使后勤政治工作既是完成后勤任务的政治保证,又在整体军队政治工作中具有一定独立性、灵活性。因此,后勤政治工作是深入理解中共军队建设的重要视点,对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共进一步建立起后勤机构体系,并在后勤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思想工作与组织工作得到深入贯彻。其次,后勤政治工作对后勤人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教育,为保障军队后勤提供了深厚基础。最后,后勤政治工作使军队后勤部门即使在极为艰难的抗战环境中,亦能够根据不同经济条件和环境,独立而又灵活地展开后勤工作,从而保障后勤供应,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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