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老城厢拜谒了大三巴之后，我直奔位于南湾湖畔的一座与众不同的玫瑰红色的大楼。大楼只有两层，所有的廊柱都是白色的，所有的窗户也镶着白色，四周围着铁栅栏，屋顶飘扬着一面半红半绿、中间嵌着黄色图案的旗帜──葡萄牙国旗。

这便是“澳督府”──葡萄牙总督府。

我在澳督府前拍照留念，特地把那面半红半绿的葡萄牙国旗摄进画面。因为再过三百来天，这面象征着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的旗帜将被永远降下，五星红旗将飘荡在澳门上空。

总督是葡萄牙政府派往澳门的最高代表。自从一六二三年七月七日葡萄牙政府派出第一任澳门总督以来，如今已经是第一百二十七任。

这座玫瑰色的总督府，完全是按照葡萄牙建筑风格建造的。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这座玫瑰色的房子将作为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而保存。

不像大三巴跟前游人络绎不绝，总督府前虽然车水马龙，但是行人寥寥无几。我想找行人替我和妻在总督府前拍张合影，等了一阵子，终于等到一位中年妇女。她左手拎着一个包，右手拎着一个袋，蹒跚路过。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搅她，可是除了她之外，没有别的行人。当我抱歉地请她帮助拍照时，她二话没说，就放下手中的包和袋，拿起我的相机，左瞄右对，然后喊“One，Two”，这才咔嚓揿下了快门。

拍好之后，我连声对她说：“Thank you！”这时，她指了指总督府后面一幢绿色高层建筑，意思是说刚才把这高楼也拍进去了，不好看。于是，她换个角度，再给我们拍照。她把照相机从横握到竖拍，又揿下了快门。

当我再次向她致谢时，她拿起袋和包，匆匆走了，高跟鞋在小方石铺成的人行道上发出橐橐声……

离开总督府，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店稍憩。一边喝冷饮，一边用店里的投币电话，给澳门文化司署的友人打电话。他留给我的电话有一大串，既有两个办公室电话，又有家中电话，而且还有他私人藏书室的电话以及他的传真号码。在这些电话号码中，有六位数的，也有七位数的。

不知道电话号码有误，还是他外出了，我打了一会儿，一直没有找到他。那只硬币，一次次投进投币电话机，又一次次被退了出来。

店里的一位小伙计见到了，主动跑过来，用一口非常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我帮你打！”

我把通讯录给他。他指着七位数的号码说，这是政府专线。他一拨，就通了，居然把我的朋友找到了……

常言道：“路在嘴上。”初到澳门，人地生疏，也就向当地人问路。

我沿着南湾大马路徐徐而行，见到一片芳草地。一棵大树下，放着几把木长椅，长椅上坐着一位长者。我也在长椅上坐下，向长者请教路途。

澳门人的普通话，如同那家小店里的小伙计一样，实在不敢恭维。我听不懂他的“澳式普通话”，但是他却能听懂我的普通话。干脆，他从身边的拎袋里，取出一张地图来。我一看，那是一张《澳门观光地图》。他在地图上指了指我们所在的草地，又指了指我要去的地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把地图摺好，还给长者。谁知他却把地图送给了我。

素昧平生，我实在不好意思接受他的地图，他仍执意送我。这时，我听懂了他的一句“澳式普通话”。他说：“我是本地人，用不着这地图。”

我再三向长者致谢。

有了地图的指点，我顺利地来到贾罗布大马路，来到了“南光广场”。门口放着一大排花篮，写着“‘上海文化周’开幕志喜”。那是澳门各界爱国人士赠送的花篮。

我来到二楼，大厅里高悬着“上海文化周”红色横幅。我仿佛回到了上海，因为大厅里展出几百幅上海风光照片，展出上海各出版社的新书。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见到我，跟我握手。我也见到了澳门文化界的许多朋友。

澳门各界上百人出席了“上海文化周”开幕式。左焕琛副市长和《澳门日报》总编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共述上海、澳门姐妹城市情，同叙回归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