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译界巨匠戈宝权的两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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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  

在中国有两项重要的翻译奖,一是以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名字命名的“傅雷翻译出版奖”,另一是以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名字命名的“戈宝权文学翻译奖”。

因为写作傅雷传记的缘故,我保存的与傅雷长子傅聪、次子傅敏的纸质通信多达百封。

我早就拜读过戈宝权先生的译作,但是与他并无来往。

戈宝权(1913.2.15—2000.5.15),江苏东台人。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他是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外交家,苏联文学专家。

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散文诗名篇《海燕》曾经有过诸多中译文,但是广为传播而且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是戈宝权所译《海燕》。

戈宝权在1947年出版第一部译文集《普希金诗集》。此后他大量翻译苏联文学名著,包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俄罗斯古典文学名家作品,以及高尔基、爱伦堡等当代苏联名家名作。他先后荣获苏联最高文学奖“普希金文学奖”“苏联文学翻译奖”以及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他不仅精通俄文,还掌握英、法、日、乌克兰、罗马尼亚、世界语等十多种外语。


翻译家戈宝权


我给译界巨匠戈宝权先生写信,是因为1981年在四川《世界儿童》创刊号上,读到戈宝权的文章,其中提及,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访问过苏联科学文艺作家伊林。这立即引起我的注意。

伊林曾对我的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伊林也是学化学的,但是他出身于文学之家,哥哥马尔夏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妹妹是小说《古丽雅的道路》的作者。伊林的妻子谢加尔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伊林明确指出,科学文艺就是“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高尔基称赞伊林具有“简单明白地讲述复杂现象和奥妙事物”的才能。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被伊林写的趣味盎然的《十万个为什么》所深深吸引。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之后,我应约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撰稿,我再度细读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这一回重读,是“内行看门道”。伊林擅长用富有文采与诗意的短句,擅长比喻,善于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我写的《十万个为什么》中可以看出伊林风格。当时我找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能够找到的所有伊林作品(包括俄文原版伊林作品),还认认真真地读了伊林的理论著作《科学与文学》,我的床头也贴着伊林的照片。

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我多年研究伊林作品。我知道,尽管伊林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大量译成中文,但是译者几乎都没有见过伊林其人。正因为这样,当我得知戈宝权先生见过伊林,当即给他去信,希望他谈一谈情况。以下是1981年10月5日我写给戈宝权先生的请教信:

戈宝权同志:

从四川《世界儿童》杂志创刊号上你的代前言中获知,你在一九三七年寒冬二月访问列宁格勒(即今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下同——编者注)时,曾拜望了伊林一家人。

我在研究伊林著作。关于伊林生平,只从普略诺夫的《伊林评传》一书中获知。你能否在百忙之中回忆一下当时会见伊林时的情景,这将是中国科普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如有当时的照片或伊林给你的信件,也请告,以便制版。我将在关于伊林的研究文章中全文转引您的回忆。

叶永烈

1981.10.5


苏联著名科学文艺作家伊林



大约是戈宝权先生一时找不到伊林给他的信件,未能答复我的问题。

1983年11月,我出差来京,曾去他家。可惜,他不在家。据邻居告知,他家的门虽上了门锁,但家中有人──老母在家。不过,她已年迈,难以接待客人。

1984年底至1985年初,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名册上看见戈宝权的大名,喜出望外。

我去拜访他。戈宝权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回忆了与伊林交往的经过。我在采访时全程录音。我根据这次采访,写了《戈宝权深情忆伊林》,发表在1985年第3期《科学文艺》杂志上:

伊林(1895—1953),苏联著名的科学文艺作家。他的作品被用四十四种文字印了五亿多册。他的名字在中国读者中是不生疏的。

我在《世界儿童》杂志创刊号上,读到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文章,他提及曾在苏联访问过伊林。我很想知道详情。有一次,我出差北京,曾去戈宝权家探访,可惜他不在家,未遇。1984年岁末,我在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名单上看到戈宝权的名字,便打电话给他。他热情地跟我约定了时间,详谈此事。戈宝权已经年逾古稀,但是仍显得很有精神。他用手梳理了一下黑白参半的头发,沉思了一下,然后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向我叙述将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那是在1936年,他才23岁,在莫斯科工作,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以及《世界知识》《申报周刊》等报刊的特约通讯员。当时,他收到胡愈之的一封信,希望他代为请教伊林。因为胡愈之以笔名“陈仲逸”翻译了伊林的《书的故事》,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在翻译时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便托戈宝权向伊林请教。

当时,伊林住在列宁格勒。戈宝权给伊林写了信。很快的,他收到了伊林的复信。伊林说,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非常高兴。伊林逐一答复了胡愈之的问题。

1937年2月,苏联文学界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戈宝权在参加了莫斯科的纪念活动之后,来到列宁格勒访问,然后又去普希金故乡采访。他路过列宁格勒时,便去看望伊林。

伊林的家,在涅瓦河畔的一座楼房里。戈宝权上了楼,敲门。开门的正是伊林。伊林瘦削,个子不高,文弱书生的样子。听了戈宝权自我介绍之后,伊林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那个写信请教问题的中国人,很高兴地请他进屋。

伊林的家不大,只有二十个平方米左右。他的妻子谢加尔以及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儿也在家。

谢加尔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除了与伊林合著许多作品外,还独自创作了许多作品。她的个子也不高,很热情。

伊林夫妇在一间会客兼起居室的屋子里,接待戈宝权。伊林知道中国人爱喝茶,拿出了茶叶。他还用果酱招待戈宝权。

伊林问戈宝权,从中国什么地方来。戈宝权说是从上海来。伊林马上拿出地球仪,让女儿寻找上海在什么地方。

戈宝权告诉伊林,上海的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许多伊林作品中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译者有什之(姜椿芳的笔名)、赵筱延等。伊林笑了,拿出俄文版《东西的故事》以及《五年计划的故事》英译本,送给戈宝权。

伊林说,“伊林”其实是笔名,他的真名叫伊利亚·亚科弗列维奇·马尔夏克。他的哥哥叫萨穆依尔·亚科弗列维奇·马尔夏克,是苏联著名的诗人。可惜他哥哥最近不在列宁格勒,不然,他可以介绍戈宝权结识他哥哥。他的姐姐叶列娜·亚科弗列芙娜·伊林娜,是儿童文学作家。

伊林还说,列宁格勒的皇宫,现在已改为少年宫。许多家工厂给予帮助,把少年宫打扮得挺漂亮。他建议戈宝权到那儿去采访。

伊林的脸色苍白。他说,他的身体不好,生过肺病。他本是学化学的,肺病迫使他离开了化工厂。他拿起笔来,把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从事创作“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科学文艺。

戈宝权告辞了。他接受伊林的建议,去采访列宁格勒少年宫。

此后,戈宝权与伊林之间,常有书信来往。伊林的信都是手写的,不用打字机。

戈宝权在1949年,见到了伊林的哥哥马尔夏克。马尔夏克个子高大,他亲热地称戈宝权为“小弟弟”。

戈宝权不断把伊林作品,一本本地寄给天津的女翻译家王汶,由她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解放初,戈宝权担任我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王震同志到苏联,一见到戈宝权便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什么好事呢?那就是把伊林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王震说,伊林作品的中译本,差不多每一本他都读过,很受教益。

是的,戈宝权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伊林作品,为了促进中国科学文艺创作的繁荣,戈宝权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问及伊林的信件是否还在,戈宝权惋惜地说,伊林写给他的信,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了。

这是一批很珍贵的信件。如果能够保存至今,将是中苏文化交往史上的重要文献。

临别,我对戈宝权先生说,你今天所谈的关于伊林的回忆,也很珍贵——因为你是至今健在的唯一见过伊林的中国作家。

他,笑了。

1985年6月11日,我致函戈宝权先生:

戈宝权老师:

寄上《戈宝权谈伊林》一文,不当之处,多指正。

照片印得太模糊了。望谅。

多保重。

著安!

叶永烈上

1985.6.11

就在发表了《戈宝权谈伊林》一文之后三个月,我又一次致函戈宝权先生,向他请教。这一回,不是关于苏联作家伊林,却是为了核实1946年上海《周报》上的一桩公案。

什么公案呢?那是著名作家柯灵一段鲜为人知的逸事——策划“围剿”伪上海市警察局长。

夜阑人静,青灯一盏。我在读着《柯灵散文选》。见到其中的《钱锺书创作浅尝》一文,忽然有一小段文字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小掌故。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宣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能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人,好像还有姜椿芳。锺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青年戈宝权(后排右一)在上海与友人合影



正巧,我常去上海图书馆藏书楼查阅旧报刊,于是在1985年9月10日顺便查证了这则“小掌故”。

在1946年5月18日出版,由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第三十七期上,我查到了“警管区问题特辑”。封面上登着丁聪的漫画《彻底的“警管制”》,对所谓“警管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老百姓所“享受”的,只是警棒下的“民主”而已!

“特辑”以醒目的地位转载了同年5月11日《新闻报》上宣铁吾“局长大人”的“妙文”——《论警管区与住居自由》:

最近自报载上海市警察局将于6月1日起实施警管区制的消息以后,跟着就有很多似是而非之论,说什么“法西斯的遗毒”,又说什么“天真的警局理论”,血口喷来,简直使人无法抵挡。其实这个消息,从何而来,挨户访问的办法,究在何处,或者由人代订,连警局本身也莫名其妙。笔者深恐淆惑听闻,影响治安,故不得不根据警察学理及法律立场,对本题有所阐述:

所谓警管区,广义言之,是整个警察局的管辖区,狭义言之,是每一个警士的警务区,凡是世界上设有警察的国家,无论民主集权都有这种区域的划分。在英美名为Post或Beat,在苏联为Okoromok,在德奥为Revier,在法国为Rayon,名称不同,意义则一。它是一个管辖单位,也是警察的基层组织,凡是研究警察或者办理警察的人,都了解它的意义,并且认识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们是一个教育落后的国家,国民对于警察没有深刻的认识,新名字(似为“词”字之误——《周报》编者)易引起误会,已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这位警察局长摆出一副“学贯中西”的面孔,进行一番广征博引之后,道出了本意:“警管区的意义既经阐明,那是否需要‘抗议’,也就用不着申述了。”

最后,“局长大人”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人民之住所,依照法律,可以侵入、搜索,或封锢,又岂仅访问而已!”

我拜读了“特辑”中的文章,恍然大悟,明白了《周报》编者为何以头条地位转载上海警察头子的文章:原来,那是为了树起一块靶子。

假和尚怕念真经。警察局长引经据典,只能吓唬“教育落后之辈”。《周报》编辑延请精通西洋文化的几位进步学者,无情地剥下了“局长大人”那无知的外衣。

其中,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邱去耳(钱锺书)的《所谓“警管区”在英国》,曾经留学法国的傅雷写了《论警管区制》,李健吾以笔名刘西渭发表了《法国警察制度》,孟木的《美国人民权利的保障》,文西的《我想起盖世太保》分别讲述自己在国外了解的警察制度,以亲身的经历,有力地指出宣铁吾的“警管区制”非苏、非英、非法、非美,实乃纳粹德国的Revier的中国版。谎言的篱笆,挡不住真理的光芒。进步文人成功地从四面八方对伪警察局长进行了“围剿”,驳得那位色厉内荏的“局长大人”体无完肤,从绣花枕头里抖搂出稻草芯!

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一文,依据自己对帝俄及苏联的了解,针锋相对地指出:

照宣局长的文章看,说这种警管区制“在苏联名为Okoromok”,笔者为此事下了一点小功夫来研究一番。首先发现宣局长写了一个大错字,俄文字典中并没有“Okoromok”这个字,有的却是另外一个字:“Okolotok”(这两个字差别很大,可以断定不是手民的误植,而且直到今天,也未见更正)。什么是“Okolotok”呢?据字典中的解释,这是帝俄时代大都市中的警察区域的单位。请注意:这里讲的是帝俄,并不是苏联,那么我们进而就可以说,这个所谓“Okolotok”的制度,是早已和沙皇的暴政“寿终正寝”将近三十年了……


戈宝权化名萧思明在《周报》上发表批判国民党警察局长的文章 (部分)


萧思明是谁?不得而知,如同邱去耳一样,显然是笔名。

我读罢《周报》的“警管区问题特辑”,深深敬佩组织这场“围剿”的编者和挥戈上阵的进步学者。须知,这场“大批判”,锋芒直指身为“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可谓“虎口拔牙”“太岁头上动土”。

警察局长被激怒了,视《周报》为眼中钉,终于撕下“言论自由”的假面具。第四十八期出版那天,警察局就派大批警察驾卡车一辆,到代发行的五洲书报社,把所有的《周报》没收了……

《周报》创刊于1945 年9月8 日, 到了1946 年8 月24 日,印出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休刊号。

在休刊号上,主编唐弢、柯灵写了《暂别读者》一文,对伪警察局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当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盛行压迫舆论的政策时,讽刺家沙飞(Saphir)曾说,“只有做梦时无检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对于这种情形,实令人不胜向往,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即使做梦打鼾,也还有检查和警察的……

《周报》自称是“无党派人士”杂志,而它的倾向、它的旗帜是非常鲜明的。它是左派文人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的一块阵地。正因为这样,当它在伪警察局的大棒下被迫休刊时,在“休刊号”上摆了左派文人的强大阵营:茅盾写了《周报何罪》,叶圣陶写了《什么道理?》,郭沫若的《自由在我——为纪念周报休刊而作》,巴金的《“封”与“禁”》,景宋(即许广平)的《猪猡的生活》,吴晗的《怎么办?》,马叙伦的《周报!总有再会的日子》,郭绍虞的《周报休刊了》,楼适夷的《悼——为〈周报〉的休刊作》,吴祖光的《必然的事情》……

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读了《周报》,对那些曾与反动派正面交锋的前辈进步作家表示深深的敬意。1985年9月10日晚上,我写了关于1946年上海《周报》上这一桩公案的文章《进步文人“围剿”伪警察局长》,寄柯灵先生,请教尚未查明的几位作者真实姓名。承柯灵先生于1985年9月13日晚赐复,证实这场“围攻”伪警察局长的战斗,是他“计划布置的”:

永烈同志:

手书奉到,大作也拜读了。四十年前的旧事,犹承齿及,极感欣幸。

《读书》8月号,有拙作《“周报”沧桑录》一文,已见及否?该文对《周报》情况,大体都谈到了。围攻宣铁吾,是我计划布置的,对这一特辑的编排设计,也很花费了一点心血。

作者多是化名,可惜记忆力衰退,有的记不清了。萧思明不知是否戈宝权,你可以写信问问。

严景耀倒是真名实姓,雷洁琼同志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后是燕大(北大)教授,现已作古。

明日将离沪,参加缘缘堂重建落成揭幕典礼。事忙,请恕草草。大作随函附还。

此颂

文安!

柯灵

1985.9.13 晚

收到柯灵先生的复函,我于1985年9月15日致函戈宝权先生——

戈宝权先生:

前寄《戈宝权忆伊林》一文剪报,谅悉。

有一事请教,我查阅了一九四六年的《周报》,为该刊四十周年写纪念文章。其中有萧思明的《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一文,我作了详细介绍。我不知萧思明为何人?向当年的《周报》主编柯灵先生请教,他说可能是您的笔名,嘱我给您去信再核实一下。

便中盼复。若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更为感谢!

叶永烈

1985.9.15

戈宝权先生用蝇头小字于1985年9月19日复函,证实“萧思明”是他的笔名,取“小市民”之谐音也:

叶永烈同志:

你好!

我刚从南京回来,就接到你九月十五日的来信。承询《周报》文章事,现答复如下:

回想起来,这已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战胜利后,我在1946年春节前从重庆回到上海,当即见到柯灵和唐弢等同志主编的《周报》。记得这年夏季,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对上海的统治,建立了“警管区制”,当时的进步报刊都发表文章表示反对,柯灵同志特请我写一篇文章,想当即《苏联也有所谓“警管区制”吗?》,记得文章还是我亲自送到《周刊》编辑部的。至于取名为萧思明,实在是个假名字,即“小市民”的谐音也。你如不来信询问,我也早忘掉这篇文章了。大作影印一份寄给我,则更为感激!记得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无视于社会舆论,还是建立“警管区制”,而且还举行两次“全市静态大检查”(检查时,从晚八时至第二天清晨,全市戒严,禁止有人外出,逐户进行检查,核对户口),企图威吓和迫害进步人士和地下工作者。


1985年9月19日,戈宝权复函笔者


函寄《戈宝权忆伊林》一文剪报,谢谢!我想等有空时再写篇访伊林去归的回忆文字。

我应邀于日内即去乌鲁木齐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活动。

临行匆匆,草复数语,并顺致

敬礼!

戈宝权

1985.9.19

1985年10月15日我致函戈宝权——

戈宝权先生:

来函敬悉,谢谢。谅已从新疆返京。

遵嘱寄上影印件一份,供存念。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也看到你的连载稿(1941年)。如没有,亦可影印送你。

礼!

叶永烈上

1985.10.15

我从《中国文学家辞典》“李健吾”条目中,查到他曾用笔名刘西渭。这样,严景耀、萧思明、邱去耳、刘西渭均已查明,唯“孟木”“文西”是谁尚不清楚——只知其中之一为乔冠华,另一位则可能是姜椿芳。但是,据姜椿芳先生10月4日函告:“我再三回忆,想不起我曾写过这类文章。涉及西方的这类问题,可能是外事方面的同志所写。”因此,这一问题尚未最终查明。

访问伊林、化名萧思明,只是戈宝权先生一生中两件小事而已,但是透过这两件小事,折射出戈宝权先生灿烂的人生。

戈宝权先生晚年在病榻上度过。2000年5月15日,久病多年的戈宝权先生离世,享年87岁。



转自叶永烈《历史的绝响:名人书信背后的如烟往事》天地出版社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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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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