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嵌入性自主:世界知识网络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50 次 更新时间:2023-10-2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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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  

何种意义上的“自主”

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构件,但绝不是全部。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相对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从属于任何体系,也不是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嵌入在世界知识网络中的知识体系,是当今世界“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哲学层面来看,没有绝对自主的知识体系,绝对意义上的自主就意味着封闭,与外界无法沟通,也无法进行知识交换。在笔者看来,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是一种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只有嵌入全球知识网络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知识创造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才能形成基于标识性和原创性的自主性。知识创新从来不是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它需要得到知识社群的承认与认同;只有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国的知识创造才能反哺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才能形成基于人文性和价值性的自主性。知识生产从来不应该是一场纯粹的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

简而言之,嵌入性自主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嵌入世界知识网络。没有基于一国的独立、封闭的知识体系,而只有相互印证、相互检验、相互观照的跨国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是一样的,都寻求具有广泛解释力的普遍规律。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道:“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所谓的“补课”就是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重新嵌入世界知识网络,在经历了“知识脱钩”之后再度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二是嵌入中国的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国学者首先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进而探寻具有普遍主义的知识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是有所不同的,前者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性”。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仅仅通过“补课”“接轨”是不可能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而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创造性实践。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党和国家事业将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同样的道理,中国学者必须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转化为理论之问,才能创造出兼具中国性与普遍性的学术成果。譬如,当我们观察中国社会,如果从微观层面看,会觉得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如信访、拆迁、征地、群体性事件等;但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社会又保持了长期稳定。这种“悖论”怎么在学理上进行解释?又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面临的“卡脖子”问题,对于我们的产业政策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为什么有些产业政策见效明显,有些产业政策收益甚微,甚至得不偿失?只有聚焦当代中国的这些真问题,我们才能做出真学问,才能形成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

三是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任何知识体系都需要外部世界的承认。学科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相辅相成,自主性是需要被学术共同体广泛认可的,自主性植根于知识界的共识,而不能是一种自我宣示。学科自主性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相对于其他学科的自主性,如政治学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的自主性,反过来,政治学的自主性需要得到经济学、社会学的承认;二是相对于西方或其他域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同样地也需要域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承认。嵌入性自主意味着特定学科需要与其他学科、与他国同行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无问西东,管用为王。真理和规律永远是学科的第一追求,解释力是第一位的。

自主性何来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嵌入性自主,是嵌入性与自主性的有机统一。如果没有嵌入性,那么自主性就是一种封闭的自主性;如果没有自主性,那么嵌入性就是一种依附的嵌入性。然而自主性何来?在笔者看来,自主性源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要的使命,“三大体系”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关系。学科体系是“体”,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构成了“两翼”。学科的繁荣发展需要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强有力支撑。

首先,学科体系的主体是学科设置与人才梯队,核心是学科主体性。学科体系要繁荣发展,一是学科设置必须科学,应遵循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内在规律,一级学科目录保持基本稳定,二级学科目录则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二是人才梯队必须合理,学科的繁荣关键在人,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是学术创新、学术传承和话语传播的主力军。一个学科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形成自己的学术传统、学术品格、学术追求,不唯上,不媚俗,为人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如果一个学科的视角没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那么这个学科就很难获得外部世界的认可,也很难获得学科持续发展的外部资源。

其次,学术体系的主体是知识体系和学术训练体系,核心是学术生产力。学术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真理、发现规律、培养具备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学生(可以称之为“学术体系的再生产”)。知识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是全人类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知识层积。知识体系既有系统性,又有非系统性。系统性体现在学科有自己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学术规范;非系统性体现在学科永远在自我革命、自我超越、自我迭代,永远在边际上进行创新,推陈出新,不断突破现有的边界和定见,重新定义学科的现实。学术训练体系不仅要把理论、方法和规范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具有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学术体系的核心是学术生产力,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著作、论文、研究报告),作品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贡献,这是学科的内在竞争力。

最后,话语体系的主体是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政策话语及其跨界传播,核心是话语影响力。话语是建构我们认知方式的系统和结构,话语决定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话语不同于语言,话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奠定了知识的基础。福柯把知识定义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学科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当我们使用一套话语的时候,我们已经接受这套话语背后的价值观,服膺于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话语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展现,权力支配着话语的运作、产生与传播。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社会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学科学术能不能深刻影响其他国家的学科学术,这是学科的外在竞争力。

学科主体性、学术生产力和话语影响力构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铁三角”。学科主体性是自主性的根基和源泉,学科的良性发展和科研人才的集聚,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设施。学术生产力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科研产出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标志物,也是学科内部认同与外部承认的主要依据。话语影响力是自主知识体系基于理论成就和理论自信而形成的外显魅力,是中外学术界竞争与对话的结果。

世界知识网络中的跨国分工、竞争与对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嵌入性是互为前提的。嵌入性自主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世界知识网络的跨国分工、竞争与对话中逐步生成的。知识天然是需要流动的。流动的知识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知识。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流动必然是跨国界、跨学科的,普遍性知识取代地方性知识成为世界知识网络的主导力量。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社会科学亦如是。不可否认,在全球的知识社群中还存在着等级制分工,西方学者占据知识生产的上游或制高点,第三世界的学者则负责知识生产的原材料整理或初级加工。第三世界学者完成的许多学术研究,往往只是西方理论的注脚,为西方理论提供一个本土化的证据或证明。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这种知识生产不对等的困境。

一方面,中国学者需要由理论消费者向理论生产者转化,从理论“补课”迈向理论原创,实现中国学术的“价值链升级”,推动全球知识社群的平等分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其他西方国家,都是一个田野,一个具有理论建构潜力的田野。不同的田野各自具有信息优势,还可以实现视角互补。西方不等同于理论,中国也不等同于田野,要跳出“西方理论+中国案例”的思维陷阱,也需要反思域外理论的意识形态预设乃至偏见。以往我们更多是学习和应用西方的理论,现在中国学者应该更多地“走出去”直接观察和研究西方社会本身,将“理论化的西方”祛魅为“经验化的西方”,克服把西方作为“尺子”来丈量中国社会的从属心态,这样才有平等分工、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绝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理论。是否接受某种理论,与理论的原产地无关,而是取决于该理论是否具有充足的解释力。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毫无解释力,应当拒绝之;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解释力不够充分,应当加以修正和补充;如果该理论对中国的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我们则应该心悦诚服地应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理论一旦产生并经受了事实的检验,就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知识。

中国学者与域外学者的学术竞争应该是一种良性竞争,不轻信盲从,不闭目塞听。我们应始终保持倾听与对话:学习、引用和应用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域外理论,对域外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外理论进行嫁接与综合,在交流中不断优化理论分析的框架,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做好理论储备。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既需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也要避免浮躁、浮夸、好大喜功的心态。欲速则不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的许多学术概念源自西方,是对西方概念的转译,诸如“哲学”“科学”“技术”“自然”“社会”“干部”“群众”“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概念已经完成了本土化或中国化,就如同佛教与禅宗的关系。诚如郁建兴所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其本质仍然是抽象化反映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知识,其功能仍然是理解、解释甚至引领人类社会运行。”

自主知识体系也需要从概念和理论起步,概念就好比是知识体系的砖瓦,理论就好比是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概念为我们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提供了化繁为简的认知工具;理论揭示了不同概念及其指代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在概念的原创方面,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积累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概念,譬如差序格局(费孝通)、天下体系(赵汀阳)、儒法国家(赵鼎新)、以礼入法(瞿同祖)、行政集权民主制(曹沛霖)、政治形态(林尚立)、单位制(路风、李路路、刘建军等)、家户制(徐勇)、职责同构(朱光磊)、锦标赛模式(周黎安)、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当代中国还有许多具有理论创新潜力的现象,譬如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政治界别”对于政治学的代表制理论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精准扶贫”对于人类反贫困事业意味着什么?“群众路线”对于政党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样本价值?“政策试点”与“渐进式改革”对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是否具有广泛的借鉴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普遍意义是什么?在这些原创性概念的基础上,还需要超越“概念孤儿”的状态,让“概念孤儿”成家,以推动概念建构的体系化。这就意味着要把概念纳入知识体系和知识网络之中。

任何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都只是世界知识网络的一小部分,是该国知识分子基于全人类共同知识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这种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是为了自主而创新,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和问题导向,是为了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大国崛起需要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孕育自主知识体系。只有走出狭隘的学术民族主义,同步嵌入全球知识网络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知识生产才能实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学科体系建设要聚焦人才队伍和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立足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创造良好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学者将主要精力投入重大问题的长线研究,真正做出有原创性、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无论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现实(中国式现代化),都为中国研究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经验“富矿”。如何把“中国经验”转为“普遍理论”,这是当代中国学人不容推卸的使命。

学术体系建设要聚焦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构建以原创性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以量取胜转向品质为王,让优秀的自主知识成果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鼓励百花齐放,支持跨界合作,在政府奖励体系之外,鼓励学会、大学、社会团体等主体建立民间奖励体系。既要有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也需要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个体化科研。

话语体系建设要聚焦中国学术“走出去”,加强与跨国、跨学科的知识社群的交流互动,善于将政治话语、政策话语转译为学术话语,做好学术话语、政治话语、政策话语的海外传播,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议程设置。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国际化的叙事能力,更需要贯通中西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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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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