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事性抒情长诗《离骚》的下半部分，屈原以大段篇幅，写到了诗篇主人公因在楚国处处碰壁，很不得志，而不得已离开人世远游天国的情节。他在向重华陈辞后，踏上了“往观乎四荒”的征程，他“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开始向天国进发。早晨从苍梧出发，傍晚到达昆仑山的悬圃，在神灵境界之门的灵琐稍事停留后，再继续行程。他在天国任情驱遣，“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几乎《离骚》诗的后半部分，诗篇的主人公一直在幻想的广阔天国遨游，上下求索，“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只是由于毕竟心系楚国，不忍心去而不返，才中止了天国之行，最终回到了现实人间。
毫无疑问，《离骚》中这一部分远游天国的情节，乃是诗人屈原展开想象翅膀，让诗篇主人公神游天国世界的生动表现，是诗人想象力丰富的充分体现。不过，人们可能要问，在屈原那个时代，人的想象力是否已达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居然可以离开人世，去往宇宙天际？ 为何之前的《诗经》，以及同时期北方地区的诗歌或歌谣中，却罕见类似艺术性的夸张描绘或表述？ 人们的这一疑问显然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屈原单凭个人独有的天才想象所能成功，它一定同楚国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我们想到了楚国的历史、风俗和文化，想到了楚国的历史史料，其中尤以楚国本土出土的文物最有说服力，它们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最能说明屈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楚人的民风、民俗。
我们先从楚国出土的工艺品说起。湖北江陵雨台山一六六号楚墓出土的虎座立凤，整个形体的形象是一具双脚踏在虎座上的凤鸟，它昂首展翅，傲视远方，其背上有一对鹿角，那模样和气势，似乎要占据四围的空间，每个看到这座雕像的观众，一见到它的形象，便会产生这凤鸟试图腾空而起，振翼高飞，在广邈的宇宙间翱翔的想法。当然，这还是仅属于唤起人们的想象意识，还有图像直接表现超越时空的。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凤虎纹禅衣，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楚漆器圆盒等，其中禅衣的图案与纹饰、漆器圆盒的造型和绘画图式，都表现了鸟兽与云霞在天际空间的翱翔飘飞形态，给人们以强烈的漂浮动感，这些都毫无疑问地让人们了解到，楚人在当时已具有了朦胧的宇宙空间意识。
再看楚墓出土的帛画，这是更能直接体现楚人企求灵魂升腾上天意识的文物。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画面上是人物与龙，而其所表现的则是人物驾驭龙试图上天的意识，故而文物考古工作者给这幅画定名为《人物御龙图》。更有出土的楚帛画，直接表现楚人相信巫神及灵魂可以登天成为飞仙的画面，此画被命名为《人物龙凤帛画》。湖北《江汉论坛》刊登一篇题为《楚国人物龙凤帛画》的文章，这样写道：“综观全画，天空左上方有龙，它生动有力，夭矫上腾，作扶摇直上的形态；右上方为凤，苍劲奋起，似欲飞向天国，龙与凤紧相呼应，并与妇人息息相连。妇人面部表情穆肃，宽袖细腰，曳地的长袍迎风摆地，她的双手向着已在天空中的升天驾御之龙凤，显然是在合掌祈求，希望飞腾的神龙引导或驾御她的幽灵早日登天飞仙。”（原载该刊1981年第一期）
此外，帛画还有，长沙烈士公园发掘的三号墓的内棺外表丝织物上，其图案为龙凤，寓意在引导墓中死者灵魂登天飞仙；湖北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内棺上画有鸟身执戈奋翅的羽人，羽人上方有凤，其寓意也很明显是为卫护死者灵魂升天。可见，这些帛画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藉龙凤而登天飞仙，离开人世到宇宙天国去。从帛画在当时的功能来说，它主要是为死者祭魂、招魂、安魂、护魂，代表生者对死者的祭奠与祝愿，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理想归宿，乃是死者灵魂的升入天国，到天国世界去寻找欢乐。
帛画中除了表现天界内容以外，还有反映天象内容的，它又从另一方面表现了楚国在屈原时代及其前，已具有了较先进的观象授时的天文历象知识与实践，这是促进屈原时代会产生升天思想的又一原因。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关于天文历象方面的帛画及相关资料——《天文气象杂占图》《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慧星图》等。1978年，湖北随州市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画有装饰性图案——二十八宿星图，并写着二十八宿星名，这表明，在当时的楚国，关于天象二十八宿星学说已相当流行，人们对它也已十分熟悉。这使人们想到了天文历法学在楚国发展的情况。楚人在工艺品和帛画中所表现的天际宇宙意识，在史料记载中也可见出，如《史记 楚世家》有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烛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其中，火正的重要职责是观象授时，观察大火和鹑火的星象位置。可见，重黎—祝融—火正，乃是楚人早先的天文学家，已具有了观象授时的丰富经验，这无疑很早便开拓了楚人窥探天际宇宙奥秘的视野，丰富了楚人的空间想象力，为楚人试图托灵魂上天的意识，打下了基础。当然，楚地浓郁的巫风巫术，也是导致楚人升天意识流行的重要原因，但仔细推究，这两者其实是关联纠结、相辅相承的。需要指出的是，楚国的职官中有太史、卜尹两种，太史兼史官与历官，主要职责之一，即掌天文历法，卜尹专掌占 卜，占 卜与星象往往不可分割，这就足见天文星象在楚国受重视的程度。话再回到上面所说的出土楚文物中的《天文气象杂占图》《彗星图》等，它们与编就恒星表、创立二十八星宿体系的楚国人甘德、唐昧、石申等人，有着密切关系。毫无疑问，不管是史料记载，还是文物出土，都表明，楚人具有灵魂升天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其中出土文物更有说服力，更能让人透过画面或图案，窥视到内在的奥秘。
由此，我们再来看屈原《离骚》中的神游，也就更可明白问题的实质了。作为生于楚地、长于楚国的屈原，深染楚风，是不容置疑的，加上他博闻强记，熟谙文史，对天文星象之类，一定深怀好奇之心，并有所专研，正因此，当他一旦思想受到强烈冲击，情绪难以自已时，抒发升天国神游、寻找理想境界和归宿之情，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当然，《离骚》中的上天国，不仅仅是单一的行为意识，其中还掺杂了神话传说与巫风巫术的成分，它们不仅在《离骚》中得以展现，还在《天问》《九章》《远游》等多篇诗章中有所反映：“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囊之态也。”（《惜诵》）“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远游》中更是通篇表现了在天国神游的内容：“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至于《天问》一诗，更是直接表现了楚人对宇宙天象的认识，只是它以发问的形式展示。可见，《离骚》一诗中的神游描写，并非孤立的现象，它是屈原接受楚地民俗、宗教、文化后的综合艺术化的体现，是屈原把楚地宗教、民俗、文化有机糅合于抒发自身情感之中的艺术展现。
鉴此，我们可以断言，屈原《离骚》中的神游描写，与楚国的出土文物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楚国的出土文物，为我们寻求屈原神游思想及其创作表现，提供了最好的来源和富有说服力的实据。可见，屈原诗歌作品中充满想象力的神游情节，并非单由他本人的天才想象力所致，乃是楚国丰厚的文化背景所提供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