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图谱》项目，源于一九五五年苏联学者尼基甫洛夫向周恩来建议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文物编为图录，加以文字说明，供苏联历史专业大学生和中学历史教员参考。周恩来指示此事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负责。但由于多名参与者的专业领域不同，各自对图谱的定位、要求均有较大分歧，图谱编辑出版工作进展艰难而缓慢，最后甚至不得不搁浅。之后编辑委员会经过改组，一九五八年由张政烺负责，重新开始图谱编纂。几经周折，积数十年之功，《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最终于二0一六年出版发行。但此时大多数最早的参与者早已作古，编辑成员也对旧版图谱的夭折及其与新版图谱的渊源一无所知。由于旧版图谱原稿和相关材料已不知所终，我根据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及回忆材料开展比较与分析，对《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由起始到中止后又另起炉灶的历程进行梳理，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工作的实况，希望能对当年的时代背景及个人境遇有更深刻的了解。

关于《中国历史图谱》编纂的起因，只有沈从文留下了较为详细的三份说明。其一为一九六九年四月左右于“文革”中按专案组指定问题所写的专题交代材料：“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左右，在人民大学教书的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来馆参观陈列，馆中派我作说明。每天只参观二三橱柜，询问得极详细。前后约看卅天才完毕。记得遇到橱柜中陈列文件，如曹植、李白诗和别的文集，还得一一解释内容意义，和他们在文学史中地位。初初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看得那么细致。后来不久，就调我去出版总署，参加《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工作……到后才听金灿然说，系由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建议，就历博陈列编一图录，专供苏联中学历史教员和史学系大学生看。建议得到总理同意，来进行这一工作。” 其二为一九七四年写给其夫人张兆和的家书：“我在先即调过出版总署为总理指定编《中国历史文物图谱》，给苏联中学教员及历史系大学生看。先是一人大苏教授来参观，一天看两三个柜子，来个‘每事问’。这么参观我已接受了好几个外国人考试过，他们用来作副博士论文，这一次也不在意。不料看完后他十分满意，给总理一个信，建议以为只要照我所说的加上柜中实物，编印本图录，就很有用。总理同意后，才调我去作。”其三为一九七六年写给友人的书信：“此外还陪过一个苏联派到人民大学来的客籍教授（ 三四十岁） 参观历博，一天看二陈列柜，共看了约一个月，彼此十分客气，看完后还在休息室谈一阵闲天。事后他却写了个信给总理，表示满意，希望一切照历博陈列、照我说明，编一本《中国历史图谱》，给苏联学历史的大学生和教历史的中学教员阅读，以为比用文字写的通史得用。结果是调我去出版总署编这本书。”可见此项目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沈从文在交代材料中的叙述较为委婉，在后来的家书及致友人书中则隐隐透露出这一项目为仓促上马。

关于图谱项目的人员组成，沈从文在交代材料中记载为：“计由如下诸人组成编委：一、出版总署金灿然，二、苏联教授尼几希诺夫，三、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崇武，四、历博沈从文，五、业务助手谢家仁（北京市师范学校教师），六、另一在出版总署工作的女同志。”“谢家仁”实为“谢承仁”之误。此事在谢承仁的回忆中则是：“当时苏联派来了历史学家尼基甫洛夫，中国方面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负责，文字负责人是王崇武，配图负责人是沈从文，出版负责人是金灿然。”人民出版社的吴道弘在八十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则提及：“编辑小组有历史研究所王崇武、北京师院谢承仁和高级党校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他们主要承担撰写《图谱》文字稿，而沈从文主要负责选编实物图片部分。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的大院里，为编辑小组专门腾出编书的房间，由人民出版社负责行政后勤工作。显然，这本《图谱》准备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人民出版社只有中国历史组编辑江平一人参加。她身体不好，住得又远，需要增加一个人，于是派我参加《图谱》的编辑工作。”由此看来，江平即为沈从文提及的“在出版总署工作的女同志”，吴道弘为后期加入，图谱的编委应为金灿然、尼基甫洛夫、王崇武、沈从文、谢承仁、江平、吴道弘七人，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挂名负责 ，实际工作则由金灿然主持。图谱工作开始的详细日期已不可考，据多方记载互证，大致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九月間。

国家对这一项目高度重视。在图谱的编写过程中，相关单位及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工作支持方面，“需要去故宫拍摄三大殿的照片，故宫就暂停游人参观让我们去拍摄。我们利用故宫中收藏的大量文物珍品进行拍照，然后写出说明文字，成为连贯的中国历史，然后再翻译成俄文”；许多学者将未出版的书稿借给图谱编辑参考阅看，如郑振铎借给《中国版画》稿 ，三联书店借给《中国兵器史》稿等 。至迟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历史图谱》已经完成上半部。 十二月十七日，夏鼐审阅了王崇武送来的《中国历史图谱》。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至十五日，高教部在北京主持召开综合性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十六日，王崇武向来京参加会议的梁方仲发出邀请：“《中国历史图谱》编辑部拟于明日中午宴请审查提纲的外地专家在萃华楼吃饭，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出名，闻已发出请柬，请务必光临，并请转告胡厚宣、徐中舒、陈守实、缪彦威、蒙文通、郑毅生、李埏……（凡中国古代史外地专家皆在内，但端木正是例外，亦请来吃肉）先生等赏光惠临。”这显然是趁着这次各地历史学者云集北京的机会请相关领域专家帮忙审阅图谱。

即便如此，图谱编写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工作进展艰难缓慢，由此引发了多位当事人的严重精神危机，最终在一系列冲击下不得不草草收场。

江平和吴道弘负责“搜集、保存图片，组织原稿打印，参加初稿讨论，以及一些联系工作”。吴道弘甚至不清楚组织编辑图谱的原因以及后来图谱原稿及相关档案的去向，回忆起图谱编纂的过程也较为含蓄：“当时王崇武先生不大来组里，好像身体一直有病；谢承仁先生有教学任务，他们在讨论原稿时才来这里。金灿然同志虽然事情多，但他总是抽时间来主持讨论。尼基甫洛夫也只是参加讨论才来。这位专家往往在会上提出一些他不懂的问题，不得不占去一定时间。倒是沈从文先生经常按时上班，这样在办公室里通常就只有沈先生、江平和我三人了。”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的工作时间，编委会成员们也未能齐心协力推进图谱编写的进程，而是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无休止的争辩上。

关于争辩的具体情况，不同成员的描述有所出入。谢承仁在回忆中并未提到工作中的争执，吴道弘只提及尼基甫洛夫“往往在会上提出一些他不懂的问题，不得不占去一定时间”。 谢和吴的回忆文字较为含蓄，或因二人作为编委会中的晚辈，没有深度介入争论。但实际上，当时的冲突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沈从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我们分工是我作文物说明，王、谢排历史秩序，金、尼、王、我、谢等共同商讨，通过后，即继续下去。照尼意，要求不必过高。一切从现实出发，因为基本上照陈列作去，已能满足需要。但工作一进行，就发现了问题。王对历史提法要求高，他专搞明史，自己又写不出适合要求的简明扼要说明。特别是文物难于结合，得从陈列以外找材料。例如用吐蕃会盟碑拓片，缩小到三寸左右，一片模糊，说明不了问题。动不动就和金、和我发生争执。”“上面来了个‘委员会’组织，‘大家瞧到办’，加上个学明史而不懂文物，却极有兴趣在一切问题加入马列条条和主席语录的科学院史学专家，于是每会必争，照例是我们自以为通马列的专家，和苏专教这一行的教授发生争持。因之我们这一位每争必输，每输必大生其气，终于不欢而散。过不久我们的专家死去，才知道早已受肝病遮拦，所以火气极大。” 沈从文对王崇武的愤懑怨气，溢于字里行间。

王崇武民国时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研究明史，已具备一定学术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转入近代史所，除继续研究明史外，还进行过近代史资料的翻译编纂，以及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与顾颉刚合作标点《资治通鉴》等工作。其对于明史十分精通，但在图谱编辑所要求的文物学领域却难孚众望。考古学者陈梦家就明确表示不该让王崇武主持这项工作。时任考古所所长、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开会时发言意见亦与王先生相左”。王崇武得不到有关行家支持，心情非常不快。一九五五年九月，他曾就图谱编纂事宜向梁方仲抱怨：“我写作这类书的能力非常差，吃力极了，但也不得不勉强干，因此忙极了，也累极了。”他询问：“中山大学有无中国史讲义？除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讲义外，我还没有看见其他的东西，请你告诉我一些内幕（都有哪些讲义，讲义好坏无关，都有参考价值），以便通过组织写信去要。还有你编的经济史讲义，请见信后立即寄一份来，以做参考。千万千万！”由此可以看出王崇武确有力不从心之感，因此急于向梁索取各种讲义作为参考，并且身心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工作不顺心情郁闷，可能是其不久之后便因肝癌去世的重要原因。

十一月，沈从文也因编辑图谱而导致精神崩溃，在焦急又绝望的情况下不得不向老友丁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信寻求帮助：“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感谢党对我一切的宽待和照顾，我正因为这样，在体力极坏时还是努力做事。可是怎么做，才满意？来帮助我，指点我吧。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

丁玲接信后并未直接面见沈从文，而是将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刘白羽向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汇报，周扬随即批示，十二月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局副局长） 按照指示和沈从文谈了两个小时，以了解情况，再写信向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汇报：“沈现在帮助出版局搞《中国历史图谱》，已搞出上半部，明年三月间可完成下半部，最近情绪不好，可能系搞这一工作遇到一些困难。”最后经过几番商议，一九五六年五月七日，文物管理局正式下发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通知。但沈从文最终还是留在了历史博物馆。据其当年八月写给大哥的信，是由于“工作在身，一时走不开，总得把它编出来再说。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丝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

一九五六年四月，编委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王崇武决意退出编辑工作，负责人金灿然向中科院历史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副所长刘大年写信说明情况：“本想能在他的支持下把这本书编成的，现在他既坚决放下这个工作，从事另外的研究工作，虽然在这本书的编辑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也只好同意了。”同时也指出：“崇武同志经常提出批评……在工作中表现了比较顽强的自恃，有时简直不考虑别人的意见，这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也带来很大的困难。不知他在三所有无这方面的表现，特提出供参考。”但他又希望王崇武能夠继续完成剩下的编辑任务：“我最近和他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出希望他能把他亲自编辑的隋唐五代部分的尾巴编成，以免将来弄成狗尾续貂。他没有答应。大年同志是否可以帮我们说服一下？这一部分的资料他已收集好了，不用花太长的时间（如一周）就可以完成了。”范文澜在该信上对刘大年的批语是：“王崇武同志的想法是，如金灿然同志能提供完成工作的条件，他是可以去完工的。为顾大局和完成工作起见（王已做的部分），你是不是可以找金具体谈一谈，定出切实办法，再和王谈妥，你约金王当面谈通，花一定的时间（即专家在中国的时间）把工作做成，你意如何？”从刘大年记载七月九日“王崇武来谈编历史图谱事” 可知，后来王应当是听从了所里的安排，继续在图谱项目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图谱的编纂依然难以为继。

苏联专家尼基甫洛夫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回国，范文澜此前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时间把图谱做成的设想未能实现，半个月之前，刘大年“至中宣部开会讨论与苏联合作编历史图谱事。无最后结（果）” ，这是最后一次关于图谱的有确切日期的记载。此后，王崇武的病情日益恶化，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去世，年仅四十七岁。据沈从文回忆，图谱工作在“反右时，停顿了一阵。出版总署拟印廿万册，据闻纸张也准备好了。部分稿件送科学院通不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以后中苏关系破裂，这部书也就不能再搞了。”各种因素影响之下，图谱工作最终被搁置下来。

令人疑惑的是，只有沈从文一人多次提及图谱工作停顿之后，编委会经过改组重又继续进行，而其他旧版图谱的工作人员及新版图谱的编写成员似乎对于这两版图谱之间的联系一无所知。谢承仁和吴道弘都认为这项工作自此便中途搁浅，并且感叹“遗憾的是连原来编写的原稿和有关档案（几次讨论的记录）都不知是否保存下来”。 二0一六年新版图谱出版后，在追溯半个多世纪前编纂图谱的起因之时，只是提及“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热浪扑面而来的形势下，为配合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写作为国家三个大型的科研项目之一同时上马”，可知新版图谱编委会认为这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一个全新项目，与旧版图谱工作毫无关联。

沈从文则对新旧图谱的渊源关系做了多次回顾：“后來又改组编辑委员人选，在文化部开了次会。记得有吴仲超、郑振铎、张政烺和我等共十二人。由张政烺为责任编辑，组成一《中国历史图谱》编辑工作室，在建国门内科学院一楼中办公。有五六个专家，他们全国到处跑，到处摄影搞材料。但是几个人对文物知识除铜器外，别的都不在行。如把江西南昌博物馆藏伪成化瓷盘（实是雍正时作）当真成化。作说明更难中肯。我名分上还是编委，事实上已不过问。”“到后那一位死去，工作就转到了科学院，组了个六人编委，十年还不成功。主要原因是人多口杂，却又没有一个对秦以后文物有常识。全国去看材料，乱花钱照了大量的相，毫无济于事。”“于是苏教授回国，我们科学院专家十人来接手，用张政烺作主编，原以为仿仿日本中国历史图谱，即可迎刃而解。事实上商周前段一涉及铜玉以外的物，即感说明为难。到汉代以下，就随事触礁，不好措手了，因此一个专设‘图谱组’，集中了六七个研究员，搞了十年，还只是不了了之，以待来年。”沈从文对于后一版图谱的编委人员及工作过程的描述十分具体详细，并且对于这版图谱的编成依然不抱乐观态度。

那么，沈从文所说的新版图谱是否就是二0一六年出版的这部《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呢？从新版图谱的编辑过程来看，基本可以肯定张政烺主编的这部《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就是沈从文提及的编委会改组之后的这版图谱。首先是时间上的紧密衔接和名称上的一致。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王崇武去世和反右运动的冲击之后，沈从文提及郑振铎也曾参与新版图谱的编委会，而郑于一九五八年十月遇难离世，二0一六版图谱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进行，时间刚好相符。安守仁提及新图谱最初成立课题组时的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后经张政烺加上“文物”二字成《中国历史文物图谱》《中国历史文物图集》， 此后多年一直沿用《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的名称，最后出版时才定名为《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其次是人员及组织上的构成，“当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齐燕铭，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出版编辑家金灿然等先生主持和参加编委会，全部编写工作一直由张政烺先生负责领导。下设课题组‘图谱组’（成员有阴法鲁、胡嘉、朱家源、李培根、谢清河、安守仁、张兆麟。张兆麟任行政秘书。后因张出国深造，安接任秘书）”，由张政烺担任主编和设置由六七位研究员组成的“图谱组”的情况与沈从文所述相同。人员上，金灿然是前一版图谱的负责人；同时，主编张政烺与王崇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张政烺与王崇武为北京大学一九三六届毕业的同班同学，二人交谊深厚，甚至王崇武病重之际的开刀手术也是由张政烺签的字。并且，张政烺对王崇武之前编辑图谱的相关情形也十分了然，韦祖辉在撰写回忆王崇武的文章时提到，“据张政烺先生向笔者追忆说：‘苏方要求乃是通俗性著作，而王崇武学者气太重了，要用文物考古成果充实图说内容，所以编写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能够对旧版图谱编纂过程中的争执和困难有这样深入的了解，且张政烺本人的文史水平为大家所公认，由其来负责新版图谱的编辑显然颇为合理。最后是工作内容及进度上的高度一致。沈从文所说“全国去看材料”“照了大量的相”，与二0一六版图谱的“从一九六0年十月到一九六四年九月，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跋山涉水，到全国各地收集文物”， 并于一九五九年专程前往西藏拍摄文物的过程高度对应。

虽然旧版图谱与新版图谱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但从新版图谱的编纂过程来看，这版图谱在内容和架构上基本是由张政烺一手设计和打造，并且众多学者重又进行了大量的文物拍摄与文字说明工作，其与旧版图谱的继承关系已经微乎其微。

两版图谱耗时多年，经历了数不清的人事更迭与岁月浮沉，至新版图谱出版时，已无人知晓在其之前还曾经存在过一段艰难的前传。一个学术项目的曲折历程，折射出史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中国历史图谱》终竟其功，是环境与人事的互动，也是偶然与必然的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