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时期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毕业论文中，有一份满分论文，名《春秋史表》（一九四二年），论文作者李仲均，评阅教师分别为柯昌泗、傅岳棻。柯、傅在当时皆鼎鼎有名，而李仲均后来也成为著名古代地质学史家。这篇论文及附录的柯昌泗、傅岳棻长篇批语，均为手稿，实属珍贵。此论文一直湮没于图书馆，不见于世。我在研究首经贸图书馆藏民国论文手稿时偶然发现了它。一份手稿，三人轶事，特作文以记之。

《春秋史表》署名“李鬯仲均父识”。李鬯，字仲均。“父”，又云“甫”，男子之美称，多附缀于表字后。“识”，意为“记”。民国之前，成年男子有名，有字。综观民国时期的毕业论文，一般都有序言，序后皆有署名。署名则一般为名或字，很少有名与字同列。《春秋史表》作者署名非常传统，不仅名与字同列，且用古雅的“父”字，这在民国论文中实属罕见。

民国时期毕业论文的作者，除个别著名人士外，大多湮没无闻。初见“李仲均”之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上网搜索，结果真有收获。李仲均（一九二二至二00五），河北乐亭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同名、同籍贯、同年代，应是《春秋史表》的作者无疑。但是此“李仲均”系地质学家，与《春秋史表》的作者出身国文系有些出入，且《中国科技史杂志》在刊载李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对其学历有如下记载：“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这又与其毕业于伪北京师范大学不同。伪北京师范大学与北平辅仁大学虽同处北平，但一“国立”一“私立”，且二者在北平沦陷时期的处境亦不同。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各大高校相继南迁，北平师范大学也南迁至陕西与甘肃。一九四六年春，学校师生才陆续迁回北平，一九四九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三八年四月，日伪政权在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和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校址，先后建立“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又将两校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此即伪北京师范大学。其成立初衷，是北平伪政权为沦陷区中等学校培养所需师资，但办学宗旨则突出日本殖民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文化，以此对沦陷区人民实施奴化教育。为何青年学子要报考这所伪大学？台湾“中研院”近代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记载：“我们都是因为家庭贫寒与环境恶劣，所以不得不投考这管吃管住、不收分文的學校。在我们投考当时只知道‘百年树人’，为要把握住求知的机会，都没有顾虑到‘伪’与‘不伪’的问题。”（《伪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八年来沦陷区的师范大学》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北平辅仁大学为教会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仍然拥有办学自由，一定程度上保有自身的教育理念，成为沦陷区“站在教育界的先锋”。正因如此，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

地质学家“李仲均”是否就是《春秋史表》的作者“李鬯仲均”？如果二者系同一人，他到底毕业于伪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北平辅仁大学，或者两者都是？石宝珩在《李仲均文集》序言中明确称：“李仲均……一九四五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研究所”。北平辅仁大学一九三七年六月开始设立文科、理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最先创立的就是史学研究部（一九四四年增设人类学研究部），史学部一九四0年既拥有首届毕业生。因此可以推知，李仲均先生一九四二年本科毕业于伪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再去北平辅仁大学读研究生，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史学研究所。这段经历从时间上吻合，也与其毕业论文《春秋史表》的研究方向一致。

但是从上述资料来看，判断二者系同一人，缺乏直接的证据。因此我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查阅了李仲均先生的档案。在李仲均先生的档案中，《干部履历表》显示：李仲均原名李鬯，河北乐亭人，自小在北京长大，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就读于伪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当然，在其他档案材料中，李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史学所的就读时间稍有出入，有的记载毕业时间为一九四五年，有的则为一九四六年。从李仲均先生的档案来看，此“李仲均”就是《春秋史表》的作者“李鬯仲均”。

李仲均在其《自传》中，曾经提及报考伪北京师范大学事宜，当时家里发生变故，“值男女师大复校招生”，于是选择报考师大国文系。在伪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师友中“最接近者”有傅岳棻、柯昌泗、张弓、马宗芗等人。《春秋史表》的两位评阅老师都位列其中。李仲均的档案中多处出现傅岳棻的名字。傅岳棻当时系国文系主任。李仲均曾任伪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北平市志馆协修，档案中的证明人都是傅岳棻，可见二人交往之深。李仲均曾在《自传》中回忆傅岳棻对他的影响：“当日思想作风，受傅、马两先生影响最深。……傅先生好高睨大谈骄蹇自恃，故余亦好夸夸其（？）谈，孤傲自赏”。他还提及自身与傅岳棻研究旨趣之不同：“傅长于俪文，出入萧选而散朗，不贵绮错。余皆尊之。但亲门弟子守师说摈弃甲骨文，而我好奇研习刻励，托烛夜读，时□夜兮，数年为一日。当时我之目的欲步戴、钱、段、王之流，承乾嘉之余绪，思来日承专家为名教授，一切国际、国内大事概不闻不问。”李仲均对自身研习兴趣的说明，与其毕业论文《春秋史表》的研究方向趋于一致。

李仲均本科就读于国文系，研究生就读于史学所，因此精通目录学、版本文献学，后来从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其主要成就仍然集中于中国古代地质学史、中国古代科技文献学等方面。一九九九年，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李仲均文集》，后又有《李仲均其他主要论文编著目录》刊行。但在这些资料中，均未记载其伪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论文《春秋史表》。也就是说，《春秋史表》并未正式出版。关于这份毕业论文，李仲均本人应该还是比较看重。在其《教职员登记表》（一九五0年）中，“有何著述及发明”一栏，填写有“《史记补注》《骈文源流》《中国历代郡县沿革表》《春秋史表》”。在《干部履历表》（一九五四年）中，也有同样的记载，且注明为“自印”。在李仲均看来，《春秋史表》应该是他早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见，可以进一步了解李仲均的早期求学经历与研究旨趣，也可以补充民国时期的春秋学研究史料。

史表也称“表”“表谱”或者“表历”，是以表格的形式，为某些重要史事勾勒简明轮廓或主要线索的一种体例。自司马迁、班固后，“史表”成为正史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史表因具有“立纲分目，节次相成，首尾通贯，指归则一”（赵翼：《廿二史札记》）的优点，在历史记载上有原始察终及驭繁就简的功能，进而与书志体互相配合，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史表难度较大，故“非阂览博物者不能为，其考订之功，亦非积以岁月不能编”（顾炎武：《日知录》）。史家不仅要了解所叙史实全局，还应具有较强的提炼和概括能力，且语言表述上力求言简意赅。作为国文系本科生，李仲均以“史表”为论文题目，显示其对自身史学素养的高度自信，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当时我之目的欲步戴、钱、段、王之流，承乾嘉之余绪，思来日承专家为名教授”的志向。春秋学历来是经学的重要分支，民国时期，《春秋》为史学著作的呼声日益高隆，春秋史学研究成果渐夥。抗战期间，各派政治势力及学者出于自身立场，纷纷将目光聚集于《春秋》，春秋学研究活跃一时，爱国学人杨树达积极阐发春秋“复仇”“攘夷”等大义，激发抗战之志。李仲均于一九四二年沦陷区北平作《春秋史表》，亦是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热潮的产物。

李仲均《春秋史表》水平到底怎样？两位教授柯昌泗、傅岳棻给出的满分，以及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语，就是最好的回答。

柯昌泗（一八九九至一九五二），字燕舲，号谧斋，山东胶县人，历任山东省东临道道尹、聊城县知事、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直隶政治研究所所长等职。

柯昌泗生于史学世家，其父柯劭忞曾任清史馆馆长（所著《新元史》名重一时），其弟昌济亦为金石学名家。柯昌泗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精于史学及金石研究，在当时的政界、教育界、学术界交游甚广，不少学人都佩服他的博学，却又惋惜其志在仕途，懒于著述。现代掌故家瞿兑之在《一士类稿》序言中写道：“以我所知，留滞诸友之中，胶西柯燕舲君，于正史、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数家珍，及至金石、图录、载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种种难于记忆之事皆罗于胸中。尤熟于历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别人认为佶屈聱牙不能句读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证明如指诸掌。与徐君可谓一时二妙，惟柯君不屑于著述为可惜耳。”邓云乡亦说：“柯昌泗先生于作官之余，不廢学术。不过他虽然学问好，学术兴趣也极为浓厚，在当时不少大学都当过教授，却懒于著述，故没有著述流传下来，真是遗憾。”（《从政+ 述学—记史学家柯昌泗》）邓云乡还指出，民国二十四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撰的《旧都文物略》，其序言署名为北平市长秦德纯，实为柯昌泗任秘书长时所拟，字亦为其所书。《旧都文物略》序以四六骈文写就，对仗工整，文采斐然；字则为“八分小楷，有《乙瑛碑》笔意”（《旧都文物略》）。

柯昌泗曾任教于东北大学、郁文学院、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的文学系与史学系，但记载其任教生涯的文字却不多，仅有零星记录，如台静农在《辅仁旧事》中回忆：

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 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 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昌泗字燕舲，其尊人即《新元史》作者寥园老人。燕舲记闻浩博、天资极高， 不仅精于“历史地理”， 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 拓本收藏也多。但此君喜欢作官，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作教育厅长。

再如邓云乡在《从政+述学——记史学家柯昌泗》一文中回忆与其交往情形，提及柯在伪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事情：“我和柯先生认识是在五十年前， 当时他在日伪师范大学当史学教授，家住西城沟沿广宁伯街西口路北高台阶大门中。我去过多次，先生对学生十分客气，而且非常健谈，一些架子也没有。”邓云乡所说的“五十年前”，大体上是一九四四年左右。当时，柯昌泗正在伪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担任教授，因此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评阅了李仲均的毕业论文《春秋史表》。他赞美该论文“贯串群书，择言尤雅，洵为有用之著述”，且署名“教授柯昌泗”。

柯昌泗“名物风俗，烂熟于心，文献故籍，了如指掌，纵笔游弋于历史地理、金石文字之间，举重若轻，翩翩自如。其书法也工致雅正，赏心悦目”（韩戾军：《惜哉柯昌泗》）。柯昌泗对《春秋》是否“了如指掌”，后世已不得而知。但其父柯劭忞一九二七年刊行有《春秋梁传注》，春秋学当算柯家“家学”。柯昌泗留存于《春秋史表》中的手写批语，是其身后遗留的难得的与《春秋》相关的文字。

傅岳棻（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一，另有考证其生年为一八七七年），字治芗，号娟净，湖北江夏人，清光绪举人，张之洞门生。傅岳棻有两个鲜明的社会身份，其一是官员，他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铨叙局佥事、参事，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等职位；其二为学者，他不仅担任过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一九二0年八月，一九二四年四至十月），还曾任国立北平大学、私立中国学院、河北大学、北京大学、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后世看来，傅岳棻的官员身份远远遮蔽了其学者身份，甚至因为“挽蔡驱傅运动”，而有些“臭名昭著”。

傅岳棻于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一九二0年八月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出京。教育总长傅增湘以及随后代理部务的袁希涛调停无术，无奈辞职。于是，北京政府任命傅岳棻为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在任次长之时，马叙伦称：“教育总长范元廉〔濂〕辞职离京，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我们教联会代表头二十个，死缠住了他，好像讨债似的，他也只得‘挂冠而去’，来了一个和教育界太无渊源的傅岳棻，也了不下这个风潮。”（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此时，五四运动风潮扩展至全国，无论是挽留蔡元培，还是处理学生运动，傅岳棻的表现都未能令教育界满意。挽蔡运动落幕后，北京教师联合会又以“索薪”为由，发起了“驱傅运动”。在此事件中，傅岳棻态度强硬，言辞不慎，最终使事态不可收拾。有教职员团体赴教育部交涉，打出“寡廉鲜耻之傅岳棻”“恋栈不去之傅岳棻”“教育界蟊贼之傅岳棻”等标语。教师联合会提出“傅一日不去职，一日不开课”之倡议，最终由“索薪”演变成“罢教”。其间，北京教师联合会为“驱傅运动”发表五大纲领，北京学生联合会也列举傅岳棻“十大罪状”，斥责傅岳棻“寡廉鲜耻无复人格”，“为保持禄位计，屡施其狡诈卑劣之行为”，实乃“全国教育上之障碍”。

在“挽蔡驱傅”运动中，傅岳棻似乎给人留下了过于负面的印象。但这里面掺杂着太多制度缺陷、派系斗争以及私人恩怨，历史公案，孰是孰非，非一言可以蔽之。

本文关注的是作为著名學者的傅岳棻。傅岳棻原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曾任国立北平大学、私立中国学院、河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研究，著有《西洋史讲义》（后定名为《西洋史教科书》）。傅岳棻曾是民国总统徐世昌成立的晚晴簃诗社的早期成员，与许宝蘅、傅增湘、关赓麟等人过往甚密。《许宝蘅日记》中记述傅岳棻者颇多。傅岳棻曾任伪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关于这段历史，《许宝蘅日记》有所提及。在早年的日记中，许宝蘅称呼傅岳棻为治芗；在后期的日记中，则改为娟净，而傅岳棻在批阅师大毕业论文中，多署名娟净。傅岳棻去世后，许宝蘅在日记中频繁提及娟净，阅其文稿，为其写诗及小传，以表怀念。一九四四年五月，七十岁的许宝蘅南下上海鬻字，九月返北京，十月回长春。溥仪听到消息后特意召见许宝蘅，询问情况。《许宝蘅日记》中记载：“问：北京见傅岳棻否？对：傅岳棻尚强健，仍在学校当教授。”许宝蘅回答的，正是傅岳棻在伪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任教授的情况。首经贸图书馆所藏伪北京师范大学九十七份论文中，有四十份明确系傅岳棻批阅，其中三十份留存有评语，署名“傅岳棻”“傅娟净”或“娟净”，均用钤印，时间为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这批文献，为身为师者的傅岳棻，留存了珍贵的史料。李仲均《春秋史表》即为其中的一份（序列第一，篇幅最长）。傅岳棻不仅给该论文打满分，还给予高度评价：“表谱之学荒落久矣。作者独深研乎此，最得治史学方法，精心博识足为治春秋学者。要删当使龙门变色，岂独栋高却步。”“龙门”指司马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其《史记》为正史之典范。“栋高”为清代史学家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为清代前期《春秋》 学的集大成之作。傅岳棻不但称赞李仲均“最得治史学方法”，“足为治春秋学者”，而且认为如果论文撮要删定，“当使龙门变色，岂独栋高却步”。评价之高，令人惊讶。同时，傅岳棻还对李仲均提出更高要求，为该论文提供近十条建议。作为师者的傅岳棻，其渊博学识与严谨学风无疑值得称许。李仲均在其档案材料中，多次提及傅岳棻，可见受其影响之深。这算得上是师生间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