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概述《必须写下我们》有点困难，也并非不可能之事，尽管扫过目录，我们便可获得一个隐约的印象—这是关于作家的故事：这一代与上一代的，海内与海外的，位于核心与身在边地的，从事虚构与非虚构的写作者们。如同一块时代的病理学组织，作家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被裁剪出来，安放在一块小小的、不规则的载玻片上，亟待下一步处置。读者需自行滴入染液，即阅读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使之充分融合、发生反应，进而在显微镜下现出诡秘动人的形状与纹理。但是，这样的形容仍然不够充沛，与此同时，书中收录的这些篇章也穷尽了近年来非虚构作品的全部形式—人物特写、事件报道、活动速记、对谈问答、小说评论、印象记等，灵活丰富，不妨看作一次非虚构课业成果的集中展示。再者，不谈最后两篇与文学这个题目无关的长报道，之前的每一篇文章里，我们都不难感受到作者吴越对话时的强度与位置，并非谦逊到如同隐身的在场者，只知一味退让；也不是激进乃至冒失的挑衅者，渴求从失控的间隙里盗猎所谓的真实。吴越似乎拥有一种维持平衡的方式，很像她所写的那些杂技演员，自然而机敏，在暗处下过苦功夫，读解能力与反应速度一流，总能与惊险擦身而过，且从不赋予其决定性的结构。在这样一位无法轻视的对手面前，受访者在不经意间便完成了一次交付，当然，她也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刻收束动作，轻盈着地，这几乎从未失手。以及，读这本书时，我也愿将之作为吴越个人的一份生命笔记，一次勾勒陌生性的永恒运动。关于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或历史、尘土、幽灵、技艺，再或并肩渡过的劫难。她途经的时间被一个个空间所分割，行在首尔、北京、沈阳与都江堰的街巷，凝神于上海男装店的二楼与都江堰光明街的理发店里，游走在对身份的长期困惑与将之迅速抹平的壮烈变革之间，不同年代、地域的回响在此交织一片，彼此折射。显然，这也是一次确认自身的持久旅程，与作家张悦然的对话里，她曾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生涯：

我们与十五年前各自的样子大相径庭。二〇〇一年“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前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激动不已，我几乎立刻就远离了这个对我来说有些喧嚣不适的话题中心。本科就读时，收到《萌芽》约稿信，稍写了几篇，后接到“新概念”获奖者与前辈作家对谈的邀请信，谁也没告诉，直接放进抽屉。实习先去广告公司，然后去主流媒体，干了十年记者。也不知怎么，忽然，我就走回了文学这条路，就像是径直进了一个虫洞。

也差不多在十五年前，我在展览上见过一件名为《虫洞旅行纪念》的装置作品，艺术家将接触式麦克风粘在旁边的上下水管道上，就地收录声音素材，辅以调变，观者可以随时戴上耳机，聆听一段来自异世界的复杂混响。怎么形容那种声音呢？琐碎而细微、幽深而绵长，如同进入黑夜的漫漫旅行，有着一种五彩纷呈的空旷与单调。奇妙之处还在于，那些即将到来的声响永远是未知的，若有若无，不可预测，没办法确切分辨它的成分构造，走步声、冲水声、说话的声音、点烟的声音、外面的风声、云朵相互驶过的声音、太阳下落的声音，或近或远，全被纳入其中。就是这样，一截管道连通着宇宙的不同时刻，所有人都是演奏者。这也暗合了我读过此书后的另一个思绪，如果被访对象是演奏者，那么作为采访者与书写者的吴越，究竟是一位听众还是指挥家？以及，我们所共同出演的，到底是一支什么调子的协奏曲？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稍后再谈，我们姑且回到虫洞之中。如果吴越径直进入的是这样一个命定的隧道，那么旅途势必不会轻松：不仅在于时空之路的永不平坦，那些对被访者的好奇、着迷与探寻，根本上源于我们对自身内部陌生性的压抑。而书写，也即在纷繁的噪声之间捡取一条可被理解、可供体认的路径。以及，对于“走回了文学道路”这件事，很难看作一次奥德修斯式的返乡之旅—英雄飘落大海之上，历尽劫难，依靠的是神话这一载体的天然庇佑；我们只能自己发掘一条崎岖的精神小径：与街巷里的白马对视，在呼啸的荒原上扫荡，建造荡在湖心间的那艘小船，驶往历史晦暗不明的披屋，在那里，一根或者几根鱼刺梗在喉部，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上述几个瞬间的意象分别来自吴越与金宇澄、索南才让、双雪涛的采访及她的后记里。金宇澄的《洗牌年代》收录了一篇可谓逸品的杂文《马语》，语句精准，筋骨分明，似娓娓道来的说书人，笔锋遒劲，入景入情，记忆与现实重重叠印，穿梭往返，再铸这匹“高大而温良”之物。在吴越的采访里，起初便是金宇澄母亲的一封信件，记载了她与幼年金宇澄的一次出行，也与马相关：

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舒舒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时问了一串问题 ：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金舒舒最初与马的对视与发问，折叠于陈年信札中，一个甲子之后，小说家金宇澄—也即当初的金舒舒，展读母亲记录自己幼儿时期，感觉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但他仍然记得那匹白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淮海路街头，确实有马匹的活动。清晨有人牵着挂铃铛的母马走过，挨家挨户叫卖马奶，有人要买，当场就挤。那时居住上海西区的孩童，有金宇澄，也有王安忆。类似景致，王安忆在《弄堂里的白马》里亦曾提及。上海街头的白马，惊异了多少童眸。

铃声骤起，惊异童眸，几笔荡至过去的鲜活世代，在《繁花》之前，于《回望》之际。吴越从金宇澄的父辈写起，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一个家庭如何勉力维系、如何始终“不响”、如何疲惫而孤独地应对着时代之潮，以及那种即使逝去良久，仍不时可知可感的彻骨战栗，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在写作中完成显影的。字与词的召唤，恰似沉默的白马，在梦境与现实里自由来去，提示着最初的时刻，补全了最后的声明。在书写双雪涛与索南才让的正文之后，吴越奉上两篇精湛的短评，一篇基于影视改编的维度，一篇谈对其短篇小说的印象，涉及文体特征、故事题材、叙事视角、语言质地等话题，充分展示了一位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质素。

仅仅这些也还不够，毕竟这不是一本编辑的经验手记。在更广阔的篇幅里，吴越呈现了出色的人物侧写能力，比如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篇自述，莫过《陈村：上海最资深宅男》。我第一次读陈村的小说是二十年前，《一天》收录在高中语文的课外读本里。当时我有位同学读过此篇后，深受启发，举一反三，立即在考试时采取同样的句法模仿作文，语调奇诡，通篇确凿无疑的肯定句，“是”和“的”二字布满纸面：太阳是暖洋洋的，作业是写不完的，妈妈是爱过我的，好日子总是别人的，但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毫不意外，老师打了很低的分数，他不太服气，拎着这篇《一天》前去理论，半晌，沮丧地回到座位上，我们问他情况如何。他说，老师跟他说了三点，第一，即便是优秀范文，如此模仿也无非流于表面，况且这篇过于怪异，不太可取，最好的也许只有一句，“饭盒里装的是白米饭和金黄金黄的咸带鱼”，色泽分明，如在眼前；第二，还是要多读一读余秋雨，比如《文化苦旅》这本，通天纬地，苍凉深邃，可谓感人至深，又有文化又很艰苦；第三，陈村是谁啊？

如果能够穿越回到高中时期，我很想把吴越的这篇文章交给老师读一读。那样的话，想必他也会对这位“资深宅男”心生羡慕，一个天真、自在、活泼之人，一位总有办法全身而退的逃脱大师，始终满怀正义、东张西望，所有的热闹都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我不知道采访进行了多久，但在这篇生动的自述里，我确实很愿意去想象吴越当时是在如何发问，又是怎样去捕捉那些言语的瞬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她的文章或与陈村的照相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还原出的不只是事件和经历，还有笼罩其上的那一抹神韵。

除去这一层层温馨的光晕，至少有两次，我在书里也见识到了寒光初现的凌厉时刻。其一来自吴越与李黎的对谈，这一篇里，她的身份从采访者变为被访者，谈话的主题虽是“非虚构写作”，从中也不难读出吴越的文学观念与价值标的。以及，我自此也完全记起了与她探讨某一篇小说时的情状—她总能抓住小说内部作者最无能为力的那一部分，也许是无法或不愿说清，也许是不敢或不能完整面对，原因不重要。总之，一旦被发现，吴越便开始了她的“死缠烂打”，逼着作者和自己一起把问题想得更明确一点。当然，这会使小说有一个质地的跃升，但过程也绝不轻松。读这篇时，我发现吴越不仅对待作者如此，对自己也是追问不休—在模糊而容易触怒的未知地带，她敢于去思考、判断和表述，逼着自己把话说清，踏出更为清晰的印迹。比如，她谈及“非虚构”的主观性与作者倾向，即使提供了一个关于星空、寒夜、绿光和烘干机的伤感瞬间，也不妨碍在最后指出“非虚构写作不是、不可能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事实的某些认知的一类写法。”谈非虚构写作的定义与范畴时，她也勇于为此划定特征与界限，“新闻性”“个体性”与“文学性”—这些乍看起来似有所指的大词，细想过后，也是含混而无法自圆其说的所在。

事实上，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她对于每一条原则的读解，有历史的依据，也有演变出来的种种特质。由此，我想到，在很多时候，她也是凭借着这样充沛、饱满的理由来与作者沟通的。即使在她阐述过后，我也总会产生一刻放弃这篇小说的念头，很想借用张楚的歌词，“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这显然也不太行，用吴越的话说，毕竟“本质上，我们都听从了文学的召唤，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自己钻入的虫洞，自己选的路，无法放弃，只能缓步。

第二次的寒光闪现于最后一篇《重返光明街》，尽管对于吴越而言，二〇一四年发表的《杂技四十年》也许更具代表性，标志着她“从写报道到非虚构的初始摸索”，但我更想谈谈这篇—二〇〇八年五月，四川都江堰的一条窄街上，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四年级女孩经历了那次地震，此时距她确诊已有三年，这个上午，她从成都化疗回来，由于老师的援救，她并未因此受到身体上的损伤。不过，灾后世界，哀声一片，需要援助、安抚的百姓无数，没什么人顾得上这位患病的女孩了。女孩的父母四处奔走，准备再要一个孩子，以取脐血来救治女儿，可命运却依然在捉弄这一家人，次年，弟弟出生的两周之前，女孩不幸离世。事后得知，新生儿与故去的姐姐血型不同，无法相配。

在“如此普通和平淡的一条街”上，一抹过分锐利的寒光，先是挑开了一个祥和之家的脊梁，接着朝向大地的嘶吼之处奔去，于倏然的裂隙之间渐渐上升，最后化作一道青冷、淡漠的天色，永远地悬在这条街道之上，悬在每一位生者的头顶。灾难与创伤或可远去，思念却不可抑制，无分昼夜，伤口低语不休。即使迎来了新生，也完全可以想见这个家庭的全部历程，焦急、叹息、痛苦与希冀，以及被迫置换出来的卑微愿望，全部历历在目—甚至不能被称为是缩影，无论对谁来说，那都是极大的不公与不敬。它只能让我们一次次地往返于此时与彼刻，一个或者一群人悲愤而无力的心间，于那道天色的凝视之下。而在这座千疮百孔的事件废墟里，在这篇报道所有的可说与不可说之际，我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位置？文章的结尾我读过多次，摘录在此，也愿我们记得曾与何人同在：

但愿光明街从此与光明同在，因为它是如此不起眼的一条街，因为它是如此普通和平淡的一条街，因为它曾在不为人知的黑夜中唱过那些悲伤与希望的歌，因为它让我们见识了在国家的肌体中一根毛细血管所能达到的尊严、善良和韧度—而竟不意识到自身的伟大。

最后，有必要说说我和吴越的初次见面。二〇一八年夏，我的小说发表在《收获》的“青年专号”上，清华大学组织了为期一周的青年作家工作坊，邀请同期作者共同参与。我当时尚未见识过任何的文学活动，觉得很新鲜，心怀忐忑，前去赴约。作为编辑，吴越也从上海飞来参会，见面后，我们互致问候，氛围友好、亲切，我甚至产生了一种之前在音乐节上与异地网友见面的幻觉—极为兴奋，却不明原因；似有千言万语，却也没说出什么来。不过，这种美好的相逢之际，我的内心却隐隐生出几分不安，没有缘由，无非一种严寒地带培育出来的生活直觉。果然，次日午后，我与吴越一同走在曲折的小径上，两侧是杨树与北方的旧楼，和睦、安静，雨后的风轻轻吹过，使人沉醉。当此心旷神怡之时，我忽然意识到似有不妙，连忙紧走几步，吴越不慌不忙地出现在我的身侧，以一种无法回避的真挚语气，不留情面地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我早已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不重要，反正我这个人平时也不怎么说实话，大概是蒙混过关，不过也为自己捏了把汗。现在，让我们把时针迅速拨到二〇二〇年的一月份，吴越忽然跟我说，准备来沈阳采访，我听后颇觉诧异，一时不知所措。那段时间，我正位于一个有点困难的写作情境里，不知她如何对此有所感应。多说一句，吴越确实是我认识的人里相当敏锐的一位，用张新颖在“前言”的话来说，这种敏锐“落在或抽象或实在的问题上，落在具体的人和事上，也落在细节上”。总之，抵沈过后，我们友好地吃了顿饺子，她来到我家，先是对地热这一取暖设施表达了充分的喜爱，然后端坐在位，展开心灵之拷问，这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实话来说，那也是我说实话最多的一次，毕竟彼得·汉德克有言，“我是凭借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的”，抱歉，我还想活命。但我认为吴越也一定可以理解，如她在“后记”里对采访者的记述：“他们给予我的丰富、真诚的答案，一多半呈现在我的这本非虚构集子中，一少半永在我心。”我希望我也有一部分能存于她的心间，尽管这有那么点一厢情愿。回到之前提出的问题里，听众还是指挥家，好像也并不重要了，我们的这一部分可以自由地交付给任何一方，只要她比我们自己更值得信任。至于这一章到底是什么样的乐曲，我想，在我和吴越踏上小径的那一刻里，未来的音符已在逐一降临，尽管有些旋律尚不完整，也不妨碍去感受它的艰辛与美妙。此外，我还想记下一组仅存于想象之中的对话，来自我接到文稿的第一个瞬间。我盯着那些灵动的黑白文字，如在闪烁，如在雀跃，如吴越正在对我坚定地说着：必须写下我们！我答道，啊，必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