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东南亚海岛地区的游记作品当中，最著名的或许要数《马来群岛》，它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自然史书籍之一”，其作者是与达尔文共同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
华莱士所说的马来群岛，西起今天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向东包括马来半岛、婆罗洲、印尼诸多岛屿和群岛，北至菲律宾群岛，东至新几内亚岛以东的所罗门群岛。当时，这些地方分别处于英国、荷兰、葡萄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如今则分属于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要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海岛东南亚”的范围大得多。从一八五四年三月至一八六二年四月的八年间，华莱士开展了六十到七十次航行，在马来群岛的行程达两万多公里。他走访了群岛里每一个重要的岛屿，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和动物地理分布学说。一八六九年，华莱士將自己的这段考察经历整理出版。这本《马来群岛》随后多次再版，且经久不衰（文中所引用文字根据一八九〇年的英文第十版译出并标注页码）。
一八五五年，华莱士在婆罗洲砂拉越等待雨季过去时，撰写了第一篇探讨物种起源问题的论文《论制约新物种出现的规律》，从而开启了他人生第一个阶段的理论创作。在这篇简洁的论文中，华莱士提出的核心思想就是，物种的进化是通过渐变而产生的。有人将这一规律称为“砂拉越定律”（Sarawak Law）。但就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华莱士的英国经纪人史蒂文斯写信告诉他，有几个博物学家对他“创立理论”的做法表示遗憾，他们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收集更多的事实。也就是说，他应该停止撰写推测性的论文，集中精力搞收集。
然而，物种如何演变这一问题已经牢牢盘踞在华莱士的脑海中。一八五八年一月，华莱士到达特尔纳特岛之后身染疟疾，间歇性高烧使他无法采集标本，于是他就专注地思考自己在砂拉越论文里未能解决的问题，即物种的持续渐变是如何发生的。有一天，他突然回想起自己以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意识到阻止野蛮种族人口增长的因素（疾病、事故、战争和饥荒等）同样也会作用于动物。当天晚上，华莱士基本上完成了论文《论变种与原种无限偏离的倾向》的写作，并很快寄给了达尔文。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的林奈学会会议正式宣告了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的自然选择理论的诞生。虽然华莱士在其自传《我的一生》和几个不同场合都回忆、描述过这一茅塞顿开的伟大时刻，但他那清晰流畅的论文却表明，自然选择理论的发现并不是他突如其来的“灵光一现”，而是他多年来在南美洲和马来群岛高强度收集工作积累的结果。
虽然华莱士和达尔文共同提出了基于自然选择原则的生物进化论，但两者的学说还是存在一些关键性的不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更加激进和彻底，对人类的演化和独特性也持一种更加机械论的唯物主义理解，在其中没有任何目的论和宗教信条的地盘。而华莱士却试图调和人类起源的单一论和多源论，即科学主义的进化论和神学的创造论。华莱士同意说，人类种族的不同身体特征都是在史前时代从同一种类人群体发展出来的。这些特征通过自然选择得到演化，以适应不同环境，正如动物的皮肤和毛发一样。但是，一旦种族获得了人类的心智品性，他们的身体演化就停止了。当人类开始控制周遭环境，建立庇护所，采集食物，制造武器，这些活动最需要的是相互协助，这时，所有的进一步提高都取决于心灵的力量。也就是说，自然选择现在不是作用于肌肉，而是作用于大脑；幸存的“适者”不再是身体上最强壮者，而是智力上最聪明和最有道德的人。同时，更高等的人种——更加智慧和有道德——将在选择的过程中排挤、取代较低等的人种，这一持续至今的选择过程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欧洲人遭遇到“低等的和心智欠发达”的土著人时能一直获胜。
不过，在评论一篇发表于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论文时，华莱士首次提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不能够完全解释人类的智力和道德演化。后来他在评论莱伊尔新版的《地质学原理》和《地质学基础》时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的有些身体特征，如大脑、语言器官、手和人的体型等，是无法用达尔文器官进化学说里的直接实用性原则来解释的，人的道德品质和更高的智力是这个世界的独特现象，自然选择或更广义的演化理论都无法解释感性生命或有意识的生命的起源。再后来，华莱士开始猜测，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或“未知的更高法则”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引导着进化规律服务于更崇高的目标，即帮助人类提升精神和道德品质。华莱士在唯灵论世界里的经历也支持他的这一理论。那些发生在降神会上的神秘现象向他显示，世上仍然存在着“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力量和影响——这是一个更高智慧在这个世界上起着作用的证据。虽然华莱士在他最初的阐述和后来的发展中，都很谨慎地避免使用“上帝”一词，而是用了权力、智慧、力量和影响等。但在达尔文看来，华莱士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理论，重新回到十八世纪传统的神学“创世论”上去。
由于后来陷入了对唯灵论的相信，华莱士往往被指责为误入歧途的科学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华莱士完全是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研究心态参加唯灵论信仰者的活动的。华莱士相信人具有灵性的一面，而且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分析甚至测量。他参加降神会，也在家里对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士进行实验。他不断邀请朋友参加降神会（包括达尔文和赫胥黎），并对他们拒绝前来观看感到失望。对赫胥黎等人而言， “科学的”意味着要根据自然主义的假设研究自然现象，唯灵论违背了这些假设，所以它不是科学，自然不值得去研究和关注。而对华莱士来说， “科学的”意味着研究所有被断言的现象，即使是被认为不可能的或荒谬的现象。因此，华莱士认为自己正在从事一个“人类学的新分支”，而赫胥黎则继续维护达尔文的学说。
相比于达尔文在中国的知名度，华莱士在国人心目中的声望与其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极不匹配。国内的中学生物学教材只字未提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理论的贡献，在科学史的相关论述中，多数时候华莱士也只是作为加速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一书的微末陪衬。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关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究竟是谁先提出自然选择理论、是否存在剽窃和阴谋以及华莱士是否得到公平对待等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科学史学界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不仅肯定了华莱士的独立贡献，而且还引发了重新评价华莱士的热潮。例如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就在《心灵与自然：应然的合一》中指出：“正是华莱士明确将自然选择看作一个保守的过程。他在写给达尔文的信中，解释了他的准控制论模型思想。”贝特森评论说：“如果用华莱士代替达尔文，我们今天的进化论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华莱士比较了带有调速器的蒸汽机与自然选择的过程，所以，整个控制论运动可能会提前一百年就出现了。”如今，华莱士的进化论模型在人择原理和地球盖亚假说的支持者们那里也可以看到。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活跃在博物学领域的业余爱好者多出身于平民阶层和工薪阶层，当时的博物学家“基本上就是石头、化石、枝叶、骨头、人工制品和奇异习俗的收集者和分类者”。科学精英则来自富有阶层，即使不具有贵族身份，也会具有贵族的优越感，他们主要是在书斋里生产各种理论思想。在贵族精英看来，必要的田野调查是令人讨厌和不体面的，这是一个又累又脏的活儿，不仅危险，还包括解剖动物尸体这样令人作呕的工作。十九世纪自然标本的商品化，以及摇椅上的学者与其资料提供者之间单纯的商业关系使绅士阶层更加轻视田野工作。学界甚至还鼓吹，理论生产者和田野调查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劳动分工有助于高雅科学的发展。在田野点，毫无理论素养的工人不会有意识地去挑选可能证实某种理论的证据，因为他们对所找到的证据的含义一无所知；相反，理论家则可以在研究中公正地评价资料，因为他们不会对别人收集来的资料倾注个人感情。所以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在正规科学组织的精英圈子里取得杰出成就的工薪阶层人士寥寥无几，华莱士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华莱士在两次自然科学考察中都收集了大量标本，根据华莱士自己统计，他的马来群岛之行一共采集了12566〇件标本。然而，华莱士超越其同时代博物学家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收集标本，还不懈地探索这些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不仅收集和分类，还试图寻找规律，生产理论。一八五六年，在结束了对巴厘岛和龙目岛的科学考察之后，华莱士发现，虽然这两个岛屿隔海相望（龙目海峡最宽处还不到二十英里），在面积、土壤、地貌、海拔和气候上也基本相似，但岛上的动物种群却全然不同，而且这种差异一直向北延伸至望加锡海峡两岸的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直至菲律宾群岛和马鲁古群岛之间。在此似乎存在一条分界线，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动物种群隔离开来。就这样，华莱士发现了东洋界与大洋洲界的分界线——著名的“华莱士线”（Wallacel ine）。一八七五年，他根据自己对马来群岛地区以及亚马孙地区的详细了解，类推出世界上的动物分布，完成了两卷本的《动物的地理分布》和《海岛生物》。华莱士还首次尝试绘制一张动物地理分區图，以呈现世界各大陆生命进化的多样方式。《动物的地理分布》的出版受到了广泛赞扬，《自然》杂志称之为“动物地理学上第一部完美的专著”。后来，科学家们对“华莱士线”做出许多修正，但其基础性地位从未动摇。直到二〇一三年，一个国际科学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利用最新技术更新了说明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图谱，将自然界重新划分为十一个生物地理大区。该团队的核心成员、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本·霍尔特博士评论说，这是一项“迟到了很久的更新，……在华莱士做出尝试以来尚属首次”。
华莱士对自己捕捉红毛猩猩和天堂鸟的记述令人印象深刻，有学者据此批评，正是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对标本的贪欲加速了世界各地珍稀动植物的灭绝。但华莱士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既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也是惊人的现代式的。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捕猎标本的行为具有矛盾性。当他在多布岛捕到一只王极乐鸟时，这只漂亮的鸟儿激发他产生了复杂、相互矛盾却又富有远见的思考：“这似乎是一个悲哀的选择：一方面，这些如此精美的生物只能在这个荒无人烟、就连进入毫无希望的野蛮时代也遥遥无期的地方生活和展示它们无与伦比的美丽。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具有神奇的结构和美丽的生物只有人类才有资格欣赏和享受。而如果文明人有一天来到这些遥远的海岛，将道德、知识和物质文明带到这些偏远的原始森林，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断定，这将扰乱这里有机和无机自然之间十分和谐的平衡关系，并导致它们消失和最终的灭绝。这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所有生物并不是为人类而创造的。”（340页）最后这句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生态学家才会说的话。
经过启蒙运动，到十九世纪，进步论哲学成为根深蒂固的理论范式，书斋里的社会科学家都假定世界各地的人类发展遵循着一种固定不变的线性进步阶段，并依此来处理传教士、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们从各地获取的资料。在他们看来，对于任何特定民族的知识空缺，都可以用处于相同进化阶段的其他民族的资料进行填充。华莱士也是一个坚定的进步论者。“如果世上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运用连续性或发展的伟大规律加以说明，那就是人类的进步。在从野蛮前进到文明的过程中，社会必须要经过某些阶段。其中一个阶段就是某种形式的专制，如封建制度或者是奴隶制度，或者是一种专制的父权管治。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绝不可能跳过这个过渡时期而从完全的野蛮状态直接进入到自由的文明阶段。”（197页）
华莱士在洛鲁坎（Rurukan）看到当地土著的生活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惊人进步，他认为这完全归功于荷兰人的管理制度，他称这套制度为“父权式专制”，并且用发生在学校和家庭里的管教进行类比。也就是说，“野蛮人”就像孩童一样心智和道德发育不足，他们无法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事，也不配享有决定的自由，他们必须由“文明人”带有强制性地管教。不仅如此，“已开化人群在教育、勤奋和惯常行为方面都优越于那些野蛮人的生活。当一个野蛮人认识到这些习惯之后，也会自认不如。他会钦佩那些文明人取得的骄人成就，只要不过分地干预他的怠惰、激情或偏见，他也将会自豪地采纳这些习惯。”这是一种多么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优越论！
不过，在马来群岛与另一些土著族群的相遇也确实动摇了华莱士心中的“野蛮”与“文明”二分。在龙目岛，华莱士为当地的农耕系统所震惊。“现在我第一次充分见识到了世界上最为奇妙的农耕系统，……当我骑马经过这片令人惊讶的陌生田地时，几乎很难相信，在这个偏僻且不为人知的小岛上……竟然有数百平方英里高低起伏的土地被这样巧妙地开辟为层层梯田，人工灌溉水渠纵横交错，每一块田地都能随意浇灌或排水。”（126 页）他在一封寄回家的信中评论说：“我越经常看见未开化的人们，就能越好地思考人类的整体本质，在所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也似乎在消失。”
《马来群岛》的結尾部分，华莱士甚至试图用“野蛮”社会的平等主义来纠正当时西方社会日渐严重的阶级分化：“在那些处于文明极初级阶段的人们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到达完美社会状态的途径。我曾在南美洲和东方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法律和法庭，但村里的公共意见都能自由表达。……在这样的社群里，一切都是平等的。那里根本没有教育和无知、富有和贫困、主人和奴仆的巨大差别，这些都是我们文明社会的产物。那里也没有普遍的劳动分工，这种劳动分工在增加财富的同时也会造成利益冲突。那里也没有激烈的生存竞争或财富竞争，这种竞争在人口密集的文明国家却是在所难免的。”（456 页）接着他批评说，虽然西方社会在智力上的成就已远超野蛮阶段，但在道德上却没有共同进步。他认为应该承认欧洲文明的失败，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更加彻底地训练和发展我们天性中的同情心和道德才能，没有让它们更多地影响我们的司法、商业和整个社会组织。从社会整体来看，比起相对较高等级的野蛮民族，我们并未有过什么真正的或者重要的优越性”。
这一稍显夸张的结论带有原始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但它明显来源于华莱士通过观察和直觉而得出的核心思想：人的智慧，特别是道德观，与人的生物构成是不同的。他与达尔文的分歧在此已初露端倪。华莱士始终相信快速的社会进步是可能的，适者生存原理可以与更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品质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对他来说，适者生存是动物世界自我改进的一种方式，但这一过程在人类身上受到了抑制，因为人性会激发我们去挽救那些弱者和受害者。这种品质虽然与我们的身体甚至智力发展相对立，但却是人类道德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正是这种品质使人成为“人”。
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结尾部分尽情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类社会、对于文明的未来的思考。这样的篇章安排耐人寻味。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旅行首先是为了采集动植物标本，回答物种如何分布和演变的问题，但在和当地族群接触的过程中，他对人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并把自己渊博的科学知识与深刻的社会分析结合在了一起。在其后半生，他积极投身于土地国有化改革运动，不断地为那些被边缘化的底层人群、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流离失所的农民的权利而斗争。华莱士在自传中宣称：“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类的最高法则是正义。所以我把‘纵使天崩地裂，也要伸张正义’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每个人都能为共同的善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所有人享有平等的福祉而自愿组织劳动’。这就是绝对的社会正义，就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因而，它是所有真正的社会改革的指路明星。”（My Life ，329 页）华莱士在马来群岛丛林里寻找标本的形象也产生了重要的文学影响。据说《马来群岛》是康拉德最喜爱的枕边书，他在小说《吉姆爷》的创作中利用了很多华莱士的背景资料，并在商人和昆虫学家斯坦身上重现了华莱士捕捉到一只蝴蝶时的激动心情。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撰写的童话小说《水孩子》里，那个鼻头上架着眼镜，一手拿着捕虫网，一手拿着个地质锤子，倒着奔跑的巨人科学家几乎就是华莱士的翻版。华莱士还曾出现在著名小说家毛姆的短篇故事《尼尔·麦克亚当》里。二〇二三年是华莱士两百周年诞辰，逝世一百一十周年，谨以此文向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致敬，祈愿他那纯粹的理想主义在今天仍能激励着我们。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 land of the orang-utan and the bird of paradise，a narrative of travel with studies of man and nature . Alfred Russel Wallace.London：Macmillan and Co.， 1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