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林:大历史观下的古埃及与周围地区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13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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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林  

 

西亚北非是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为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赫梯、米底、亚述、波斯等古文明提供了广阔舞台,上演了古代世界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大剧。这些文明社会的人民通过辛勤的劳动,运用闪光的智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成就,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知识不断累积、学科不断分化,西亚北非这个古代世界大舞台被区隔为若干场域,这些古代文明被日益专业化的三级学科和四级研究方向分头领取,埃及学、赫梯学、亚述学、苏美尔史、阿卡德史、巴比伦史、波斯史、努比亚史、利比亚史等成为研究该地区文明进程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在各自学术领域精耕细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各个古老文明的历史面貌越来越清晰。然而,当我们想了解古代西亚北非地区文明兴衰的全貌时,却发现大多数论说是以某一文明的历史为主线,专注于揭示单一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乃至消亡的路径,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冲突只是某一文明某个时间节点上的背景或诸多因素之一。这与学科体系的分化有关,也与研究观念的运用关系密切。

古埃及是古代西亚北非乃至东地中海地区最早步入文明的古国之一,也是该地区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是这一广阔地区各文明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在场者。本文以大历史观为指导,以古埃及同周围世界的关系为切入点,回顾其研究观念及其应用的不断转向,鸟瞰西亚北非乃至东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样态,剖析文明交流互鉴之于地区文明兴起发展的推动作用,探析文明对抗冲突之于文明衰亡的内在机理。

一、研究观念的不断转向

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释读象形文字成功,找到了打开古埃及历史迷宫的钥匙,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国家的学者投入到埃及学的研究当中,重点在于发掘古埃及遗址、描绘古埃 及遗存、重构古埃及王朝史。这些国家的学者们,如商博良、卡尔·理查德·列普修斯(Karl Richard Lepsius)、加斯顿·马斯帕罗(Gaston Maspero)、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埃及遗址发掘、历史重构中做出了贡献,但都认为“埃及及其宝物都是西方的祖传遗产”,将埃及考古发掘的文物大批量地运往欧洲,成为19世纪欧洲几个大博物馆创建的第一动力和收藏的第一批文物。这种殖民掠夺的心态和做法直接影响了学者对埃及文明发展历程的判断。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皮特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发掘古埃及早期遗址时,发现了很多具有亚洲元素的文物,如那尔迈调色板上的怪兽和亚洲的陶器,直接认为古埃及早期文物由西亚人制作,埃及早期文明由亚洲人创造。

20世纪上半叶至60年代,欧美学者逐渐放弃了埃及文明由其他文明创造的假说,但随着文化传播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的盛行,又夸大了埃及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英国文化传播论代表人物G. 埃利奥特·史密斯(G.Elliot Smith)把埃及文化视作世界文化的中心,世界其他文化都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古代埃及国家实力的角度,思考作为相对强大的古文明的埃及对相对弱势地区的征服和统治。

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的新史学深深影响了埃及学,埃及考古发掘成果越来越丰硕,学者们把中心边缘理论引入埃及学研究领域,站在以埃及文明为中心的学术立场,从埃及内部寻找古埃及文明发展兴衰的原因,探索古埃及文明对周边不发达文明的影响,甚至探讨对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近些年,学者们深入反思19世纪和20世纪以欧美文化为核心的学术模式,打破了以某一个文明为中心的理念,不再坚持埃及对外征服的帝国主义立场,往往根据考古发现成果强调综合多种理论模式、从多个维度探讨古埃及文明与周围世界的互动。

经过30多年的学术积累,我国学者也从埃及文明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角度,积极探索古埃及文明兴衰问题。其中,郭丹彤集中研究古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物质、文化和宗教交往,认为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交换了各自的文明成果,促进了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各民族间的融合。金寿福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本土原生文明,但受到埃及以北和以南两个方向的影响,在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内生和杂糅的特点。

尽管国内外学者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学术观念的变迁而不断转变方向,但基本上围绕古埃及文明兴衰这条主线展开。他们探索古埃及文明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学术观点,推动了埃及学发展。然而,关于相同时空下古埃及文明和周围地区的兴衰与文明交流方式的关系,学界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

二、古埃及同周围地区的交往

从大约1万多年前开始,埃及的地理位置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位于非洲东北角,通过西奈半岛与亚洲相连,北接地中海,南邻努比亚(Nubia,今北苏丹),西面是广袤沙漠并与利比亚接壤,东面是丘陵化沙漠且与沙特阿拉伯隔红海相望。尼罗河自南向北穿越整个埃及,形成埃及的中心地带。尼罗河流经的地带构成埃及的主要居住和农业区,约占整个埃及国土面积的3.6%,其余约96.3%的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沙漠。东西沙漠是埃及天然军事屏障,可有效保护埃及中心地带,使尼罗河河谷少受或免受军事袭击。正是因为埃及拥有这样的地理条件,有学者认为古埃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是一个保守的古国。但目前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显示,古埃及并没有因为东西沙漠的天险而与外界隔绝,恰恰相反,埃及自前王朝时期(Pre-dynasty,约公元前4500—前3000年)就与周围世界有着程度不同的交往。事实上,在整个古代历史上,埃及与亚洲、非洲、东地中海的很多文明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交流。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在埃及文明逐渐形成的前王朝时期,陶器制品、建筑形式、文字符号、艺术特点在埃及和西亚迦南地区都有发现。围绕着这些考古发现,学者们展开了长期争论,目前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两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着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往来对两个地区的文明形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亚洲人不断向埃及渗入,在第二中间期(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希克索斯人(Hyksos)在埃及建立王朝并统治三角洲地区。他们采用了埃及传统的统治方式,也带来了西亚先进的复合弓、青铜短剑、改进的剑和盔甲以及马拉战车,一定程度上为古埃及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元素。无论从埃及国王的战争记录来看,还是从阿玛尔那书信来看,甚至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约公元前1567—前1069年),埃及在迦南地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都进行过战争,尤其对迦南地区实施过统治。虽然关于埃及对迦南地区的统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仍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埃及对迦南地区统治强化的时候,迦南地区表现出弱化的现象,当埃及统治弱化时,迦南地区则表现出发展倾向;同时,埃及与赫梯的长期战争大大削弱了两者的国力。埃及在新王国结束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赫梯也很快衰落下去。亚述、波斯继之而起,逐渐成为统治西亚北非地区的强大王国。

在非洲,西部沙漠的利比亚人与埃及文明几乎相伴始终。利比亚调色板(Libyan Palette)、那尔迈调色板上的场景,或许表明早在埃及文明形成过程中,利比亚人就是埃及人重视的敌人。古王国(Old Kingdom,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和新王国时期,对利比亚人的征服是古埃及国王的重要军事活动。到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Ⅱ)时期及其以后,利比亚人作为俘虏大量进入埃及社会。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Ⅲ)在其统治的第5年,抵抗利比亚人的进攻,取得胜利。杀死敌人12535人,至少将1000名俘虏带回到埃及,并令他们服役。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11年,利比亚人在其他沙漠部落的支持下,出现在埃及边境,拉美西斯三世对其给予严厉打击,杀敌2175人,捕获俘虏2052名和妇女儿童558名,还获得大量战利品。其后,利比亚人在充分吸收古埃及文化之后,成为古埃及社会的重要族群,在第三中间期(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约公元前1069—前664年)建立起第22、23、24王朝,统治埃及300多年。

在南方,埃及人的非洲邻居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在努比亚(Nubia)主要有族群文化A(A Group)、族群文化C(C Group)、科尔玛文明(Kerma)、平底墓文化(pan-grave Culture)、库什王国(the kingdom of Kush)、巴拉纳文化(Ballana culture)和布莱米亚人(the Blemmyes),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主要有前阿克苏姆文化(pre-Axumite cultures)和阿克苏姆文明(Axum civilization)。大量考古发现表明,前王朝和早王朝(Early Dynasty,约前3000—前2686年)时期的埃及人已经与努比亚的族群文化A(约为公元前3500年—前2800年)进行常规贸易。族群文化A与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几乎同时发生。古王国时期,下努比亚(Lower Nubia)地区的族群文化A或许被埃及人驱赶到了上努比亚(Upper Nubia)(第三瀑布至第四瀑布),也有可能是受到古王国时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努比亚族群文化A向第二瀑布以北移动,但从哈尔胡夫传记和考古发现来看,古王国时期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始终进行贸易往来,或许有时并非友好的贸易关系。在第一中间期(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努比亚地区出现了很多小国家,很多努比亚人散布于埃及各地。在中王国(Middle Kingdom,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和第二中间期,下努比亚的科尔马作为埃及与努比亚人的贸易中心而繁荣发展起来,并把埃及人赶出了下努比亚,控制了贸易路线。新王国时期,埃及人控制了远达第四瀑布的整个努比亚地区,多次实施对努比亚的战争,在努比亚地区设置实施实际统治的埃及总督。当然努比亚人在埃及的长期统治下进一步了解了埃及文化。在第三中间期,下努比亚出现了一个那帕塔文明(Napatan Civilization),并征服埃及,建立了埃及的第25王朝,统治埃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普撒美提克二世(PsamtekⅡ)把努比亚人赶回去,攻击了那帕塔,下努比亚进入后那帕塔时期,但努比亚人对埃及文化的记忆一直保留下来。在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与努比亚地区的麦罗埃文明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埃及人对北方的地中海非常重视。据统计,从第5王朝开始,埃及人在各种记录中提到wadj wer这个词达300多次,在与岛屿联系起来时,基本上指的是地中海。这说明古埃及人对地中海是很熟悉的。然而,关于埃及与地中海地区交往的证据始终相对有限。爱琴海岛屿和埃及的考古发现、阿玛尔那书信提供了一些证据。戴尔·埃尔-达巴(Dell-el-Daba)的某些壁画片段体现了爱琴文明的绘画特点。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地物质交流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拥有爱琴文明绘画技术的匠人在埃及作画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个发现表明埃及文明与爱琴文明存在往来。从图特摩斯三世(TutmosesⅢ)至阿蒙霍特普二世(AmunhotepⅡ),底比斯的坟墓墙壁上出现了来自爱琴文明的外交礼物,进一步证明了埃及与爱琴文明的交往关系。从希罗多德的记述来看,埃及人与希腊人的交往有着长久历史,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影响深远。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人统治埃及近300年,使古老的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相互融合,表现出希腊化文化的特点。

三、交往方式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考察和梳理,不难发现,在古代西亚北非地区以及相毗邻的东地中海地区,与埃及文明共存的,还有很多文明。这些文明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创造了灿烂文化成就,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文明姹紫嫣红、绚丽多彩,均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诠释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同时,古埃及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都离不开与周围世界的交往交流,周围世界的兴衰也与古埃及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个广阔地区的各个文明,都没有完全独立于其他文明而前进,或多或少都与周围文化或文明进行着各种交流。物质交流是首要的,是由各个文明资源种类和数量的有限性决定的,也是由不同文明社会人们的共同需求推动的,这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古代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候,西亚北非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进行着和平的贸易往来,进行着各自所需的物质交换,并客观上推动了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文化信仰的交流和交融,使相互交往互鉴的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古埃及文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努比亚、利比亚、西亚、地中海各个文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贡献,古埃及早期文明中的西亚和努比亚文化元素、埃及社会精英使用的黄金、珍贵木材、宝石等都是这种外来物质和文化影响的见证。同样,其他文明也在与埃及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获益匪浅。利比亚人融入埃及社会并长期统治埃及,离不开埃及文明的浸润。努比亚人占领埃及并实施王朝统治,同样离不开埃及文化的长期影响。可以说,正是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使西亚北非乃至东地中地区的文明色彩更加绚烂多彩,使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社会更加内涵丰富,使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不断加快。文明因交流而五彩斑斓,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动力。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一路凯歌,而是充满荆棘和坎坷。从很大程度上讲,历史进程中的艰难不易与文明的冲突对抗有着密切关系。为了抢夺资源,为了争夺霸权,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西亚北非乃至东地中海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曾发动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战争场面相对惨烈、结果影响相对深远的战争。埃及为了与赫梯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霸权,展开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结果是双方都没有从战争中获得发展机会,反而双双衰落下去,并最终成为后起强大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对象。努比亚地区长期是埃及文明的财富供应者,不断遭到埃及统治者的征服和统治,但最终努比亚人统治了埃及100多年。波斯帝国发动对希腊城邦的战争,最终倒在了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征伐大军面前,埃及也一度成为希腊马其顿人的领土。这些历史事实都向我们诉说着一个基本教训:任何想用战争等强制手段来实现一己之欲的做法都不会取得成功,甚至反受其害,也会给无辜的人民和宝贵的文明带来灾难。

总之,同时空下古埃及文明与周围地区的交流互鉴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以野蛮的方式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和平弥足珍贵,发展大势所趋,繁荣民之所向。无论跨越多少个世纪,无论变换多少个时空,和平发展繁荣都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追求。

(作者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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