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承雍:两大文明的对接与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60 次 更新时间:2023-07-17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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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  

二0二二年注定要载入史册,国内外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焦虑的一年里,随着时间碎片散去,我开始关注近几年比较受人热追的课题——波斯伊朗。亚洲西南部的伊朗与中国隔着千山万水,但两大文明之间早就有着对接和互动。

近年来对伊朗历史感兴趣且用力甚勤的学者成果颇丰,可见李零的《波斯笔记》、林梅村《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等,还有早已读过的行走史学图书,以及其他介绍波斯文明的书籍线上线下书店都有不少展示。至于与中国历史紧密结合的萨珊波斯历史,著作还不太多,而韩香教授《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界与读者渴望了解波斯与中国交往历史的愿望。

一、定位萨珊,对接波斯

公元三至七世纪,萨珊波斯是亚洲西部最重要的强大力量,与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其版图鼎盛时,西起土耳其,东至印度河流域,北至高加索,南达波斯湾。亚非欧交汇地区都留有其文化交流的遗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珊波斯时期关于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宗教哲学思想,对不同地域的人们产生过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韩香研究萨珊波斯,主要是采取比较的视角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在胡汉交错的历史光影中,展现出新的定位和融通之路。

在关于中国研究萨珊波斯的文献梳理中,她主要依賴的是汉文文献。本书关注到萨珊波斯亡国后与唐朝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难攻的关隘课题,因为汉文史书记载简略,不知来龙去脉,作者在前贤着力解读的二十世纪初洛阳出土的《阿罗憾墓志》这件碑志文献的基础上,继续推测阿罗憾是王族子弟,可能是波斯王胡斯洛二世孙,曾追随末代王主伊嗣侯三世的儿子卑路斯一起活动,被唐高宗任命为“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阿罗憾的“招慰”工作,实际上是收揽萨珊波斯被大食打散的旧部,为卑路斯复国招兵买马,期冀能打回去,恢复萨珊波斯帝国的荣耀。至于拂菻“诸蕃”,范围很大,拂菻是与萨珊波斯关系密切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几个世纪里双方时战时和,相互间各个领域的渗透极深,疆域边界常有变动。唐高宗时期其“西界”究竟在哪里恐是一个难题,有人将其定为吐火罗,在没有波斯文献的证明下,主流学界并没有认可。作者赞成这一不确定的看法,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波斯被大食吞并后,裴行俭护送其国王子泥涅师师返国,并于仪凤四年(六七九)乘机平定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后,“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旧址发现的汉文残碑,并不是裴行俭撰写的纪功碑,而是杜怀宝为怀念父母悼亡所立的祈福碑(我在吉尔吉斯斯坦斯拉夫大学博物馆现场看过),并作为中、哈、吉三国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品赴香港展出。但由于研究文献很少,很多原来判定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二、叙事多彩,阐述多元

本书既关注大领域又着眼于小语境,不是停留在静态的政治制度层次,而是走进交流的大格局中,分析潜伏在泛黄史料背后复杂的历史进程,探讨异域物种物品的输入。

作者重点讨论了汉唐时期鸵鸟及鸵鸟蛋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境内自古以来没有这么大的鸟类,而古亚述雕刻上就有狩猎鸵鸟的浮雕,古波斯银盘、印章上常有帝王追踪狩猎鸵鸟的场面,西汉上林苑接受西方进贡的“大雀”,隋代接受波斯“大鸟卵”,都是指鸵鸟及鸵鸟蛋。唐永徽年间“鸵鸟”名称正式出现,作者认同这是中古波斯语的译名,并对关中帝陵鸵鸟石刻和新疆焉耆出土七鸵鸟纹银盘等做了分析。唐人很珍视鸵鸟这种珍禽,可是中唐后很少见了,宋代只停留在史籍传闻上了,直到几百年后的明代才又出现。

中古胡人驯狮现象与唐五方狮子舞,是作者重点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学术界写狮子与研究狮子传入历史的文章较多,作者另辟新径把视点集中于各个王朝的“献狮”是否来自波斯,并收集了胡人狮子扁壶、石堂童子戏狮浮雕、胡人驯狮石灯、造像碑狮子护法等艺术形象,说明随着贡狮而来的胡人成为唐人熟悉的形象。而唐代称为“五方狮子舞”的假面舞狮活动,也是作者关注的现象,龟兹乐中一个狮子配十二个狮子郎,也即舞狮者,他们戴红抹额,穿画衣,手执红拂子,与太平乐中穿昆仑服饰的狮子舞者不同。作者因而推测,不同的狮子舞者,一个是天竺南海系统,另一个是西域系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作者还对古代中东及萨珊波斯的帝王狩猎狮子图像做了题材的归类,将帝王宴饮卧狮助兴、狩猎人狮搏斗、驯狮观赏戏耍等娓娓道来,结合近年来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等石椁上的浮雕石刻画,论述了当时流行的驯养狮子和狮子舞不仅是丝绸之路上流行的艺术图像,也是中西文化融合后百姓喜闻乐见的产物。

中古时期外来物品传入中国的不计其数,如香料、宝石、玻璃器、金银器以及织锦物、名酒等,作者选择了“波斯锦与锁子甲”作为代表性课题进行研究。长期以来,“波斯锦”与“粟特锦”不容易区分清楚,史书上和敦煌文书记录的“波斯锦”又称为“胡锦”和“番锦”,圆环形联珠纹的对兽、对鸟纹饰就被定为波斯锦,在中亚粟特地区发现大量这种样式的织物,公元五世纪传入中国在西域流行,但是专做波斯文物研究的意大利康马泰教授认为,萨珊波斯并没有生产联珠纹织锦,这是粟特人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粟特锦”。作为贸易商品或作为外来贡品的“波斯锦”,在吐鲁番文书中多有记载,从出土实物来看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金银线交织的锦缎,有的是锦叠丝绵混纺的织物,既有华丽的锦袍,也有平素的衣饰,一般只要是联珠纹式样都被定为“波斯锦”。随着对舶来品与仿制品研究的逐步深入,作者认为吐鲁番、敦煌发现的织锦绝大部分应归于转贩的粟特锦,而大食进献的金线锦袍才是波斯锦,这个区分很重要,也是复原历史真实的进步。

锁子甲作为作战护身的金属装备,防护效果堪与铠甲的防御相提并论,开元六年(七一八),康国国王向唐朝贡献过锁子甲,但是锁子甲起源众说纷纭,有说公元前五世纪黑海就有,有说斯基泰人已经装备了铁锁子甲,也有说中亚游牧的西徐亚人战斗用锁子甲护身。国家军队使用锁子甲,可能最早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军队装备了铁甲片编缀鱼鳞甲,萨珊波斯浮雕等都出现了重装铠甲骑士的帝王形象。八世纪吐蕃军队流行的锁子甲据说来自波斯,唐朝袭破吐蕃时曾缴获过锁子甲,可是军队大规模使用的究竟是锁子甲还是铁甲胄?通常一名铁甲重装骑士至少配备三四匹马,还配有随从副兵,给养过大,因此士兵应该大多还是使用皮甲胄。二0一九年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慕容智墓出土的铁甲胄,再次证明当时只有王一级贵族才有这种护身装备。唐代诗歌中描写锁子甲、金锁甲的诗句较多,实际是闪金色的黄铜,自己制造的甲具与波斯锁子甲还有差别,真正在战场上使用才是检验的标准,不过金属小环套扣的波斯锁子甲与其他材料制作的铠甲相比,究竟哪一个实战效果强、影响大,还得慢慢研究。

三、舊雨新知,目光中亚

中古时期,宗教领域在佛教“中国化”外又有异军突起,就是波斯祆教、景教、摩尼教相继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宗教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作者认为很少有人从波斯文明的角度探讨外来宗教,所以她从琐罗亚斯德祆教成为波斯国教开始讲起,论述祆教的主神阿胡拉·马自达造像、中亚出土的“盛骨瓮”、撒马尔罕的壁画等,说明正统琐罗亚斯德教在东传过程中的变异。她特别提出祆教东传过程中与佛教相互借鉴,长安城内祆祠就与佛寺同处一坊,不少中亚祆教徒转为佛门弟子,这是今后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

出自萨珊波斯泰西封的摩尼教,传教屡次遭遇挫折,不仅在波斯本土遭到禁绝,在中亚地区也承受很大压力。作者关注西域作为摩尼教东传的重点地区,通过古突厥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大夏文等多种文献残片,说明中亚各个民族都曾流行过摩尼教,并认为摩尼教壁画反映出其绘画艺术风格受到中世纪细密画的艺术影响。摩尼教东传过程中大量吸收了佛教和其他宗教文化因子,但是来自波斯本原的二元论始终存在。可是摩尼教在唐朝传播也遭到统治者的禁止和打击,虽然借着中唐后长安洛阳的回鹘风靡一时,但终究没有成气候,会昌法难被取缔后走向衰落,变异为民间宗教的末流。

作者认为唐代传入的景教应源自波斯,是具有浓厚波斯血统并受中亚西域等地文化影响的宗教。实际上,聂斯托利派景教的产生与叙利亚基督教东方教会有着明确关系,也是国际宗教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公元四三一年以弗所大会被罗马帝国判为异端后,进入波斯境内发展,借着波斯与罗马时好时坏的空隙活跃了一个时期,但是景教作为东方教会的一支始终以叙利亚文及其组织机构活动,即使从中亚、西域进入中国后,还接受叙利亚总主教的联络与任务。景教在波斯受到拜火教影响,传教士一度可以娶妻生子,时间很短,也就半个世纪左右,保持基督教正宗信仰和教规还是很严格的。至于景教徒是否公开在汉人间传教,或说唐代景教发展更多是由波斯人来维持,从洛阳出土景教经幢记载文字来看均有讨论商议的空间,所以说景教是带有浓厚波斯血统的宗教,或许不完全接近历史事实,需要进一步探讨叙利亚东方教会传播发展的来龙去脉。

四、切口多端,钩深致远

来自萨珊波斯的造型艺术经过千山万水的传播,在中国落地开花,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人们在工艺美术方面,吸取了波斯玻璃、金银器、织金锦(波斯语nas i j)及其他制作工艺,创造和仿造出了许多引人瞩目的工艺品。作者从多处切入具体事物,聚焦钩稽。

比如作者用了很大篇幅论述来通角杯,这是一个众多学者讨论过的老课题。尤其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美索不达米亚就有角杯的雕刻,希腊文明时期又在地中海地区流行,公元前五五0至前三三0年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来通角杯风靡伊朗高原,古波斯多处遗址发现出土有各种动物兽角造型的金银来通杯,而且设计还要保持平衡直立效果。高档的来通杯应属于宫廷之物,一般的来通杯则可能是上层阶级使用。需要辨别的是,有流口的来通杯较多用于饮宴,没有流口的来通杯往往是用于祭祀等仪式,喝酒的角杯普遍小,祭祀的角杯比较大。作者认为体积较大的来通角杯不是实用器皿,可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礼器,这个判断是对的。从罗马壁画来看,来通杯常常是贵族生活宴饮的必需品,至于说中国人不习惯胡人饮酒习惯,将来通角杯器型改造成三彩流嘴向上,恐猜测过度,它们本身就是两种器物。关于奢华用品艺术元素中有一些起源观点新近屡被修正,许多萨珊银器实际是粟特人生产的,属于中亚定式的。但来通杯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一直是悬挂在学界关注的图像源流上的问题。

客观地说,中国学者研究波斯,在语言方面有着很大的不足,面临着语言学上的挑战,波斯语由于萨珊波斯扩大版图而在帝国殖民境内广泛流传,文书与史料的书写因语言不同而记载各异,常常让人望而生畏不敢承接研究课题。粟特语作为中古伊朗语系一支,经过粟特商人传播,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国际交际语,波斯语与粟特语混合着介入汉语。许多器物的名称经过传播变异,我们已经很难破解了。

五、东风西渐,华族因素

双向交流研究中,中华文化在异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涉足的弱项,外来的文化与文物我们研究得很多,但是中国文化向外域的拓展却常常隐没不彰,语言的障碍、史书的缺载,以及大量实物不公布的困难,都使得我们丝绸之路的研究呈跛脚鸭状态,一些老先生曾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例如中国纸张对波斯的影响,中国的纸张是如何通过北方草原民族柔然传输过去,并成为萨珊帝国官方发往各地公文的首选用品的?其不仅代替了羊皮纸,而且便宜好用。中古时代中国人向西出行,与中亚、西亚的往来中,中国文化因素究竟有多少渗入其他民族,除了常说的丝绸、漆器、铁器、瓷器等高端商品,麝香、樟脑、肉桂等香料在波斯、阿拉伯也深受欢迎,还有貂皮、皮革(马鞍)等。目前阿拉伯文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物品的记录、公文里发现十三世纪晚期“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钤印,以及大量来自中国瓷器的纹饰,都需要通过语言解读深入发掘,最终将那些幽晦不明的文化物品一一呈现出来。

作者尝试做了一些梳理,摩西《史记》、马尔科姆《波斯史》、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列王纪》都提到了中国的故事,虽然并非信史,雪泥鸿爪也反映了中古东方古国在外部的传说。她还收集列数了中亚碎叶仿效唐长安城、撒马尔罕壁画的唐人贵族形象、片治肯特壁画中的唐代妇女、木鹿城(土库曼马雷)出土的唐宋瓷器、尼沙布尔发掘的唐三彩、戈尔甘出土的唐代海兽葡萄镜,等等,虽然有所遗漏,可是将目光投向域外,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碰撞与融汇的交集,不管是物质文化的交流,还是宗教思想的传播,以及造型艺术的痕迹,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阅读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一种很愉快的享受,既回顾已经消失的历史,又在不经意间直接切入当下现实。韩香做的研究工作有些像文物修复师所做的工作,将埋藏在地下历经几千年的散架文物还原出完整形体,使人们能看见逼真的场景。特别是一些冷知识,更会打开读者的思维。韩香多年来沉浸在中外关系的历史氛围中,对历史有自己的感悟,既有客观冷静的独特眼光把握历史,又要避免虚无主义和娱乐主义对历史的幻化。

毋庸讳言,对于新领域的研究,总会有一些不足,也会有一些失误,因为跨学科涉及多种专业知识,一个人不可能全都掌握,只用汉文史料也会带来分析的偏见,图版的阙失也会使图书减色。但是只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做详实有据的史料梳理,并以一以贯之的微观角度,就能徐徐展开一个萨珊波斯的全景。期望作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有所成。

(《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韩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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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2023年7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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