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了两个关键词：不确定性和复苏。“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当前美欧均面临着三大任务：反通胀、防衰退、稳金融。近期海外金融风险事件较多，如硅谷银行破产、瑞信事件等。同时全球正面临泛安全化的趋势，全球经济运行的逻辑开始改变。之前的经济运行是效率逻辑，现在的经济运行是安全逻辑，许多国家甚至提出了本币交易的构想。各国从效率竞争转向安全竞争，全球经贸的底层逻辑发生变化，国家和企业的行为方式正在发生质变。
谈及国内经济恢复性增长情况，用“复苏”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经济比较准确，是恢复性增长。复苏不等同于繁荣，如果经济已经达到正常增长，那么可以把后续的状态称为繁荣。从复苏到繁荣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与社会心理预期密切相关。从近期看，居民与企业信心有所上升，但不稳固。一季度人民币存款比贷款多出5万多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3月末增长12.7%，高于人民币贷款增速，存款环比、同比都在加速。捂住钱袋子的倾向仍很明显，存在经济再次收缩的风险。
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是清晰的。但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在现行体制下，地方财政紧运行可能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相悖，即使扩大全国财政赤字，扩大地方债券规模，政策信号传导也会受到梗阻。此外，货币传导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一边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存量增长达到两位数，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边，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在宏观上贷款似乎出现了“空转”现象。为解决货币传导不足，央行创设了另一通道：资金直达机制，即结构性货币政策。目前共有15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其中3项是长期性的，12项是阶段性的。
那么，如何解决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问题？需要先“提效”，再“加力”，关键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为此建议：一是创新宏观调控模式。2008年以来，地方承担的宏观调控责任不断增大。现在我国地方债规模超出了中央债规模，这种靠地方宏观调控的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二是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创新。按照中央改革文件精神，事权、支出责任应当适当上移，避免地方小马拉大车。一些事权履行的空间单元，应根据城镇化、人口分布趋势，调整优化布局，根据不同事权特性在全域、省域、市域、县域之间进行配置，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同时，随着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凸显，辖区外溢性问题越来越多，跨省域的需要中央承担、跨市域的需要省级政府承担，以此类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打破静态的地域基准“跟人走”。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中央地方债务存量越来越大，其利息负担越来越重。这也是地方财政紧运行的重要因素。我国利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依然偏高。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