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该书诠释了十八世纪以来历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提出了一套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理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关于后殖民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但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在《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后续版本中，安德森似乎有意忽略了马克斯·韦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即领袖魅力（克里斯玛）。翻阅《想象的共同体》全书，几乎没有关于领袖与领袖魅力在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的内容。而在安德森的其他作品中，他也多处批评韦伯的克里斯玛理论。在他看来，魅力超凡的领袖似乎对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精英与民众共享一个关于集体的想象。那么，为何安德森轻视苏加诺式的领袖，甚至在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刻意回避领袖魅力对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呢？
先来看《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架构。它开创性地将印刷资本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相结合， 提出宗教权力衰落后，印刷资本主义利用通用语言在大众中传播启蒙思想，促使阅读者集体想象出一个作为共同体的民族，进而塑造了现代民族主义。在一九九一年《想象的共同体》修订版中，安德森修正了他的民族理论。他不再认为“二战”后亚非后殖民民族国家建构仅仅是借鉴了十八世纪末以来美洲与欧洲民族主义的经验，而是强调前殖民地国家的作用。为此，安德森补充了由殖民当局实施的人口普查、地图测绘和考古文博等公共事业对催生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人口普查与地图测绘将殖民地民族的边界可视化地标注出来，再由考古文博等机构强化其历史文化认同；殖民地人民“复制、调整”这些由殖民者引入的启蒙思想，再用广播、图像等手段来塑造自身想象的共同体。此后，在二00七年《三面旗下：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象》中，安德森进一步讨论了电报、轮船等科技的广泛应用对普及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刺激反殖民运动兴盛的作用。
安德森的这些分析推理固然有其合理性，却不经意间隐含着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在他的论证中，亚非被殖民地区之所以能够诞生现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有赖于欧洲启蒙思想的传播、欧洲殖民当局的制度和机构的作用。而殖民地人民在自身民族主义诞生与发展过程中，仅仅是欧洲思想的接受者、殖民统治的被动回应者。他们的主体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带领他们反抗殖民统治的建国领袖的能动性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再来看一下安德森对韦伯提出的克里斯玛议题的理解。韦伯所言的克里斯玛指的是具有超凡品质的个人，类似于汉语中的天降伟人。他将政治统治的支配类型划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他提出，不同于传统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血统、习俗和传统，法理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公众认可的合法程序，如行政官僚等，而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合法性来源于超自然的力量。韦伯的克里斯玛之说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政治因素。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一战”的大溃败之际，曾经的威廉德国威权政体难以维系，而新兴的魏玛议会民主制政体立足未稳。韦伯本人曾经代表战败的德国参加巴黎和会，亲身遭遇战胜国咄咄逼人的羞辱；他还作为文化精英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对新生的民主政体满怀期待，但却亲眼目睹战后德国的政治乱象和经济颓废。这些深深刺痛了韦伯的民族自尊心。他描绘的克里斯玛型领袖意味着“救赎”，是对德意志民族现实苦难和危机的反思，也寄托了韦伯对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殷切期待。
但是韦伯所期盼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并未降临，希特勒的纳粹党兴起于魏玛德国衰败之际，而将整个欧洲带入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故而，战后德国的学术界对韦伯的克里斯玛之说与纳粹崛起之间的关系多持批评之词。与此同时，战后广大亚非拉地区涌现出新兴民族国家，以苏加诺（还有尼赫鲁、纳赛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第三世界魅力型领袖走上国际舞台。随着战后美国兴起的地区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波专注于亚非拉研究的学者。他们从后殖民的视角回应韦伯的克里斯玛之说。其中就包括一九六七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印尼史的安德森。
安德森多次撰文批评韦伯的克里斯玛之说。在一九七二年《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一文中，安德森详尽地反驳了韦伯的克里斯玛，并将魅力归因于爪哇传统权力观的结果，即追随者所处的传统文化决定他们愿意相信领袖具有某种天赋。他以比较的视野深入分析了爪哇式和西方式权力观念的差异。一九八五年，在《再探克里斯玛》一文中，他認为克里斯玛概念不可被滥用，“克里斯玛、克里斯玛型领导与克里斯玛的制度化均起源于古老的世界宗教”，即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这些有着普世关怀的世界性宗教，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韦伯式的魅力领袖往往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他们尽管具有革命性，但却是短暂的、自发的和不可预测的。他批评韦伯所谓的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支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克里斯玛在现代的法理型支配体系中的出现，不过代表了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条件下古老想象的壮观再现”。他坚称只存在两种支配类型，即实质的（subs tant ive） 与工具性的（instrumental / relational）权力观。
安德森对苏加诺的领袖魅力持负面的态度。他认为苏加诺洞悉爪哇传统，极具蛊惑力，善于利用权力话语来操纵听众。正是因为他成功地利用传统思想来动员民众， 才得以建立魅力统治。其骤然兴衰证明，他的领袖魅力是不稳定的且流动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他与希特勒等独裁者一样造成灾难。
为何安德森对苏加诺的领袖魅力如此否定呢？他自己提到了一个重要原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克里斯玛理论已在英文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其含义却产生了位移，变成“通常是蛊惑人心的、非理性的、退步的、阴暗的、危险的”， 而丧失了韦伯最初倡导的“救赎”含义。安德森指出，克里斯玛话语的位移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并不认同韦伯关于制度化、世俗化和官僚化的末世焦虑，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回避了韦伯的救赎主义。二是，克里斯玛常常与当时已经被污名化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故而，克里斯玛祛魅非但没有神圣化，反而遭到妖魔化。
此外，笔者认为安德森之所以如此批评印尼的领袖魅力，亦与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根据他的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他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间在印尼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其时正值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巅峰之际。安德森所见所闻的是一个高度政治化且乱象丛生的印尼。一方面，苏加诺终结了印尼的议会民主制，建立以他自己为中心的集权政体，他的个人崇拜也随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按照安德森在《革命时期的爪哇》一书中的分析，他既钦佩印尼青年展现出的朝气和革命精神，又痛恨政治老人们（苏加诺等人）的政治鼓动和操纵。另一方面，安德森亲身体验到苏加诺统治后期印尼的政治混乱、经济崩溃、人民困苦。在安德森看来，苏加诺治下饱受苦难的印尼社会，实在难以匹配得上苏加诺的崇高威望。正如亨廷顿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指出的，“二战”后兴起的后殖民民族国家，虽然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纷纷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随后不久，苏加诺就在“九三0政变”之后逐渐丧失权柄。苏加诺政治生涯的骤兴骤衰与病逝于软禁之中的结局，也令安德森质疑他的领袖魅力究竟是否存在。
此后，安德森因为撰写《康奈尔文件》为印尼共产党辩护，批驳其发动政变的说辞，而被政变后的苏哈托政府驱逐出境。在此后的二十七年（ 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九年）中他无法再度入境印尼。一方面，这让安德森对印尼的强势总统心生幻灭。在他看来，两任强势总统（苏加诺和苏哈托）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深远的灾难。在《旧国家新社会》一文中，他将苏哈托主政下的印尼比作荷兰统治下的东印度殖民地，强势的苏哈托意味着专制、腐败、苦难。另一方面，驱逐也导致安德森并未能够亲眼目睹新秩序时代苏加诺的领袖魅力在一番荣辱浮沉之后的强势复归。安德森离开印尼之际，新秩序政权方兴未艾，而苏加诺的领袖形象仍处于遭到污名化之后的低谷。此后安德森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印尼的语言、文化。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安德森更加重视爪哇传统权力观的决定性意义。
但是，安德森无法否认的是：在现代印尼国家的建构中，苏加诺恰恰是一位魅力四射、不可或缺的领袖。从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到领导印尼独立建国，发起万隆亚非会议，乃至创制印尼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 他都居功至伟。甚至在他因政变下台、在软禁中病逝后， 其魅力不但未曾消退，反而不断积聚，最终在新秩序后期复归，甚至助力他的女儿梅加瓦蒂带领反对黨实现印尼的政权更迭。时过境迁，苏加诺已经成为当今印尼公认的政治符号，印尼的民主化也已步入第二十五个年头，印尼现任总统佐科维仍属梅加瓦蒂领衔的民主斗争党党籍。而不论执政党、反对党，也不管政见是否相同，印尼当代政党均毫无争议地尊奉苏加诺的领袖地位。可以说苏加诺对于现代印尼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不可或缺。
安德森所谓的爪哇传统的权力观，在经历西方民主思想和革命洗礼之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残留在现代印尼人的意识之中。但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是前所未有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崭新的民族共同体。而革命领袖和民族国家的领袖本质上不同于爪哇历史上的君王，苏加诺终其一生都在竭力为现代印尼存在的合法性而奋斗。犹如“新秩序时代”的幽灵，早已人亡政息的苏加诺却成为当权的苏哈托试图抹黑却无法战胜的对手。苏加诺在身后最终演化为当代印尼独一无二的政治符号，甚至成为印尼国家统一的象征，寄托了关于印尼美好未来的期待，这是印尼传统权力观中的领袖所不具备的功能。
在二00一年苏加诺一百周年诞辰之际，安德森就撰文《加诺兄与苏加诺思想的僵化》纪念之。当时，能够重返印尼的安德森突然发现，此时的印尼人已经完全不再怨恨苏加诺，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苏加诺的狂热崇拜，“仿佛他是神明或君王，而不仅仅是个非凡的常人”。以致安德森忍不住在文中劝告：苏加诺的教条已经过时了，解决不了当下印尼面临的问题，而印尼的执政党（当时苏加诺的长女已经继任总统，她领衔的民主斗争党是执政党）也打着苏加诺的旗号谋利。安德森劝告印尼人：苏加诺的一生是由历史女神塑造的，“他（苏加诺）是如此幸运，他是由他的出生，由他的教育，由荷属东印度史，以及现代世界史共同塑造的，也是由他青年时代甜蜜和痛苦的经历塑造的”。此时的安德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二十九年前否认苏加诺领袖魅力的观点，尽管他仍然对印尼这种领袖崇拜高度警惕，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何尝不是他对印尼的爱深责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