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霖:经济学的良心与市场的阴暗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46 次 更新时间:2023-06-19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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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霖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是迄今为止印度乃至全部发展中国家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获奖时的国籍为准)。因把伦理因素重新带回了经济学的世界,他被公认为“经济学的良心”。一直想写一些关于阿马蒂亚·森的文字,因为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对我影响至深之人,即使这种影响只能通过阅读和思考他的作品而间接获得。迟迟没有动笔的部分原因是我之前已经做过若干关于森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故不愿重复自己。恰值二0二一年,森出版了自传《四海为家》。读罢此书,受益良多,且有了些新的感受,颇有不吐不快之感。

一、经济学为什么应该关注伦理:围绕发展的本质的说明

阿马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原因在于他不仅认为经济学应该关注伦理,且示范了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应该如何合理地引入伦理因素—通过对什么是真正的人及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的重新思考。这只是森的研究的一个子领域,甚至并非其中最受学术界重视的那一部分(诺奖评委会就更看重他在福利经济学而不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贡献),却代表了森的根底性的问题意识。作为一个来自经济落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对低种姓者和宗教少数派充满歧视的国度的学者,森更能理解之于后发国家来说,每个异质个体的自由、尊严和过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才是发展的底层逻辑。

“二战”后,GDP 及其前身GNP 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甚至唯一重要的指标。与GDP 至上的发展观相配合的,是人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中成为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结果导致了经济学发展观的扭曲—物质的而非人类的发展成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标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作品中多次讥讽的抽象掉了人际间有机联系的鲁滨逊·克鲁索模型,森也强烈反对将人的行为特征简单脸谱化,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其实就是“理性的白痴”,因为“经济人”所追求的是没有经历过合理反思的目标(个人偏好本身就可能无价值甚至有害),故物质上满足了自身最大欲望的生活或许并非值得过的生活。同时,“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中已经被设定好的,真实世界中的个人如此行动反而将失去人的“自主性”,而具备自由意志且能够进行反思是人在哲学上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上述处理其实是将人的特征脸谱化,将之降格至与其他生产要素等量齐观的地位,故人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当代的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眼中只是发展的工具(典型代表是“二战”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和以此理论为基础的各类经济增长模型),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这就更加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明确反对针对爱尔兰人的歧视和奴隶制的存在;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关注劳动者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认为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在伦理上可欲,还能够成为经济繁荣的助力。马克思更是从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开始对人的“异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加以批判,进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关于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以人的自由作为发展的经典描述被森在《四海为家》中所引用:“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于是,森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重新唤醒了关于如何认识发展之本质的古典传统,而他的创新是结合了马克思和斯密的思想,森的发展观以人的自由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并且强调人的自由发展既是目的,同时也对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具有工具性价值,且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可以构成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为了将这一发展观落地,森与自己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时的同窗、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Mahbub ul Haq)合作,二人联手创制了人类发展指数。虽然森并不完全满意(森认为把人的发展简化为收入、健康和教育三项指标是远不充分的,且指标的选取应该对公共协商开放而非固定不变),但该指数仍反映了二人“搞清楚这个世界”(《四海为家》中哈克语)的一项努力,是当前GDP 的替代指标中最具影响力者。

森的思想中对发展的伦理维度的关注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远不止于如何理解发展的本质。市场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中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蛋糕”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做大,“涓滴效应”也可以令穷人在此过程中受益。然而在森看来,市场并不会自动有利于穷人,即推动以他们为中心的自由发展,反而可能令他们陷入更加悲惨的生活境遇。在《四海为家》中,森结合个人经历阐释了自己关于市场的阴暗面的認识,以及这种观点得以萌生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

二、市场能够自动促进人类发展吗?从一组对照性案例分析说起

《四海为家》的叙事重点是阿马蒂亚·森的前半生(止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无论是在这段时期还是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森的个人生活史与他的学术史(重要的是他在“两个剑桥”的经历)是相互缠结的,尤其表现为他感兴趣的学术论题多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四海为家》中,森基于自身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而重提了一个印度特色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战”期间,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印度的孟加拉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饥荒(森是这场饥荒的亲历者),与此同时,作为宗主国的英国的营养不良率却在显著下降?且不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什么,问题本身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性就充满了伦理拷问的意味。

孟加拉大饥荒发生于一九四三年,而粮食价格从一九四二年英军在“二战”的南亚战场作战失利后就已经开始上涨了。这场饥荒导致了超过三百万人罹难,成为身处其境的森的童年梦魇。森在《四海为家》中转述了祖母告诉过他的一幅真实情景:一个母亲流着泪把食物塞进自己口中,而不是喂给怀抱里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贫困和饥荒让我们不再是人,而变为了野兽。”在成为经济学的专业研究者后,森开始超越情感转向更为深入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和饥荒,市场在其中起到何种正面或负面的作用?相关成果集中于森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而在《四海为家》中又增添了更细腻的进一步思考。

在森看来,孟加拉的灾难在经济理论上的原因是殖民当局完全搞错了关于饥荒的理论(认为发生饥荒的必要前提是食物的绝对短缺),进而误解了市场的本质和价格体系的原理。英国殖民政府声明孟加拉食物充足,故不会发生饥荒。但是,这种看法只关注食物的供给,却完全忽视了食物需求的迅速增长。“二战”的爆发推动了战时的经济繁荣,盟国军队的大量采购导致需求拉上型的粮食价格急升,随繁荣而来的工资—收入提高又存在人际间的不平衡。城市居民的工资因为繁荣而上涨,农村的农民却仍然只拿固定的低工资。于是,饥荒变成了针对农村低收入者的灾难。此时,英国政府的城市偏向政策令情况进一步恶化,大城市的居民通过配给商店享受价格补贴。人数更多、收入更低的农民却只能独自承担市场上飞涨的粮价。甚至在饥荒的后果已经明显非常严重时,英国驻印的殖民政府仍然繼续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并实施了信息封锁,因为一切要为战争服务,当局不希望任何关于饥荒的新闻影响到资源向军事需要的倾斜。这倒是颇为类同于当今主流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的论述就颇具代表性—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灾害期间的物资短缺的处理意见:自由放任。因为市场会对短缺所造成的价格上涨做反应,物资会随之流向发生了短缺的地区。这种政策建议完全不考虑战争、交通困难、恐慌等原因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

森所描述的孟加拉的市场阴暗面和公共治理失败让人不禁回想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孟加拉人民的贫苦处境的义愤填膺:“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经大大减少,因而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该国指定用来维持贫困劳动者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而这种减少是统治者对孟加拉的“压迫和压制”造成的,因而更像是一场借助于市场的阴暗面人为制造的灾难。

作为对照组,在孟加拉地区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宗主国英国的国民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却出现了陡降。森将英国在战时的成就归功于福利国家的诞生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受瞩目的发展事件。但问题是,孟加拉的人类发展失败和英国本土的人类发展成就何以同时发生呢?森将之归因于战争令英国人更好地认识到了相互扶持的重要性,从而有意识地用公共治理的手段—典型的就是福利国家政策(其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分配时的需要原则)—来纠正市场的阴暗面。“二战”期间英国的食物明显短缺,却没有如市场的一般原理所预测的那样发生饥荒,因为政府通过配给制和价格控制等制度安排建立了一个更加平等的食品分享体系。作为战争的积极遗产,关于分享的文化共识的形成令政府的这项工作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期冀放弃市场而实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曾经给人类的发展和福祉带来了巨大损失,故即使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盛行的今日,任何放弃市场的主张都是一种经济理论的无知和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市场绝不完美,其大有自身的阴暗面。市场的阴暗面不仅是市场失灵(如微观上的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宏观上的经济波动)所结出的恶果,更是市场有效时的善恶之别。森所描述的孟加拉大饥荒是市场阴暗面的一种表现,马克思、皮凯蒂等论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或严重分配不均则是另一种表现。哈耶克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中曾经警告:人类不要假装有知识,即不要自以为可以凭借自身有限的理性和知识来取代市场。森的研究则告诉我们:人类在面对市场的阴暗面时的两种无知—真的无知(殖民政府对市场供给充足时发生饥荒的可能性的错误估计)和假装无知(殖民政府在饥荒已经爆发后的无所作为)—也是灾难性的。

三、阿马蒂亚·森对市场的伦理反思的中国意义

森的名字“阿马蒂亚”(意为“来自天堂之人”)是由获得一九一三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所起。无愧于名字中所蕴含的美好祝愿,森或许是这个时代在世的思想最为深邃的经济学家,而他所关注的对象始终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作为人的自由的发展。所以,分享森的思想除了一般化的智识理由,还有中国化的实践理由,而这层中国语境下的实践意义或许部分起源于森的思想的中国情缘。

森对中国非常友好,他在少年时期求学于泰戈尔所创办的学校之际就与中国著名教育家谭云山之子谭立结识并相交终生。与谭家人的亲密交往使得他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而泰戈尔的开放式教学理念令森在青少年时期就接触到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后,森不仅在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多次访问中国,还经常表示印度应该学习中国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验。在关于市场经济、私营企业、企业家的性质和作用的争论再次激烈的当下,森的经典论述和最新思考或许能对国人有所启示。

森一向是带着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待经济现象和经济学的,从而可以对市场保持温和的批判态度并强调有为政府的积极意义。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森的显著影响(这是森在印度加尔各答读大学期间最关注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一定语有着独特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森在看待贫困问题时立足于后发国家的独特视角还曾经被英国的社会学家汤森德(PeterTownsend)所批评和讥讽(以当今的学术规范来看后者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在如今盛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学界,森的发展观和对市场的善意批评也引起过争论。二0一三年四月,两位美籍印度裔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在《增长为什么重要》一书中对森的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效果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但是同年八月,森与其合作者让·德雷兹出版了《不确定的荣耀》一书,重新检讨印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重申了人的发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且二者构成了正反馈良性循环—这些其实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论述中反复强调过的内容。

本着上述发展理念,森赞赏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并且肯定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普惠性制度安排,认为这不仅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成为一九七八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之一,且本身就是重要的人类发展,而印度在相关领域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同时,森认为印度也有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之处,例如关注物质资源均等可及之外的其他人类价值,它们也是作为自由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在目的性意义之外还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例如反馈群众的呼声进而唤起对基层群众的真正诉求的关注。正如《四海为家》中描述的“二战”期间英国本土和印度的治理差异的对照性自然实验所显示的,一旦这类非经济维度的自由长期缺失,潜在后果可能十分严重(例如缺乏协商民主和投票民主可能会引发公共治理的偏误)。这种经验互鉴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功和通向现代化的未来道路。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云:“我们将世界看错,却怪世界欺骗了我们。”当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的理解一次次地违背大众的朴素情感和道德直觉时(例如反对最低工资、反对在重大灾情下的价格管控,等等),或许经济学家确实应该反躬自问,到底是世界错了,还是自己所选择的理论透镜出了问题。在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阿马蒂亚·森都致力于追随泰戈尔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清除经济学的各种教条带给经济学家在认识世界时的障碍,把规范性的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重新引回了经济学的主流领域,并通过这种更接近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市场的阴暗面。森对于中国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原因和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有自己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观点或许有待商榷,例如他所看重的自由的某些维度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等。但是,这本就不该是一种求全责备的学术负担。森给了我们一种看待中国乃至世界的视角,如果我们不想将世界看错,那么是继续沿用森的视角还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视角,这一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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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 2023年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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