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经典 滋润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源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94 次 更新时间:2023-06-16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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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大刚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达,也具有自洽自足的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经由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得以系统揭示,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既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生产生活生养过程中凝结的结果,也是历代圣贤不断思想教诲、无数志士仁人探索努力的结果,同时更是中华经典系统絪缊、垂范立教的结果。中华经典是中华先民实践的记录,也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了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创造发明、科学技术和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过往岁月的再现,也是未来智慧的源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具有5000多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这在当今世界是唯一的。这种连续性不是简单的时间延长和改朝换代的衔接,而是政统的延续、文化的传承和价值的认同。《论语》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就是文明秩序、人文制度、价值理念;因,就是继承;损益,就是适时增减。自从夏后氏确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国家制度后,就成了历代王朝相继承袭的主要制度,这是中华民族自己走过的路,也是今人认识古代中国、审视现代中国、预见未来中国的一个途径。这种连续性是通过经典做到的。经典,也就是《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经》“六经”,后来《乐经》失传,成为“五经”,“五经”演变成《周易》《尚书》《毛诗》及“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六经皆史”乃“先王之陈迹”,载有“先王之道”与“周召之迹”。“《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阴阳。”“六经”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文明的物化、文化的传承,其中还有价值、信仰、伦理、梦想的传递,以及哲学、文学、美学、宗教的思想。正是孔子在2500多年前,搜集整理、阐释传授这些文献,才使其前2500多年的历史得以传承,也使其后2500多年的智慧得以启迪。因此,司马迁《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多取之于《尚书》,东周以降、战国以前的“本纪”“世家”“列传”多取之于《春秋》三传及《国语》。即使是战国以下的历史,也无不受儒家经典的滋润和影响。即使在考古学比较发达的近代,如果不从经典入手,也无法准确解释中华文明,中国人的价值观、精神世界、文化特质更是得不到深刻认识。正是经典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根基,这是不可不知的历史事实。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是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也不是抱残守阙、原样重复,而是不断创造发展,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历史既代代相承,又不断有因有革。在思想意识领域,《礼记·表记》就记载孔子说:“夏后氏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命即天命,鬼神即阴阳变化。夏商周在信仰、价值观上都有“事鬼”“敬神”的共性,《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此之谓也。但是,各代在治理的重心上又各有变化和创新,如夏后氏“尊命”(相信自然力)而“远”于鬼神,注重人的自我努力。殷人针对夏人的愚笨劳苦,改而相信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力,因此“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其结果却是被巫风鬼气所左右,人事退居次要地位。周人鉴于殷纣的失败,意识到“天命靡常”“鬼神难依”,故改而“尊礼”,重视人事经验和制度设施。三代以后改朝换代的历代王朝,都要在汲取前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新政新规,于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陈规立矩、议定国是、与民更始。可见在文化精神上,中华民族既代代相因,又互有变革、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在体系上,儒家经典不是封闭的,而是发展开放的,孔子早期继承周人《诗》《书》《礼》《乐》“四经”教育,晚年又赞《易传》、修《春秋》,形成“六经”体系。如果说“六经”是当时自足圆满的体系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经典体系也在不断变化。如西汉蜀学为了加强伦理教育,将《论语》《孝经》纳入教材,形成“七经”体系;唐代为了适应“明经”科考试,又纳入《公羊传》《谷梁传》《周礼》《礼记》,形成“九经”(另有《论语》《孝经》《尔雅》共12部)。五代后蜀和北宋时期,为加强心性教育、形成新的道统,又在“十二经”基础上,纳入《孟子》,形成“十三经”。在思想理念上,儒家经典率先提出了“维新”思想,《诗经》就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出了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大学》引汤之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昭示不断革新。《周易》从哲学高度提出“革命”思想,《易经》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提出了随着时代变化进行革命和改革的问题。《杂卦传》更明确揭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革故鼎新”的最早出处。《系辞传》也说“日新之谓盛德”,能够随时更新自己就是最大的德行。《论语》中孔子提倡“闻一以知十”“举一而反三”,要求不断拓展经典新义。《孟子》提倡“《诗》有断章之取”“以意逆志”,即因创新的需要允许从不同角度解释经典。《春秋繁露》指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更为经典新义的产生留下广阔的空间。在中国经学史上,善于阐释引申“经典”,通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将本义发展为时代新义,将子学发展为经学,又将经学发展为玄学,再发展为义疏学、理学(道学、心学)、考据之学,更是实现返本开新、推陈出新的看家本领。

强调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文明又一突出特性,即“统一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即使在个别时期出现混乱和分裂,最终也必定走向统一,使各民族形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一信念的形成,与儒家经典教育是分不开的。儒家经典从形成之时起,便形成了天下一体的观念,如“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从各不相连的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档案文献中,选取百篇进行“论次”,编成“帝典”“夏书”“商书”“周书”,最后殿以《秦誓》,使原本并不连贯的零篇断简,形成一个统一的、正统的文献体系。特别是《尧典》中的“咨四岳”(四方诸侯),《舜典》的舜“巡狩”和禹“行水”,都不是偏于一隅或局促一地,而是将当时势力所及、认识所到的地方都纳入一个天下来一体对待。《禹贡》根据大禹治水积累的地理、生产和生活经验,突破当时国家、部落、氏族等范围,依据地域、山川、物产等知识,将天下分为九州,制定职贡,构建了影响深远的“天下”观念和“版图”基础。在《逸周书》的《王会解》(附《伊尹朝献》)中,更是让四方各个民族部落相聚一堂,共庆盛典,同议朝政。《诗经》甚至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俨然天下一家的意向。《春秋》公羊传大力提倡“大一统”,力图在周王的文化背景下,实现“存三统,张三世”的政治理想。《中庸》提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从制度、文化、风俗方面,实现天下同制、万国同风。汉儒董仲舒进而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正是在儒家经典“大一统”观念陶冶下,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巩固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质。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与她同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分不开的,这种包容性也与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哲学思维息息相关。《周易》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共同在天覆地载之中生成长养。《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物类人群、人伦等级、政治关系、文化制度都处于天地之间共同演化的链条之中,使人自然而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感。这就减少了许多对立和互戕,使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一突出特性的形成,自然与经典广泛而包容的内涵分不开。《尚书·尧典》开篇就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生动刻画出个人修身、和睦家族、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理想路径。《礼记》有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天覆地载,日往月来,生此间者,共沾雨露,无有偏颇,这叫“三无私”。当时有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不同民族,谓之“四海”或“四夷”。四海之内,分为“九州”;九州之内,又按其与王都的远近制为“五服”。其中“甸、侯、绥”三服为“中国”,是华夏诸侯所居;“要、荒”为四夷,是其他民族部落所居。这就是《尚书》中“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所指。在“五服”之外还留有余地,同在“九州”之域,要建立“方伯”帮助天子管理远方诸侯或部族,即《益稷》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九州之外,就是夷、狄、戎、蛮各族所居的“四海”,不在中国版图之内,也不必尊奉中国的“正朔”,中国的王者也不强求他们与自己一致。《禹贡》九州、五服、四海,已经包括居于甸、侯、绥内三服的华夏族和居于要、荒外二服的其他民族;还有居于九州以外、文化不同于华夏的夷、蛮、戎、狄各个民族。可见,在地理分布上,儒家经典是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兼容的,故西汉司马相如在旨在开通西南夷通道的《告蜀父老书》中提出,要“兼容并包”“参天贰地”。在对待中央与地方诸侯及民族的交往关系方面,儒家经典也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策略,《公羊传》提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根据文化特征来确定国家部族的亲疏远近。《左传》鄙薄“守在四竟(境)、守在四邻”,以本国地域四境为守御对象;而提倡“守在诸侯、守在四夷”,与邻国和四夷各族搞好关系,和平共处。最高的外交境界则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使中国之民与远方异俗实现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中华文明推崇“保合太和”“协和万邦”,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要达到“和”的境界,就能使天地不脱轨、万物不失序,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周易》提倡“同人于野”,《论语》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些教诲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担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民族特性;“礼闻来学,未闻往教”,这一传统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不搞文化霸权,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教化观念。《周易》提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要通过互相感动交流来实现“天下和平”。《孝经》也希冀“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诗经》芣苢序有“天下和平,则妇人有君子矣”(蜀石经)之说,以为天下和平是家道和顺、夫妇和谐的重要条件。因而,在中国自古就形成了慎战、反战思想,《左传》提出“以战去战”,称赞在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缕的情况下,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文明秩序。《论语》载“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对祭祀、战争和疾病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老子》更强烈告诫“佳(唯)兵,不祥之器”,《孟子》提出“善战者服上刑!”《墨子》也宣称“兼爱”“非攻”,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孟子》批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野蛮行为。即使是善战的兵家,也要先计于庙堂,经过“五事”“七计”(庙算)后出兵,出兵之后也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旋律。

经典是中华文明的根、魂、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自然离不开经典的滋润和教诲。儒家经典上传2500多年历史,下启2500多年智慧,直接促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形成。《春秋》提倡“大一统”,《尚书》超越分散的历史,构建起统一和谐的文化传承,将势力所及、认识所到都纳入一体考虑,从而形成影响深远的“天下观”,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经典开放包容的体系、“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的宇宙观,形成了中国人“民胞物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格。经典提倡“维新”“革命”“日新”等意识,造就了中华民族锐意创新的民族品质。经典“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的教诲,培育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责任和担当。由此看来,经典实为演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源泉,经典明则中华文化明,经学兴则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发扬光大、声名远播。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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