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峰 林泽欣: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中国智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04 次 更新时间:2023-06-04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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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峰   林泽欣  

 

人们通常把智慧理解为聪明才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传统的智慧,应该超出这个含义。根据姚新中的说法,智慧是一种基于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方式,源于内在智力,因外部感受而发展,在既得知识和经验中累积,存于文本,映射思维,记录传统,感悟自然。关于中国智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季刊)曾刊载大量相关文章,开展了讨论,参加者除了欧美学者,还有中国学者。中国文献是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智慧的基本依据;文本经由译介在另一种文明中激发了互动,就触发了文明互鉴。

在中西交流史中,我们从三个阶段来观察中西文明互鉴:16—18世纪,中西初识,西方出现“中国热”;19世纪,中国国力衰退,但文明互鉴继续发展;20世纪,中国复苏,走向民族复兴,文化交流更多。

根据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影印本)我们可以统计出如下数据:16—18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67种译本,其中思想典籍15本,宗教类3本,文学类20本,科学类4本,艺术类1本,历史类14本,地理类3本,社会类2本,法律类2本,军事类3本。19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995种译本,其中书目类典籍1本,思想类99本,宗教类67本,文学类475本,科学类16本,农事类20本,艺术类5本,历史类200本,地理类77本,教育类2本,社会类19本,经济类5本,法律类7本,军事类2本。20世纪,中国文献在西方产生了1811种译本,其中书目类典籍6本,思想类311本,宗教类101本,文学类905本,科学类22本,农事类14本,艺术类52本,历史类254本,地理类35本,教育类4本,社会类23本,经济类8本,法律类69本,军事类7本。

无论国力兴衰,中国文献在西方的译介数量持续上升,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智慧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地位。

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康熙时期,中国儒教习俗在罗马传播甚广,由此辐射到法国、德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宾所说,“在古代欧洲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需要新的思想,于是拥抱了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不少欧洲名流大家推崇中国的君主政体、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与儒学思想。其中,德国的基歇尔所作的《中国图说》是“中国热”的前奏曲,莱布尼茨的中国情结为学界所耳熟能详,德国甚至有因推崇孔子而受迫害的沃尔夫,其有“孔子的殉道者”之称。英国的威廉·琼斯爵士称孔子为中国的柏拉图,休谟称孔子为“中国的导师”,坦普尔认为孔子的著作是自治、治家、治国之道。法国有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魁奈、极力推崇儒家道德的霍尔巴赫、颂扬中国智慧的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伏尔泰曾说孔子是真正的圣人,狄德罗认为《论语》的思想远胜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杜尔哥则依据中国文化建立了其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引用了孔子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出对于法国大革命民主理想的发展,儒家哲学起了积极作用,并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19世纪,欧美对中国文明的兴趣丝毫不减,这个阶段欧美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增加到原来的14倍,文明互鉴到了新的高度。法兰西学院院士儒莲设立了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每年奖1500法郎给中国经典文献的最佳译作。纪尧姆·鲍狄埃说过:“孔子及门徒具有任重道远的自我意识,其目的显然在于说明一个政府有责任完善自我,就像一个人应该完善自我一样。”19世纪初,法国等国家的汉学研究机构发展起来了,德国出现了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歌德,黑格尔的哲学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俄国的普希金颂扬孔子的教育思想,托尔斯泰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我正沉醉在中国的智慧之中。极想告诉您和大家这些书籍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教益。”美国的卫三畏认为孔子的影响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孔子所描述的道德标准影响不可估量。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曾在山东创办蒙养学堂,后升格为书院,课程均以儒经为主。明恩溥说,“儒学是全人类最值得一提的学术成就”。梭罗颂扬“孔子的情趣是多么高贵”,他的《瓦尔登湖》引用《四书》有十多处,与孔孟的理念互动。维切尔·林赛在诗歌中写道,“伟哉孔子”“金玉之言,宛如阳光一样的璀璨”。

早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文献的解读有索隐风格,索隐派颇为风行,基于想象产生了各种合儒论断。英国人理雅格、法国人顾赛芬和德国人卫礼贤是19世纪汉学领域中的标杆式人物,注重文本解读、训诂考据、博采众长。他们针对中国典籍的文化负载词,摸索出间接翻译、诠释性翻译,音译、功能对等术语等方法进行翻译。顾赛芬的译文与理雅格的译著《中国经典》的编排均为上方为中文原文,下方为译文,使原文与译文的对应一目了然。顾赛芬还在原文下进行音译。两人在翻译中都加入了名家注疏或自己的观点,理雅格加在脚注,顾赛芬则加在译文后。这样的翻译排版使他们的文本分析有扎实基础。卫礼贤的成果没有理雅格和顾赛芬那么有系统性,但在可读性上下了功夫。其译著很受欢迎,他的《易经》译本至少被翻译成9种语言。卫礼贤认为德国文化乃至整个欧洲文化呈现出过分理智的倾向,虽然当时技术在发展,但文化正走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而能够使他们得以借鉴、受益的是中国文化,因而其呼吁欧洲与中国相互借鉴。

19世纪,出生于瑞士的英国人所罗门·凯撒·马兰(1812—1894)在文明互鉴方面还做了件极致的工作,他出版了三卷本《〈箴言〉原注》(1889—1893)。在该书中,他至少用约54种语言,援用16000个文本来诠释《箴言》。其中,中文文献用得最多,包括40种中国文献,占其总引文的11%。《四书》《五经》引用量最大,单本引用最多的是《论语》。他也引用道家文献,比如《太上感应篇》,偶尔也引用朱熹等学者的言论。比如《箴言》(3:19—20):“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马兰用了《道德经》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引了《易经》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还用了《书经》《淮南子》《列子》《礼记》与《诗经》的文句。又如《箴言》(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马兰引了《荀子》的“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又引了《孟子》的:“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还引了《大学》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甚至引了康熙的《圣谕》后用英文写道:“想行为正派就要调心,想调心就要有正确的原则。”但这一巨著曾鲜为人知,直至R.S.辛普森与美国籍汉学家费乐仁注意到,并就这部巨著做了研究,使它免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20世纪及其后西方出现的中国文献译本基本沿袭了19世纪的专业化风格。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死亡与损失使西方人心灵受到重创,因而有人到中国文献中寻觅中国智慧,寻找心灵绿洲,加上20世纪后期中国国力开始复苏,文明互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6年9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宣布设立“孔子奖”,儒学已经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重点项目“奋斗与梦想”(21WZS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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