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民间秩序与官方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52 次 更新时间:2023-05-14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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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C. 斯科特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当代思想家,耶鲁大学政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主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著有《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等。本文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

 

民间与官方的“知”之道

我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名叫达勒姆(Durham)的内陆小镇,它的名字沿袭了英国那个更大、更有名的城市。康涅狄格州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不照搬英国地名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最初的移民眷恋被自己抛下的家乡风景,还是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美洲原住民对景观的称呼似乎只残留在湖和河的名字或是州本身的名字中。重新命名一个地方既是强调所有权的一种方式,也可给殖民者一个好读且熟悉的地名,因此很少有殖民地不这么做。在爱尔兰、澳大利亚、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等相距万里的地方,风景都被重新冠以新居民懂得的名字,以洗去之前住民语言中的名称。

我想用民间和官方对道路的命名说明一个问题。有一条道路从我居住的达勒姆通往16英里外的海滨城镇吉尔福德(Guilford)。我们达勒姆居民(在和自己人交流时)把这条路称为“吉尔福德路”,毕竟它是通往吉尔福德的。吉尔福德那一边自然把同一条路叫作“达勒姆路”,这么叫也是告诉吉尔福德的居民这条路的去向。不难想象,住在半路上的那些人两个名字都可能说,具体用哪个完全取决于他们要去路的哪一头。同一条路依不同的目的地有两个名字,这体现了民间命名的情境性和灵活性;每个名称都蕴含着有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关于一条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它通向何方。这种民间实践不仅给了一条路两个名字,也给了很多道路同一个名字。所以说,在基林沃斯、哈达姆、麦迪逊、梅里登等邻近城镇,通往达勒姆的路都被地方上的人称为“达勒姆路”。

现在,想象一下这个在地方上有效的民间称呼会怎样给外来者带来不可逾越的阻碍,因为他们要求每条路都有一个独特的、确定的名称。一个来“达勒姆路”填陷坑的国家修路队会问:“哪个达勒姆路?”于是,达勒姆和吉尔福德之间的这条路毫无悬念地被重新命了名,在所有的官方地图上被标成了“77号公路”。国家的命名行为需要一个概要式视角,一个标准规划的识别方式,以产生由互斥名称构成的详尽系统。成了“77号公路”之后,这条路就不能在名字上直观表明它的目的地了;只有摊开一张所有道路都得到标记的地图,你才能看到“77号公路”这个名字的意义。不过官方的名字也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如果你在达勒姆与吉尔福德间的路上遭遇车祸,受了重伤,想要准确地告诉国营救护车这条洒着你的热血的路叫什么名字,它就得是“77号公路”。

民间和官方的命名体系在很多语境中互相竞争。街道的民间名称中包含着地方性知识。举几个例子:处女巷(五个未婚老姐妹曾经居住的街巷,她们每周日会排成一队去教堂)、苹果山道(去往曾经建有果园和苹果汁磨坊的山丘的路)、奶油罐路(曾经是一家乳品厂,四邻都从这里购买牛奶、奶油和黄油)。在定名的时候,这些被选取的名字对当地居民来说是最熟悉、最有用的,不过可能会让外乡人和新来者摸不着头脑。另一些路名指称地理特征:米加山路、裸岩路、博尔溪路。地名中暗含着当地的故事、景观、风貌和各个家庭的行当,对熟悉它们的人来说,小地方的道路、地名加起来就是当地的地理学和历史学。在当地人看来,这些名字富有内涵;而在外人看来,它们常常不知所云。非本地的规划人员、收税官、物流管理者、救护车团队、警察和消防队则会认为,一个规划层级更高、更易理解的名称系统将更有效。按照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更喜欢横平竖直的街道网络,喜欢道路依次编号(第一街、第二街……),再冠以东南西北(如西北一街、东南二大道)。华盛顿特区就是这种理性规划的一个尤其耀眼的例子。纽约的街道命名则是混合的。从华尔街(也就是“墙街”,最早是荷兰殖民地的北部外墙)往南,街道的规划和命名是“民间”性质的,这些街道很多是早期移民一步一步踩出来的;华尔街以北则是如同直角坐标系般简洁的网格城市,具有统一规划、易于识别的特征,“街”和“道”垂直相交,依次编号(偶有例外)。美国的一些中西部城市为了缓解序号式街名的单调性,给街道依次取了每任总统的名字。论可理解性,这种街名只适合答题类节目的热心观众,只有他们知道“波尔克街”“范布伦街”“泰勒街”“克利夫兰街”该怎么找;在教育小朋友方面,这种名字的作用也是可圈可点的。

民间命名的准确性不会超出时下必要的限度。这样的限度体现在“一撮盐”“扔一颗石子的距离”“喊话的距离”这类表达中。在很多用途上,民间法则的准确性可能胜过表面上更严谨的官方系统。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史广多[1]给新英格兰的白人定居者的忠告。欧洲殖民者要种的是一种他们不了解的作物——玉米。据说史广多告诉他们,“要在橡树的叶子长到松鼠耳朵那么大的时候播种玉米”。而一本18世纪的农书给出的肯定是“在5月后的第一次满月时分播种”这种标准化的意见,或者会指明具体的日期。可以想象,农书的发行者可能最担心霜冻灾害,总是谨慎再谨慎。不过,农书的建议在很多时候仍然缺少变通:如果不是内陆的农场,而是海边的,又会怎样?如果农田在山的阴面,每天的光照少一些,或者海拔高一些,又该如何安排农时?农书提供的一刀切的解决方式在地理上走不远。相比之下,史广多的公式适用范围更广。在有松鼠和橡树的地方,人们只用观察他们各自的松鼠和橡树,就能适时地种下玉米。地方上的人观察到的现象与地表温度密切相关,这也是橡树发芽的决定性因素。对地方春季事件发生顺序的细致观察,是这一经验的基础;春季事件的发生可能提前或滞后,也可能放慢或加快,但先后顺序总是固定的。农书依靠的却是普适的历法和月相体系。

官方的控制术与控制状态

命名、景观、建筑和工作流程的特定规划,显示出了秩序、理性、抽象性和系统简洁性,这使它们为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所用。我把这类规划视为“控制与占用的状态”(landscapes of control and appropriation)。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今近乎世界通用的子随父姓的固定制度,是国家发现它在身份认定上的用处后才真正产生的。子随父姓的制度的普及,是与税收、法庭、地权、征兵和公安系统——总之就是国家本身——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如今,身份证号码、证件照、指纹和DNA数据取代了姓名制度的作用,但是姓名制度在其发明之初确实是一种监控手段。国家发展出来的这些手段代表了国家在一般意义上的能力(capacity),它们既可以被用来执行全民防疫计划,又可以同样轻易地被用于围剿政权的敌人。国家集中了知识和权力,而在知识和权力的应用目的上它又完全保持中立。

从上述角度看,工业流水线用劳动分工代替了民间作坊式的生产,在劳动分工中唯有决策的工程师控制着整个劳动过程,而一线的工人成了可替代的“人手”。流水线在生产某些产品时或许比作坊更有效率,但真正定义流水线生产的是它在工作流程上的权力集中——流水线被控制在特定人群的手中。乌托邦式管理梦想实现机械般简单精准的控制,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工会有权干涉生产,还因为每台机器都有其特殊性,且每个工人也都有其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会对这台铣床和那台冲压机的使用价值做出情境性的判断。即便在流水线上,民间知识也是成功生产的必要条件。

在极度追求产品一致性的条件下,或者在为实现该目的而专门设置的工作环境中,如亨利·福特的T型车工厂或者大量制作巨无霸汉堡的麦当劳,控制强度会特别大。生产条件经过计算,精确到了每家麦当劳加盟店的最微小细节,以实现权力中心对物质和工作流程的最大化控制。也就是说,随身带着写字板的区域总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麦当劳加盟店,依照一套内化于麦当劳布局设计的规章,对该店做出评价。冷饮机的参数是统一的,它们的排放位置也早已被规定好。同理的还有油炸锅、烤炉的清洁与维护规程,食品的纸包装,等等。总部幻想出完美麦当劳加盟店和完美巨无霸汉堡的柏拉图理想型,然后依此设计了建筑、室内布局和培训规程,所以靠写字板上的评分表就可以评价每一家门店距离完美的麦当劳还有多远。福特和麦当劳的标准化制度,正如E.F.舒马赫(E.F.Schumacher)1973年所写的那样,是“一场战役,对抗的是存在于生命体(包括人)中的不可预测、不可定时、抗拒控制、固执己见”。

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可被视为官方控制与占用的状态对民间秩序的胜利。伴随着官方秩序的胜利,大规模的等级制组织也蓬勃兴起(国家本身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两者的联系完全是必然的。失落的民间秩序汇总起来将会令人震惊。这里我只尝试着为这样的汇总起个头,如果读者们有兴趣,请继续补充,我将乐见其成。国家标准发音取代了地方口音。商品化的永久性私有土地取代了多样的地方土地使用实践。经过规划的社区和街区取代了古老、不统一的社区和街区。大工厂、大农场取代了工匠作坊和小农生产。国家法律取代了地方传统和习惯法。全面规划的灌溉和供电系统取代了因地制宜的地方灌溉系统和砍柴活动。对控制和占用拥有抵抗力的秩序让位于能够促进等级制度协调运作的秩序。

民间的弹性

很明显,以强制性协调为追求的大规模现代主义规划,是达成某些目标最为有效、合理、令人满意的办法。空间探索、大范围的交通网络规划、飞机制造和其他大规模工程十分需要由少量专业人士指挥的巨型组织。瘟疫和污染的控制少不了一个有专家任职的核心机构,以便接收、处理数百个监控单元报告的标准化信息。

这类规程在遭遇无法简化的自然时就会陷入麻烦,有时是灾难性的麻烦,自然的复杂性令它们束手无策;或者当遭遇桀骜不驯的人性时,它们也会觉得它过于复杂、难以捉摸。

“科学的”林学和某些形式的种植农业曾经深受这种麻烦的困扰,是标准化的科学遭遇复杂自然状况的典型案例。林学诞生于18世纪晚期的德意志。为了提高国内森林出产的薪柴和木料的销售收入,这门科学的创始者认为可以依据土壤条件选择性地培植挪威云杉或者苏格兰松,从而使每公顷林木产出的木材体积最大化。为此,他们清理了混交林,在林场中只种单一品种的林木,并且像种庄稼一样把其栽成整齐的行列。他们的目标是培育一片容易看管的树林,可以在同一时间砍伐,然后标准化的树(德语中叫作Normalbaum)能够出产尺寸相同的木材。在一段时间(将近一个世纪)内,这套规划效果完美。接着它失效了。究其原因,第一轮种植显然受益于混交林积累下来的土壤肥力,而标准化的树林取代混交林后,不能为土壤补充肥力。此外,单一品种的树林完全无力抵抗专门侵害挪威云杉或苏格兰松的害虫、锈病、介壳虫和枯萎病。另外,由相同树龄的树组成的森林在面对灾害性的暴雨和强风时,会遭受更严重的损失。“科学的”林学为了把树林简化成生产单一商品的机器,极大地削减了树林的多样性。在这种被简化的树林中,树木物种多样性的缺乏在其他层面被多次复制: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地衣、苔藓、真菌、草本植物的物种同样非常单一。森林的规划者创造了一片绿色沙漠。大自然终将复仇。在科学林学开始闻名于世的一个多世纪后,林学的后继者们也使得“森林顶梢枯死”(德语称为Waldsterben)和“森林恢复”这类术语闻名于世了。

因T型车的成功与随之而来的巨额财富而名垂青史的亨利·福特想再续造车工业中的传奇,开始在热带地区种植橡胶树。但此时的他也遇到了与前文类似的困境。他在亚马孙河一条支流的沿岸买了一块地,面积约有康涅狄格州那么大,准备建设一个标准化的“福特王国”。如果一切顺利,他的种植园就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为他的所有汽车提供足够多的轮胎橡胶。该工程的结果却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在亚马孙河谷的原生环境里,橡胶树生长在极富多样性的混交林中。它们之所以能在这种差异化极大的环境中繁荣生长,部分原因在于原生生态中的橡胶树间距够大,所以专门攻击橡胶树的病虫害无法持续传播。橡胶树被英国人和荷兰人移栽到东南亚,很好地适应了那里的种植园环境,这是因为橡胶树的种种虫害与天敌并没有随之前往东南亚。然而,如果像种庄稼一样在亚马孙地区密集栽种橡胶树,不消几年它们就抵抗不住枯萎症和其他病害的侵袭了。哪怕迎难而上,采用昂贵的三项嫁接(将一个品种的芽嫁接在另一品种的茎上,然后再整体嫁接到第三个品种的根上),也无济于事。

福特在胭脂河(River Rouge)的汽车组装工厂是围绕单一目标营建的,在这里,人们在克服困难后尚能掌控自然环境。然而在巴西的热带土地上,自然环境无法被人控制。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投资,管理方式多次调整,种植规划一再修改,劳动力频繁罢工,福特在巴西的探索在经历以上种种后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开启这一项目时,亨利·福特选择了被专家认定为最优品种的橡胶树,并相应地重塑自然环境,使之适应该品种的生长。与此相对应的逻辑是这样的:以环境的既有条件为起点,在合适的位置上选择适宜的品种。安第斯山区的传统土豆种植业就是具有手工艺色彩的民间农业的很好例子。一个在高纬度生活的安第斯土豆种植者可能在多达15块的小片土地上耕作,在有的地块上他会实行轮作。每块土地的土壤、海拔、光照、风向、湿度、坡度和种植史各不相同,没有“标准农田”一说。农民们从一批本地培育、习性各异的作物品种中选择,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作物的特点,审慎地在作物上押注,在一块田里可能种植了一种至十多种作物。每次季节更替都是一轮新尝试的开始,前一季的收成、病害、价格以及作物对环境变化的反馈,都将得到精心的考虑权衡。这些农场是市场导向的实验场,其产出、适应性和可靠性都十分优秀。另一件至少同等重要的事在于,这些农场不仅生产作物,还实现着农民和农业社区的再生产,农民们都有种植技术、灵活的策略、生态知识以及充分的自信和自治。

安第斯地区发生的科学农业扩张在逻辑上和亨利·福特的亚马孙橡胶园类似。它的出发点是设定一种“理想的”土豆品种,这种理想性主要但不完全取决于土豆的产量。接着,农业科学家着手培育会尽可能多地表现出理想特征的基因型。标准植株是在试验田中培育出来的,那里的环境条件将最有利于植株发育。农业扩张的主要目标是改造农田的整体环境,以便发挥新品种的潜力。为此,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施氮肥、用除草剂与杀虫剂、对土壤做特殊处理、灌溉,以及制订准确的种植计划(定时播种、浇水、除草、收获)。不难想见,每一种“理想的”品种在经过三四年的种植后,通常即因虫害或疾病的侵蚀而宣告失败。一个新的理想品种将取而代之,开始新一轮的循环。这种做法从可行农业的意义上讲,将土地变成了标准土地,把农民变成了标准农民,一如亨利·福特在胭脂河畔创造的标准工作环境和标准工人。流水线和单一作物种植园要求民间技艺和多样化的民间环境屈服,这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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