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宪法的中国性──「五四宪法」制定的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2 次 更新时间:2007-05-10 06: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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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 (进入专栏)  

  

  我们得承认,当下中国学者阐释的宪法原理更多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宪政哲学」实际上只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诠释,我们所扮演的只是一个跟随者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宪政原理不需要中国的解释。理解西方,特别是真正理解西方宪政的真正知识,这是中国宪政化的一个逻辑上的前提。毕竟,中国的宪政化是中国人的,也是中国性的,也许它自身就存在一个如何完成西方宪政哲学的本土化覆述的问题,需要西方宪政被中国重新定义的一系列的事件。1949年以后的中国「五四宪法」就是一个西方宪政哲学被中国重新定义的重要事件。对它进行解释,可以从中读出宪法概念的中国定义,以及是怎样被定义的问题。本文的解释先从「制定」这个语词开始。

  

  一 甚么是宪法的「制定」

  

  按一般的解释,「五四宪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全国人大」是宪法的制定者这个判断有两个权威依据:一个是刘少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另一个是毛泽东的讲话2。在「五四宪法」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宪法性文件只有一个《共同纲领》,其中并没有「全国人大」制宪权的明确规定。

  根据中国政治实践的通行做法,也可以有两种可能性的解释:由党中央确认了「全国人大」的制宪权,再由两位领导者担当明确宣示的角色;或者,两位领导人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这种「认可」在通常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剩下的也只是一个「制定」概念问题了。

  「制定」在法理上包含了「起草」和「通过」这两个要素。如果制定的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的连续性过程,那么,「起草」和「通过」就是两个必备的环节;如果「制定」表达的是一个「行动」的概念,那么,「起草」和「通过」分别都表达了「制定」的语义。易言之,在此语境下,把「全国人大」的权力表达为宪法的「通过」更为恰当。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法理性概念,「制定」应该包含了「起草」这个关键性的环节。在通常意义上,「起草」比「通过」更能表达「制定」的本质。以美国联邦宪法为例,它的「起草」者是制宪会议,「通过」的是美国的各州。美国的宪法学者对此有一个基本共识:宪法的制定者就是起草人即制宪会议成员,而不是通过宪法的各州3。运用这个例证的本义并非是以美国来度量中国宪法的尺寸,而只是说明「起草」对制定概念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五四宪法」的制定,「起草」和「通过」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环节。只有分析了「起草」的过程,才能对宪法的制定问题有个清晰的判断。

  一、决定。1952年11月间,党中央作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2月1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准备制宪。这是经毛泽东审定、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准备制定宪法的第一个「中央文件」。

  二、委托、提议和建议。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的第四十三次会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向全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开始进行宪法的草案的准备工作。毫无疑问,会议接受了这个提议。「委托」、「提议」和「建议」是中国化民主的重要环节和步骤,缺失了任何一个环节中国的民主都是残缺的。没有「委托」,就无法体现党的领导;「提议」是党对民主党派精英的中国式尊重,精英们当然不能漠视这种尊重;接受「提议」并「建议」是民主党派精英对这种尊重的某种回报。这既体现了党的领导,又发扬了民主,党的领导本身就是民主的重要部分。所以,由中共中央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准备制宪的建议是不合适的。1953年1月1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通常的元旦社论里发表了一个并不普通的社论,把制定宪法列为1953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并向全国公布4。

  三、决议。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会议接受了全国政协的「建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制定宪法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

  四、起草者。宪法起草委员会与美国的制宪会议相比,所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它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宪法起草的机构,而是一个领导起草工作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讨论」是它的主要职权。真正担当起草工作的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核心起草小组。1953年12月24日,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交给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他则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领导和亲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这起草宪法的「四人小组」中,他们都不是搞宪法学出身,写宪法并不像写社论那样驾轻就熟,只好边学边写。为此,毛泽东还专门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开了一个宪法书单,这些书也是他本人已阅读了的,并对书目做了画龙点睛的评论5。据曾参与宪法制定工作的人士回忆,田家英没学过法学,但脑子聪慧,他能一夜把苏联的民法教材看完,并能指出该教材的优劣之处,还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6。

  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民主党派精英,不少具有深厚的法学素养,但他们并不是宪法起草的成员。从各方面考虑,宪法的起草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是保证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缺少的。

  关于这部宪法的起草经过,毛泽东在1954年6月作了这样的回顾7: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

  在宪法即将出世的1954年的8月4日,党中央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局的一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议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在宪法草案全民大讨论的日子里,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可以谦逊的不要这个称号,但宪法的领袖化这是事实。

  由此,大致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五四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由党的领导者制定的。

  

  二 机构与程序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制定这部宪法倾注了极大心血,无论是从机构的设置还是程序性的安排,都作了精心设计。

  一、宪法起草委员会。如上所言,这个委员会是在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委员会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另一部分则是由民主党派的精英构成,如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沉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委员会负责领导宪法的起草工作,这既体现了党领导的权威性,也显示了该机构的广泛代表性。

  二、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195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了。这个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已经是起草小组完成的宪法「四读稿」了,而这以前,宪法的「三读稿」和「四读稿」已分别两次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充分研究和修改。这个会议的召开实际上是通过讨论进一步确认党认可的宪法草案。为了加强对宪法起草小组已经制定出的并经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可的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工作,在此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并决定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启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由他们负责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8。

  三、宪法小组。1954年3月中旬,刘少奇第二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小组所提交的「四读稿」,准备由政治局修改确认后提交起草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宪法小组,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八人组成,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

  也就是说,宪法先是由毛泽东的起草小组起草,然后送交党的中央政治局,由党的宪法小组具体负责润色并得到政治局确认,等到送交由民主党派精英加入的起草委员会时,剩下的也只是一些细枝末叶的细节问题了。其具体程序正如毛泽东事先计划的那样9:

  (一)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二)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三)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四)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五)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这是一个周全而缜密的计划,它确保了领袖和党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始终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

  1954年3月,毛泽东和他的起草小组回到北京,一个使命正等待他: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1954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10,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表决前,民主党派精英纷纷发言,表达了他们认为应该表达的意见:中国人民对宪法的诉求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国从未得到真正民主的宪法。今天,因为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就要如愿以偿了。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宪法11。

  四、讨论。「讨论」是中国政治生活经常使用的词汇。中国政治所使用的「讨论」一词与西方古典时代表达公民生活的「公民大会」的「讨论」的语义是不同的,前者更多的是一个柔性概念,褪去了「激烈交锋」的强度,在多数情况下,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更重要的是,「讨论」这个词汇还包含了意见的「决断者」的在场;后者则是一个刚性概念,包含了「讨价还价」式的「争辩」,「民主意味着讨论」一语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

  「讨论」既是中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也是「制定」的仪式。它分两种:一种是「积极份子」的讨论;一种是民众的讨论,后者实际上是「提意见」的另一种表达。关于第一种,毛泽东曾这样说过12: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份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

  也就是说参加讨论者是被仔细挑选了的人──「积极份子」,而且是「各方面积极份子」。对宪法草案的态度与「积极份子」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关联,一个被称作「消极份子」的人已经包含了对这个草案可能抱的态度。在「积极份子」与「代表性」之间,其逻辑关系是:因为是积极份子,所以「有代表性」;若说,因为有代表性所以他们是积极份子,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讨论」一词所具有的涵义。

  关于后者,据有关人士的统计,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参与,提出的意见有138万多条,这些人还不包括各省、市、县部分「人大」596万多名代表13。对这些意见的处理方式,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说明14:

  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甚么又要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甚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

  这种分类方法所依据的标准与「讨论」概念是一致的。无论讨论所形成的意见是一致还是分歧,都需要最后的意见决断者──如毛泽东──的在场。

  五、通过。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最后,出席会议的代表1,197人,以1,197票的赞成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 为甚么需要宪法

  

  这部宪法生成于中国社会的「过渡」时期,官方和学界都有人把它看作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宪法15。毛泽东对此也作过类似的解释: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16。根据世界的立宪经验,制宪活动一般都是在社会基本定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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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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