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不忘来时路 奋进新时代——回顾中国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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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凯  


摘要:党的二十大给出了中国式自主性、创造性实现现代化的新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回顾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赢得历史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面对艰难曲折,曾多次实施经济调整。调整是转变经济失衡、自我革新的重要举措。审时度势、统筹协调、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国民经济,是经济调整的基本特点。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审时度势、统筹协调。

关键词:经济调整;审时度势;统筹协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头4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发展历经艰难曲折,曾多次实施经济调整。其中包括:在初期两次调整工商业;在“大跃进”之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施时间长达五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邓小平实施了一年多的整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实施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1989—1991年实施了三年治理整顿。为什么多次进行调整,效果如何?如何看待大部分调整的主要决策者与重要操盘者陈云的作为?对处于新时期、新阶段的今日有何启示?本文试图作些探索。

一、多次经济调整方针的制订与实施

审时度势、统筹协调、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国民经济,是经济调整的主要特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头40余年的多次调整和整顿中,除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外,陈云是多次经济调整方针的主要制订者与重要操盘手。

(一)1950年3月对私营工商业的第一次调整

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两次调整私营工商业。从产生原因来看,第一次调整主要是由需求方面引起的,第二次则更多地是由供给方面所致。

1950年3月统一财经后,私营工商业陷入经营困境。除工会组织出面协商劳资关系外,国家运用投资、信贷、利率、税收、价格等市场化手段操作,进行宏观调控;在农村则实施扩大农产品收购、降低农业税等措施,活跃农村经济,推动城乡交流,促进了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

(二)1952年3月对私营工商业的第二次调整

1951年第四季度,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再次影响了市场和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国家于1952年3月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当时财政收支的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市场上出现物价下跌、交易停滞、营业萧条、许多私商陷入半停顿状态等状况的诸多原因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过快、比重扩大过多是重要原因。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先活跃市场后收税、先收税后退补的措施,并决定了1952年在全国(不包括东北)商品零售方面的公私比重,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控制在25%,私营商业应占75%。经过调整,多数私营厂商开始认为政府是可以信赖的。《共同纲领》提出的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大政方针得以贯彻,到1952年底1953年初,调整已初见成效。

(三)1961—1965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为了摆脱“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日益突出的经济严重失衡、民生极端困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内容包括:1.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2.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3.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重点项目。4.节减财政支出。5.稳定市场物价,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专业协作。7.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有关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指导方针由“大跃进”转变为调整。在调整中,一方面用严格的计划手段“伤筋动骨”,把超过国力的建设规模和城市职工就业规模砍下来;另一方面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生产高价食品回笼货币,给农民留足自留地促进粮食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商品流通等,使经济得以重新回归协调。

(四)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

在1974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成为副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从乱到治的一个转折。1975年1月,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整顿工作加快了步伐。他从问题极为严重的铁路、钢铁行业入手,抓住闹派性严重妨碍经济大局的问题,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坚决处理少数闹派性的坏头头。到1975年9月底,在军队、工交、科技、国防领域,整顿已经见效。

(五)1979—1981年的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一方面,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建设热情迸发出来,希望“大干快上”,要把因“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比例失衡的问题十分突出,体现在市场上就表现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1978年,市场商品可供量与购买力的差额高达100亿元。

陈云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为统一领导人的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他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1979年1月,邓小平暂时搁置了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想法,转而支持陈云的调整主张。他同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请陈云任主任。李先念赞同并表示给陈云当副手。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联名写信,给财经工作提出六条指导意见,并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基本构想。1979年4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从分析基本国情及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入手,进一步阐明了调整的必要性,会议主张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贯彻新八字方针,不但是理顺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而且在发展战略方面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根本转折。国民经济调整分两个阶段。1979年到1980年底为第一阶段,着重调整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1979、1980年农业丰收,转变了多年发展缓慢的状况。1981年到1982年为第二阶段,着重削减基建规模,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经济局势。当时对于压缩基本建设和部分企业关停并转,党内分歧很大。1979年10月3日、4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大部分发言都和陈云的主张相反。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1980两年出现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等问题。1980年12月,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陈云、赵紫阳、李先念四位常委总结历史经验并指出:1958年以来,国民经济之所以几次出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在我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80%是农民的国家发展生产力,是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的,在指导方针上老是急于求成。造成当前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当前实行进一步调整,关键就是摆脱“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把该退的退够,使经济建设从此真正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这些讲话统一了全党对经济调整决策的认识,一致同意从1981年起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以争取经济工作全局的稳定和主动,使整个国民经济转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当时预测调整的时间要求是:基本建设退够、消灭财政赤字的任务在1981年完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因为比较复杂,需要更长时间准备,在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解决。

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与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贯彻“八字方针”比较,有三个显著变化。1.调整中增加了改革和市场的因素。调整要求集中资金、物资和项目审批权力,强调有计划按比例;而改革需要下放权力,利用市场搞活经济。这是必须处理好的矛盾。在调整中,对改革要坚定不移,要在加强宏观经济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一般要以国家财力为后盾,有些改革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必须搞的,但同当前调整有矛盾的,就推迟进行。2.调整前曾向国外借贷资金上马大批项目。60年代下马的大都是些小的“土”的企业,而这次要停缓建的许多是大的“洋”的企业,调整这些项目需要处理好与外国的关系,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依靠行政手段压缩项目。3.需要安置上山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经济发展缓慢积淀的城镇闲散待业人员和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的人员等。面对近2000万人口的就业压力,不能像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那样将他们转移到农村去。针对这些问题,国家采取了控制宏观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的办法,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搞好市场调节,引导生产市场急需的产品;鼓励待业人员自谋出路从事商业、服务业个体经营;扶植乡镇企业等,将调整与改革结合起来。一方面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根据市场需要加快轻纺工业发展;另一方面缓解了就业压力。

这次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如何对待22个重大引进项目是个难题,许多设备都运到了国内,有的已经开工建设。下马不仅要因毁约赔偿,还会造成国际影响,正所谓“骑虎难下”。宝钢的建设项目是个突出的例子。陈云为了补救宝钢仓促上马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考虑。1980年5月31日至6月6日,陈云赴上海考察,听取意见。对于是引进成套设备,还是主要立足于国内只进口关键设备的问题反复斟酌。第一次,5月初认为应该基本立足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只进口关键设备。第二次,到上海后,担心单靠现有技术上不去,想设备全部进口,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离开上海时,又认为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的意见办,设备全部进口。引进这样的大型项目,国外进口设备需要大量资金,国内配套设备材料也需要大量资金。这对三年调整中元气尚未恢复的国民经济来说,的确是相当沉重的负担。陈云提出,宝钢要继续干下去,但要拉长建设周期,先上一期,迟些时间再上二期。推迟的部分项目,按合同进行了赔偿。因拉长建设周期,资金就搞活了,一期工程投产可以为二期工程积累资金,这样可以使工程走出困境。这个想法在中央同意后得以贯彻。宝钢一期工程在1985年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水平,工程质量全优。陈云在关键时刻的深入调查和果断决策对宝钢的建设及这次调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60年代初的调整相比,这次调整更加主动、从容。改革与市场机制结合不仅改善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还使市场出现了多年罕见的繁荣,两年安置1808万人就业。每个职工平均赡养的人口数,由1978年的2.06人下降到1980年的1.8人,相应提高了家庭消费水平。

(六)1989—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

1984年下半年,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1988年初,受“价格闯关”的盲动决策等影响,经济过热重新抬头,物价上升幅度加速,6月达到16.5%,7月上升到19.3%,出现了局部的银行挤兑和市场抢购,8月,进一步发生了突击提取存款、大量抢购的全国性风潮,经济形势严峻起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于1984年9月召开,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这次治理整顿是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又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历时三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至1989年第三季度。通过大幅度压缩需求,大刀阔斧地整顿流通领域,迅速降低物价上涨率。第二阶段从1989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91年9月,继续紧缩总需求,同时通过努力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启动市场,使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并适时地继续推出一些改革措施。1989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刚刚初步取得成效,就受到“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决定进一步治理整顿。平息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中央于11月6日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形势,承担了经济指导失误的责任,认为1987年虽然提出了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没有坚决加以贯彻;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对国情缺乏全面深刻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从而统一了全党对治理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状况,已经退居二线的陈云于1988年10月8日找赵紫阳谈话,就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要点为:1.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2.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农业方面,种地必须养地;工业方面,承包工交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做到万无一失。3.中央必须要有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4.财政平衡,永远不打赤字财政,“票子发行的权利要高度集中”。5.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的办法。6.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7.金融问题。8.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晚年陈云对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谈话,集中了他多年领导与调整、治理整顿中国经济工作的经验与体会。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补充修订了治理整顿的内容:1.延长治理整顿的时限,把原定的两年改为“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2.充实和调整治理整顿的任务和主要目标,继续控制总量,适当放松需求。3.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加强对物资的计划管理。4.在治理整顿中继续改革开放。初步形成股票市场,粮油统销价格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农业在土地分散经营条件下,在资金、设备、技术、供销市场等生产要素方面实行规模经营,并随着农户要求的变化和集体经济实力的增强,灵活实行不同发展程度的“统分结合”,培育市场体系,扩大开放。

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顺利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1991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

上述国民经济历次调整、整顿规模大小不一,历程有长有短,基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适度利用市场机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中一些调整的目标、许多内容和历程与今日的宏观调控仍有类似之处。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协调、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带来剧烈的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当年陈云领导调整的策略与今天的总体政策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包括审时度势、遵循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宏观改革政策要稳、中观产业政策要准、微观管理要灵活、民生政策要保障大众的基本生活、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等。

二、调整是转变经济失衡的自我革新举措

经济发展过程难得一帆风顺,总有起伏跌宕、错综复杂。作为后发大国,我国选择了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在封闭半封闭环境中通过自力更生进行原始积累,难度尤其巨大,所经历的波动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失衡的原因既有领导者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过程中的主观失误,更有因基础差、底子薄、科技落后而加剧、放大的振荡。新中国成立后的头40余年要突破禁运封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不可能为可能就是这样的过程。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40余年里,发展、赶超与调整、整顿几乎形影相随。这些调整和整顿有一些共同特点,可概括为三。

(一)为了改变经济失衡,调整是审时度势的结果

尽管多次调整所处的背景不同,但经济失衡是共同的问题。第一、二次调整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实施的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分别在统一财经、“三反五反”运动背景下,出现了需求与供给的失衡。第三次是在“大跃进”和管理体制下放的背景下,出现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粮食、棉布等民生必需品供应极度短缺。第四次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社会秩序混乱,铁路运输、钢铁企业运转失衡。第五次是在拨乱反正背景下,急于求成导致的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衡。第六次是在经济过热、“价格闯关”的背景下,财政、信贷失衡。

前40余年的情况表明:由于信息不准、不实、不全面和认识能力等方面的原因,集中决策往往不能保证最佳的资源配置,需要辅以市场机制探索校正,通过调整实现平衡。历次调整都受到审时度势的要求驱使,目的是为了改变经济失衡;都涉及时代背景、制度基础、实现路径、内外关系和工作方法等多方面诉求,说明了调整(或者治理整顿)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会反复存在。正如陈云在这40多年中面对经济失衡所一再强调的:“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的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综合平衡就要研究比例关系,比例是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是否能自觉研究它、认识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

从陈云的经历和论述中能够反映出他对综合平衡的重视。只有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高速度。毛泽东在历史经验面前,肯定了陈云的意见。陈云同时还指出,对于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研究和认识。这是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需要长期探索的课题。

(二)调整是自我革新的举措

调整和整顿,必然要面对和改进以往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在上述的40余年中,许多次调整就是面对以往变革中出现的问题所作的进一步自我革新。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问题,到陈云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原则与策略,为此必须革新以往的缺陷与不足。

比如,1958年对中国经济建设制度的探索来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愿望。1956年至1957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苏联揭开了斯大林时期的“盖子”,暴露出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对于刚刚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来说,这些弊病已经初露端倪,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看到了以苏为鉴、走自己道路的必要性。但是改变照搬苏联的做法,走下放权力的新路是在“大跃进”的气氛中匆忙开始的。过多过急地下放权力事与愿违。由于缺少相应的制约,加上“反右”“反冒进”造成的盲目冲动,基层政府只追求当地经济发展、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机会主义带来信息严重失真,综合平衡被突破,经济运行空前混乱,导致灾难性后果。为了摆脱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困境,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以严格的计划手段把超过国力的建设规模降下来、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生产高价食品回笼货币,给农民留足自留地、实行承包制促进粮食生产,开放被封闭的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商品流通等,使得经济重新回归平衡。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我革新过程。

实际上,我国在经济建设中的自我革新精神体现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诸多方面,既有管理体制方面的自我革新,也包括经济建设投资方针中的否定之否定,经济布局中一、二、三线的设置与调整等。可以说,经济工作中不断自我革新、调整与整顿也是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三)统筹协调是扭转经济失衡的关键

力图改变经济失衡的调整方案,均是在认识到问题后主动决策的,实现这些方案需要统筹协调。做到统筹,中央必须要有权威。邓小平回顾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的统筹能力时曾深有感慨:60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下放了职工两千多万,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我们物资非常贫乏,商品严重短缺,但人民精神面貌很好。那次调整是非常困难的,但很顺利地完成了,而且把欠苏联的债也还清了。他还说:回想历史,感到精神文明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60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他的回顾反映了面对难度最大的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党的领导、各级干部和广大职工群众的共同意志是多么重要!

陈云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情况表明,只有统筹宏观,方能协调均衡中观,放活微观,实现成功的经济调整。而要实现统筹,需要党的集中领导,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宏观权力集中与微观企业放活的关系。

三、21世纪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审时度势、统筹协调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六次强调统筹协调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五年。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在报告中提出了诸多方面的统筹,其中包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这表明在新时代,审时度势、统筹协调仍是重要的方法和智慧。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需要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其中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于“协调”,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兼顾效率与公平、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指引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为当前复杂条件下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智慧。当下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和全球供应链再调整推动经济增长。这与陈云当年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经济调整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回望历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重视审时度势,通过统筹协调的原则和策略实施调整整顿,经济建设才能从容应对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才能不因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昙花一现,各项经济工作才能在稳中求进中务实见效。

(二)市场与政府关系是统筹协调的主要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实现五大核心理念的关键之一就是统筹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核心是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认为的,单靠市场无法做到高效率,也无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扮演监管、投资和协调的角色。长期来看,只有那些在市场和政府之间达到平衡的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陈云在领导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感知市场机制缺乏造成的危害,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力促城乡交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提出了“三主三辅”的主张,在贯彻“八字方针”时主张发展传统市场、传统商品,给农民一些经营自由。在贯彻“新八字方针”中他主张满足市场需求,以增加生产和就业。在三年治理整顿中,他则强调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体现出统筹协调中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与政府以及制度的关系正在发生新变化,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与企业、企业家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建构。这些新因素和新变数,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统筹协调处理新的课题,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既要继承发展陈云等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的统筹协调,更要关注“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着力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五大文明建设之间的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在拓宽发展空间、深化持续发展上,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全面增强。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能动作用和动员能力,推动中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促进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另一方面,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建设值得信任的政府,着力提高行政系统效率、科学评估公共部门绩效、设置独立的审计机构等。

(三)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的重要策略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具体体现为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在新形势下解决这个矛盾,计划经济时期具有“运动”特点的调整和治理整顿已经被具有日常工作特色的宏观调控所替代。宏观调控具有预调、微调、适时适度调节的特点,有助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

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内外形势因疫情和世界格局剧烈动荡、霸权肆虐等因素变得更加严峻复杂,需要统筹协调的领域也变得更加广硕丰富,包括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等多个方面,以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在学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新形势下,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回顾历史上的经济调整,继承和发展审时度势、统筹协调的管理智慧,对于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主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空间,实现新发展理念,均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参考文献略)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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