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得到这样一本好书，书名正应着眼前的深秋节令——《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澂秋馆”是清末民初间福建闽县人陈宝琛的斋号，这本书里汇集的是陈氏辑旧藏铜器铭文拓片，其中很多为乃父陈承裘旧藏。拓本今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经整理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所收铜器铭文的年代，从商周以迄宋金元明，而尤以秦汉以前为主。
翻开书册，映入眼帘的拓片影像，感觉就四个字儿：精美绝伦。在我看来，这是出版这部铜器铭文拓本最大的价值。如上所述，书中所收铭文拓片，主要集中在秦汉以前，而这一时段内的铜器铭文，现亦多有其他汇编本行世，且大多规模巨大，足以覆盖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收录的藏品。一心做大学问的学者，查阅那些大型汇印本要比阅览像《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这样的书籍更便利得多，也实用很多。
单纯看学术，你或许可以这样看，但学术只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若是谈到文化，情况就不仅仅是这样了。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京城里一群喜欢旧书的朋友，在神州大地古籍收藏引领者田涛先生的召集下，于琉璃厂中国书店开过一次古籍收藏家的讨论会。记得当时是为成立古籍收藏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做筹备。二三十号收藏家以及个别像我这样还没成家的爱好者，议论了一上午，把格调越定越高：为保存古代文献，推进历史学研究，为弘扬传统文化，等等。
但大家就是不愿意说“赏玩儿”这个字眼儿。最后，还是我这个做学问的书呆子实在憋不住了，高声提议：加个“赏玩”的主旨好不好？ 结果是引来一片哄笑，大家觉得玩儿这事儿实在不够高雅。
其实赏玩古物，往往首先是一种对美的欣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古已有之，这非但不俗，不低下，反而是一种相当高雅的情趣。我常常想，一个人只有看到汉字的早期形态，特别是商周金文，才能充分领略汉字之美。要想更好地品味商周铜器铭文，就需要有好的拓本。若是两眼只盯着器物看，其视觉效果是远不能同拓片相比的，同一篇铭文，由于拓工手艺高低不同，所制拓本的效果，往往会有很大差别。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好就好在其所有拓本都出自民国传拓高手周康元先生，仅凭这一点，就值得一看。
没看过其他拓本的，一看就会感叹吉金文字的美妙；看过其他拓本的，对比之下更能领略周氏作品的高超之处。供人欣赏的艺术品，其不同于实用之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遍遍地反覆品味，欣赏金文拓片也是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案头置备一部好的影印本才能做到做一点，
雅昌公司印制的《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就是一部这样的精美之作。
周康元师傅最为世人艳称的拓制技术，是青铜器的全形拓本，此前在民国庚午（1930年）冬月，陈宝琛曾将周氏全形拓制的部分澂秋馆藏品影印行世，颜之曰《澂秋馆吉金图》。有条件的读者，在阅读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时，可取以参照。
虽说都是欣赏，但古代文物同现代艺术品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是它的历史性——因时间而附着、沉淀下来的历史价值。即使我们不懂古文字，即使我们没有接受过那么专门的文物知识训练，天长日久，不仅会给我们以历史和艺术的熏陶，也会诱使我们去思索其间的历史蕴涵。
譬如《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第三册载录的这个铭文：
上面四周有边框那个部分，现在商周史和古文字学界普遍将其视作所谓“族徽”，亦即家族的标志符号。此说始倡自郭沫若先生，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卷一《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但在郭沫若先生提出此说之前，沈兼士、王国维等人本来是把这类图形释
作“文字画”，即以某种图形来表述特定的意向。
沈兼士和王国维先生的说法固然需要进一步深化，但在像我这样的外行看来，郭沫若此说存在很多同社会“常识”不能兼容的地方。譬如，这类图形出现的时间，是在商代以至西周前期，至西周中期以后，就基本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长篇铭文大幅度增加。面对这种情况，依照普通的“常识”，我自然很难理解：在西周中期社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族徽的家族会都莫名其妙地死绝了么？ 假若不是，族徽的应用是绝对没有理由戛然终止的。
要想对此做出新的解释，当然不会那么容易，但两相比较，我觉得还是“文字画”一说要更为合理一些，即在商和西周前期，由于铸造或刻制铭文的困难，人们便采用这种“文字画”的形式来简单而又形象地体现他们制作铜器的用途，其具体用途和想要表现的意向，当然复杂多样，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应是所谓“文字画”体现的一项重要内容。
若是循此思路来看《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中这个图案，它四周那个边框，通称“亚字形”图案。如郭沫若先生所云，自宋以来，或以为象宗庙之形，或以为两己相背，或以为两弓相背，这些设想，当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我更愿意把它解作“垩”义，即古人办理丧事所居处的白壁垩室。按照这样的想法，圈围中间的图形，即为一人手执酒酉祭奠的形象，其与四围的亚字形边框，正相吻合。商周铜器本来就有很多是供祭祀之用，既然如此，又何必非用所谓“族徽”来解释不可呢？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棒槌”在随便想想，当不得真。
《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所收铜器铭文拓片，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罗振玉的馈赠。十分可贵的是，其中还带有很多罗氏的题识。北京出版社这次出版此书，一并印出了这些题识，给读者阅读和利用这些吉金拓本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
我读罗振玉这些题识，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对具体铭文的释读，而是题识中提到吉金文字“通例”。
例如，罗氏针对上图铭文述云：
此簋也，而文曰“作簋敦”者，盖作簋与敦，犹齐侯壶之称“两壶八鼎”、愙鼎之称“鼎二敦二”、函皇父敦之称“鼎十有敦八”、“两罍两壶”、 侯少子敦之称“祭器八”也。
这讲的就是商周吉金铭文在载录同时所造多种器物时的叙说形式，罗振玉总结其共同特点，讲的乃是钱大昕所说“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三十六郡考》）。商周铜器铭文虽不是古书，但在为文叙事上同古书固多相通之处，因而也有同样的“义例”。前辈所说读书问学之“通”与“不通”，通晓这种“义例”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读前辈的著述，关心并且注重他们总结的这种“义例”，会帮助我们轻而易举地举一反三，读懂读通更多具体的纪事。
对于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而言，除了某些或许独见于此的铜器
铭文之外，出版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最大的意义，是书中所收拓本的清晰完备，当然这得益于拓工周康元先生精湛的技艺。譬如敝人花费较大精力研究过的洛阳武库钟铭文，与我过去读到的容庚《汉金文录》、孙慰祖等《秦汉金文汇编》和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选释》诸书相比，《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的拓本字迹都要清晰很多，完备很多。
关于铜器铭文的辨伪，过去罗福颐撰《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王文昶《青铜器辨伪三百例》，对铭文的历史内容关注都不是很够。我考辨洛阳武库钟铭文，认定其出自赝造，主要的依据乃是铭文内容与当时的规制不合（拙文《洛阳武库钟铭文辨伪》，收入拙著《祭獭食蹠》；又拙文《重申我对“洛阳武库钟”铭文的看法》，收入拙着《金铭与石刻》）。
有人不同意拙见，特别强调这件铜器铭文的字体当属真迹，绝非赝造所能为。窃以为赝造者的目的是为了造得像，由于匠人的手艺有高有低，就会有的造得很差，一眼就能看出必假；另有一些则会造得较好，其与真品像与不像，就会不那么容易分辨，以至有人会走眼看不出来赝造的痕迹。然而，这只是一般依据肉眼观察，特别是在拓片字迹不够清晰、完备的情况下，真假之间，尤易令人困惑。
然而若是依据像《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这样清楚的拓片，适当施以技术检测手段，用传统方法赝造的铭文，还是能够以清楚的证据识破其字迹之伪的。就我近期比较关注的汉代铜器铭文而言，我初步核对了十几件拓片，在所见各种印本中，都以这部《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最为明晰。其他铭文，大多也都应该如此。这样看来，仔细揣摩《澂秋馆汇集吉金文字拓本》一书收录的拓本，当会很有助于推进我们对相关铜器铭文的认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