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金:朱熹文学研究百年一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38 次 更新时间:2023-02-21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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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金  

国内关于朱熹文学研究回顾反思和述评类的文章,目前有三篇:马兴祥《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见《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吴宇《对近10年来朱熹诗歌研究的反思》,见《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吴长庚《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见《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吴文的质量在整体上高过前两篇述评反思文章。不过,马文的一些内容,也有弥补吴文不足的地方,比如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朱熹文学研究,马文虽然也没有进行深入全面的述评,却多少提到了几篇很重要的文章,比如,李开金1980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比兴说》,谢谦1987年发表的《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谢谦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过系列的朱熹文学研究文章,至少有5篇,内容涉及朱熹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质量均属上乘,吴文竟然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疏漏。吴文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


有些问题则属于整体的知识性逻辑性的范围。比如吴文说:


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他的文学也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现当代学者不再用经学的眼光去看待朱熹的文学,而把他当作宋代的诗人、散文家,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他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朱熹在文学史上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朱熹文学研究的历史功绩,也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说“一百年来,朱熹的思想从被打倒、被批判,到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并不准确,因为即使在目前,朱熹的思想也并没有真正得到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对于他理论的误解很多,甚至连著名的研究专家都误解他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论。朱熹的文学早就被学者和社会关注,他同时代的人就把他作为著名的诗人推荐给朝廷。即使在这一百年的初期,也并非人人都批判朱熹的,他被打倒和批判主要是“文革”时期。“朱熹在文学史上地位”,不是在这一百年中“逐渐得到肯定”的,当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公认的文学名家,影响极大。后来的时代也有专家对他的文学成就加以高度的肯定。即使就这一百年而言,朱熹的文学也不是“逐渐得到肯定”,而是早就被肯定的,在1949年以后,还因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隔膜而形成研究朱熹文学的巨大反差,朱熹在大陆被严厉批判的时期,在台湾却受到了极大的敬重,他的学术思想包括文学思想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比如吴文说:


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至1949年为现代研究的开端,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


这段话,有两个知识性逻辑性的问题:1.前面说“百年朱熹文学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后面却说“1979年以后是朱子学全面发展阶段”,那么,究竟这是回顾朱熹文学研究的阶段呢?还是回顾朱子学发展的阶段呢?“朱熹文学研究”和“朱子学”显然是有相当差异的概念。2.说“1949年至1978年是批判与否定阶段”与作者后文对于台湾的朱子文学研究的“回顾”内容是矛盾的,因为在台湾或者外国学术界,并不存在大陆“批判与否定”朱熹思想的阶段。而吴文的回顾范围在地域而言是明显包含台湾地区的。再比如吴文说:


十年拨乱反正期。从研究范围而言,除了朱熹的诗经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发展,还扩大到朱熹楚辞学、诗论、创作论、文道观、文气论、诗文作品等多方面。


显然,说1979年到1990年期间才扩大到楚辞学、诗论、文道观这些研究范围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1979年之前,对于朱熹的楚辞学和诗论、文道观等,均有专家加以论述研究。吴文类似的问题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严格地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的朱熹文学研究,应该以傅斯年1919年一文作为有文献记录的开端。该文认为:朱熹的《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实际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的《诗集传》更是《诗经》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1]。本文确认朱熹《诗集传》包括《诗序辨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在近百年来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开拓创新的意义。


1928-1929年间,周予同《朱熹》分八章,其中第五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朱熹文学思想。周文认为,朱熹最根本的文学观念是,“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在这个意义上说,朱熹文学思想属于为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学出发于哲学伦理,而主张美善一致论也”。[2]应该说,周予同的这个观点比较符合朱熹文学思想观念的实际情况。


周予同发现朱熹在“修辞方面之意见,则颇自有其廓清之功,……其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殊可发噱也”。他的这个观点很有积极意义,然而,用“殊可发噱”来评价朱熹“指斥当时古文派之矫揉造作”,显然对于他在修辞方面严厉批评文人学士之时代精神理解不足。


周予同著述所概括的朱熹《诗经》学三方面的贡献为后来研究者所继承:


1、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


2、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


3、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


分析可知,周文在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和意义,但某些观点值得商榷,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批评。


1929年侯中予对朱熹文学研究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看法[3],虽然大体上对于朱熹的文道关系论述未必尽当,但在朱熹文道观的研究方面与周予同的研究一样,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朱熹文学研究的成果十分值得关注,本书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以后各种版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印行的。他关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的言论虽然不多,却都是很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比如他赞扬朱熹说:


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4]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诗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5]郑氏的这些观点以深刻的理解,充分肯定了朱熹在《诗经》和《楚辞》研究中的重大贡献,就大的框架而言,后来的研究者很难超出他的意见。


郑振铎对于朱熹文学批评的价值和影响论述很到位,在他看来,朱熹的文学批评可以与严羽的文学批评相提并论,是宋代文学批评家里的两大柱石,一破一立,各有千秋。他对于朱熹的散文也有精彩而深切的分析:“朱熹的散文,功力深到,理致周密,不矜才使气,而言无余蕴,物无遁形。在许多道学家的文章里,他的所作是最可称为无疵的。他的论学的书札,整理古籍的序文,尤其是精心经意之作,看来似是平淡无奇,却是很雅厚简当,语语动人的。”[6]联系朱熹的文论分析他的散文特点,切实而平易,深刻而独到,后来研究者尚无出其右者。


1934年龚书煇对于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情况作了较好的评述[7]。1935年卢超翔所论也是关于朱子诗学较早的研究成果[8]。1938年郭绍虞对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意见[9],也是研究朱熹文道观较早期的文章。


他认为,宋代道学家之文学批评也至朱子而集其大成,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郭氏的这个观点很偏颇,他是根据朱熹的片言只语所下的结论。所以,不符合实际情况。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来诸种再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比如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再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其内容与1943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内容大体一致。《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三十三中专门论述朱熹文论,对于朱熹文学思想的论述比较全面而中肯,理解程度较高。他指出朱熹的“理”与苏门之“理”的差异说:


自晦庵言之,文辞之用,贵于明义理。此理字与苏门所言之理字不同。苏门之说,指事理而言,故其义圆融而无所止,晦庵之语,指义理而言,故其义执著而归于一。[10]


实际上,朱熹所说的“理”,有正向的“义理”之理,也有无情无义无计度的“事理”之理。朱东润所引用《朱子语类》卷139中“贯穿百氏及经史”一段话,确实是正向的“义理”之理,朱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


朱东润认为朱熹的义理之理与古文家的“道”字相类:上举之理字,与古文家所称之道字相类,故《语类》亦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先生分析很透辟,因为古文家倡导以文贯道,这个道必然是“其义执著而归于一”的义理。朱熹这里所说的“道”正是义理之理。朱东润同时指出了“道学家之言道与古文家之言道不一致”的情况:


要之自道学家言之,文士言道,迄无所得,故晦庵又讥永叔、东坡之失,其言极深刻。古文家好言道而所得如此,其一切文字之根据,遂不可恃。[11]


这里的论述是很客观而中肯的。朱先生虽然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但明确肯定朱熹之批评言论“极深刻”,比较后来多数研究朱熹文道思想者可谓朱子知音。


朱东润对于朱子论历代诗人诗作及朱子本人诗作,亦有中肯持平之论,其论述,虽极其简略,但足见他研究朱熹文学之卓识。朱先生还揭示了朱熹文学批评的时代精神,指出了朱熹诗论“鉴于南宋诗坛之混乱而发”的事实情况。同时,也指出他诗论中“慕古之意”“未必尽当”。朱东润对于朱熹的《诗经》和《楚辞》研究论述不多,而对于朱熹《诗集传》之前的宋代《诗经》研究成果则有较详细的论述,在“第三十四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节中述欧阳修《诗本义》得失,述苏辙《诗传》,程大昌《诗论》,王质《诗总闻》,郑樵《诗辨妄》等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朱熹《诗集传》继承前人成果的情况很有帮助。[12]


朱东润充分肯定了朱熹《诗集传》对于诗经原著本旨的探索成就,显然,著者对于朱熹打破《毛诗序》以美刺说诗的模式是赞成的,认为“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虽然间有沿袭旧说,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并非尽善尽美。


总体上看,朱东润对于朱熹的文学思想研究简明扼要、中肯深刻、理解深切,值得认真学习参考。


1946年,罗根泽也撰文对朱熹的文学思想中的文道观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朱熹的“道文一贯”论与古文家的韩欧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不同,当分析清楚,才能理解旨趣,认识他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13]。罗氏的文章论述比较深切,强调了朱熹文道一贯论的深刻意义。他的这些论述和观点后来写入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时间已经到了1949年以后。


1934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出版。


郭先生关于朱熹文学批评的观点,后来收入一版再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包括1947年和1955年、1961年、1979年的诸种版本。诸种版本的内容受到时代变化影响,稍有不同。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朱熹文学思想有一个总体的论述:


濂溪言文以载道,而朱子即阐载道之旨;伊川言作文害道,而朱子亦言逐末之弊。善取诸人以为长,这即是他的文论之特点。他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然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他的思想,比了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的,可是,就论文的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以前诸家虽不免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尚不致卑视古文。他则似乎修洛蜀旧怨,对于古文家颇有不满的论调,尤其对于三苏;三苏中间,尤其对于苏轼。[14]


郭先生指出朱熹文论的特点是“善取诸人以为长”,是符合实际的,但朱熹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按照郭先生的语气,似乎朱熹只是跟在周敦颐和程颐后面阐释他们的旨意,这显然不是实际情况,朱熹对于文道关系,对于文章文学的认识远比周程全面辩证而深刻。说朱熹“修洛蜀旧怨”而不满于苏轼,更是对于大贤情怀缺乏理解。


在1949年到1966年期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分册中关于朱熹文学批评的论述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后来再版内容与1961年版毫无二致。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列“一朱熹的家学-朱松的诗文轨道说”一节,他引朱松《上赵漕》的书信内容,谈到诗歌源流,说明朱熹受到家学之影响,很有意义。他又引尤袤跋云:“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是朱熹受家学影响,尤袤早已说过了。[15]罗先生的这个论述是此前诸位专家没有讨论过的,值得关注和重视。罗根泽谈朱熹文道关系有一个论点很值得一提,那就是:


朱熹和韩欧的不同止是量的分寸问题。在朱熹看来,视文为“贯道之器”,便是临时作文时才以文贯道;视“文与道俱”,便是临时作文时才讨道放入:都是文自文,道自道,道文没有统一。和周程的不同倒是性质的差别问题,尽管他宗仰周程,称述周程。[16]


他认为朱熹的文道关系论与韩欧之差异仅仅是量上的分寸问题,而与周敦颐、程颐的差异则是性质上的不同。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1966年到1979年,关于朱熹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1968年,张健先后发表了《朱熹的诗》、《朱熹的诗论》、《朱熹的文论》等文章,1969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集中反映了张健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成果。


张健在本书中讨论了朱熹本人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是最早比较全面讨论朱熹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于朱熹的诗歌,分为写景、题咏(含咏物)、怀念或记事、次韵诗等四类,举例加以概述,有开拓性意义。


关于朱熹的文论,张健主要讨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载道说;二、达意说;三、忌词华;四、熟读求精;五、当代文章之蔽。张健指出:朱熹论文的基础,在于“文从道出”,在文学史上夙被讨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贯道说,到了朱子手里,只觉得它们还不够纯粹,在他的观点,文与道毋宁是子母的关系。[17]张健引用许多原文,把“道”与“义理”等同,既有积极意义,亦有片面性。有关朱熹的诗论方面,张健主要分节讨论了如下话题:


一、自得;二、平易;三、浑成;四、法李杜;五、论句法;六、诗的时代观;七、论用韵;八、论词。还有一些细节内容,如“诗不必有出处”、“诗以言志,不论工拙”、“不必著题”、“地理环境与诗”、“虚静则明”、“诗的欣赏论”、“戒诗说”等。[18]


张健对朱熹诗经学,尤其是赋比兴学说有中肯之论述。张健还论述了朱子关于楚辞的声韵学说。[19]大体来说,张先生的论述比较全面、平实、细致、具体,最可惜的是,他缺乏对于朱子文学思想的深度理解,对于文本内容亦有误解之处。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加以分析。


关于朱熹对历代作家的评论,张健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成果丰硕。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正文计126页,每页篇幅也很小,但对于朱熹批评历代作家所引述资料则较为丰富,长达40页。就其资料之丰富与所讨论历代作家之众多而言,直到目前,仍然是学界研究朱熹文学所未能超越者。总之,张健关于朱熹论历代作家及同时代文人之讨论所列举人数很多,学界始终没有超出其范围,其资料价值很高,可惜分析太简略。


1971年以来,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发表了杨勇《朱子论韩愈文之气势》、《朱子论韩愈文之文理》等文章。钱穆《朱子新学案》由三民书局出版,其中有多章涉及朱熹文学思想,其理解朱熹文学之思想深度前所未有,后来学界学人亦无出其右者!钱穆关于朱熹文学思想的论述虽简略,却均为精深之论,许多重要观点为后来研究者所继承。较之斤斤以纯粹文学观念研究朱熹文学思想之学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如他说: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著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20]


即是联系作家人格人品修养讨论文章文学。钱先生认为,《诗》是一部文学书,主要应从文学方法上去格。及其所得,还是与当时理学家所求义理可以相通合一,而范围意境,则既与一般理学家大异矣。[21]朱子治《诗》,主要在求能兴,能感发人,此即文学功能也。[22]朱子持诗道合一论。透得上一关,始能止乎礼义,始可以怨,可以哀。如屈原、贾谊已有过当处。此乃和平中正之论,非陈义之过高也。[23]钱先生正确地理解了朱熹对于屈原和贾谊的批评,因为朱熹始终以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来衡量作家作品,朱熹的文学批评本质上乃是“和平中正之论,非陈义之过高”。这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后来之研究者很难企及,往往以为朱熹不近人情,批评过当。钱穆对朱熹本人的文学创作评价亦很到位,他说:


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淡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诗薮》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今体无出陈去非。沈栾城句:“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此皆就诗论诗之语。朱子傥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24]


钱先生认为,朱熹论诗与论文观点一致,文道合一,包括了诗道合一。他说:朱子“教人读诗,语极平浅,意极深至。乃以学诗与学道一并合说也。学诗能即如学道,此是学诗最高境界”[25]。这一观点与张健有较大差异,钱穆在更深的程度上理解了朱熹的诗学思想。


关于《楚辞集注》,钱穆以大量资料,证明朱熹不专为赵汝愚作《楚辞集注》。朱子虽理学大儒,其于《楚辞》亦夙所用心。其治《楚辞》,亦一如其治《诗》,用力所在,亦只在“平心看他语意”之六字。[26]今读其《楚辞集注序》,性情义理,相通兼得。尤其如“放臣屏子”及“见古人于千载之上”两节,俯仰今古,彼我死生,真如一体。就文论心,即心见道,其当时之遭遇,与其内心之所感触,而斯道即流行昭著乎其间,诚非仅止乎文章之与著述而已也。[27]理解均极深刻,非本人有古圣贤之学问思想境界,不能达此深度。


钱穆认为:


《韩文考异》校勘精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28]


《考异》所重,尤重在《韩集》本文之内证。所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是也。文理者,字法、句法、章法皆是。字句章节之法变,而文之意义亦随而变,衡平得失,主要在是。而犹有不尽于是者,则又必深识夫韩氏一集所独具之风格与个性,乃庶可以凭此权度,而以剖辨其是非得失于微茫疑似之间。就韩氏所自言,则曰“陈言务去”,又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此韩氏一集特出所在。故必二者兼尽,乃始可以得《韩集》之真是也。抑犹不尽于此。夫曰文理,决非仅尽于文字之理而已。理见于文,由文见理,言文理者必深入于文中之意义。[29]


钱穆对于朱熹文学思想之理解最深刻、最独到,而学界几十年来尚无出其右者。许多观点为后来研究者所沿袭沿用,但往往难以真正理解其思想深度。


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大陆研究朱熹文学的文章逐年增加,多数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文章,其基本观点很难超出前人范围,总体质量尚有可观。最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研究朱熹文学创作领域,朱熹的诗歌和词都有了很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其散文也有赏析文章出现。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评述,下面所列是这10年中的主要论文篇目。然其中多数篇目,均可弥补吴长庚《近百年朱熹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之所缺漏。


1980年,李开金发表《试论朱熹的比兴说》,[30]1983年,莫砺锋发表《朱熹的楚辞学略说》。[31]1985年,谢谦发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32]谭承耕发表《论朱熹对〈国风〉爱情诗的注释及其对道学的宣扬》。[33]马德邻发表的《朱熹黑格尔诗论之比较》是较早把朱熹诗论与黑格尔诗论进行比较的论文。[34]韩钟文发表《朱熹论陶渊明》。[35]谢谦在1986年发表《关于朱熹诗说的两条考辨》。[36]1987年,林鸿荣、宋宏志发表《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对于朱熹的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37]1987年,谢谦发表《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38]还发表另一篇关于朱熹诗经学的论文《朱熹“淫诗”之说平议》,就朱熹的“淫诗”说进行分析评价。张宏生发表《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39]1988年谢谦发表《论朱熹的“思无邪”说——朱熹美学思想批判之一》,[40]在文章标题中首次出现“朱熹美学”的字眼。张立文发表《朱熹美学思想探析》。[41]莫砺锋发表《朱熹的文道观》,提出朱熹文道观四个层次说。[42]陈松长发表《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43]1989年,潘立勇发表《朱熹“文从道出”说新探》。[44]缪钺发表《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45]胡迎建发表《朱熹诗歌艺术初探》,全面分析了朱熹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石文英发表《朱熹论风骚》。张晶发表《朱熹诗境与“理一分殊”》。潘新和发表《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46]金五德发表《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47]谢谦发表《朱熹文学批评的批评》。[48]


1990年以后,朱熹文学研究的文章逐年增多,但质量差异悬殊很大,许多文章出现了大量的引文错误,有的高达50处之多,我已经在《编辑学刊》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这个问题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教育学术风气与市场经济社会环境进展同步,出现了严重的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我细细阅读过从1990年到2012年发表的220余篇研究朱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文章,其中有高质量的文章,但数量甚少。从具体内容看,研究朱熹文学思想的论文很难突破前人的陈说,研究朱熹文学创作的论文则较有新意,然质量上乘者则少。其中莫砺锋的文章资料翔实,观点中肯,论证周密,成就突出,他的系列论文成果集中体现在他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研究》一书中。束景南《朱子大传》虽非专门研究朱熹文学,其中涉及朱熹文学思想和创作甚多,理解深切,有独到之价值。朱熹散文的研究,也有成果出现,主要是俞樟华指导的研究生林怡的学位论文成果。研究朱熹文学创作的系列文章,最有成就的是胡迎建,他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朱熹诗词研究》中。


从1990年到2012年,研究朱熹文学的研究专著甚为可观,主要有吴长庚1994年出版的《朱熹文学思想论》,莫砺锋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研究》,李士金2000年出版的《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檀作文2003年出版的《朱熹诗经学研究》,王倩2009年出版的《朱子诗教思想研究》,胡迎建2011年出版的《朱熹诗词研究》。


钱穆云:“清代四库馆臣……论学而必分疆界,立门户,若曰此为文章,此为道学,而于文章、道学之中又复各有其疆界门户,互不相通,先树私意以自蔽。私意之外,尽成敌对。以此论文已不可,何论如朱子平日主张因文见道之意乎!”[49]可谓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朱熹文学思想乃哲人哲思,驰骛八荒;思通万里,月印万川;道心所向,恫瘝在抱;细大不捐,理一分殊。至于针砭时弊,则事关民族兴亡;阐释经典,乃但求精一之理。生命气禀,诚实不同;川流日夜,时序运转;下学上达,天亦何言。


[1] 傅斯年:《宋朱熹的〈诗集传〉和〈诗序辨〉》,《新潮》北京大学1919年1卷4期。


[2] 周予同著《朱熹》,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29年版。


[3] 侯中予:《朱熹的文学观》,《河南省省立民众师范学院学刊》1929年第1卷第3、4、5期。


[4]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1页。


[5]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2页。


[6] 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618页。


[7] 龚书煇:《朱子攻击毛诗序的检讨》,《厦大周刊》1934年14卷11、12期。


[8] 卢超翔:《诗序与集传之研究》,《教育月刊》1935年4卷1期。


[9] 郭绍虞:《朱熹之文学批评》,《文学年报》1938年第4期。


[10]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1]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12] 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81页。


[13] 罗根泽:《朱熹对于文学的批评》,《中国学术》1946年第1卷第1期。


[14]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28页。


[15]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89-190页。


[16] 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第191页。


[17]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8页。


[18]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8-50页。


[19] 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1-72页。


[20]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21]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4页。


[22]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四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23]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24]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25]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26]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96页。


[27]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7页。


[28]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一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29]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30] 李开金:《试论朱熹的比兴说》,《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


[31] 莫砺锋:《朱熹的楚辞学略说》,《求索》1983年第3期。


[32] 谢谦:《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历史意义》,《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33] 谭承耕:《论朱熹对〈国风〉爱情诗的注释及其对道学的宣扬》,《中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34] 马德邻:《朱熹、黑格尔诗论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35] 韩钟文:《朱熹论陶渊明》,《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


[36] 谢谦:《关于朱熹诗说的两条考辨》,《四川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


[37] 林鸿荣、宋宏志:《文学史应为朱熹诗留一席位》,《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38] 谢谦:《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年第1期。


[39] 张宏生:《朱熹〈诗集传〉的特色及其贡献》,《运城师专学报》1987第2期。


[40] 谢谦:《论朱熹的“思无邪”说——朱熹美学思想批判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41] 张立文:《朱熹美学思想探析》,《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


[42] 莫砺锋:《朱熹的文道观》,《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43] 陈松长:《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特色》,《古汉语研究》1988年第3期。


[44] 潘立勇:《朱熹“文从道出”说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6期。


[45] 缪钺:《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46] 潘新和:《朱熹的作文教学观评析》,《教育评论》1989年第5期。


[47] 金五德:《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长沙水电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48] 谢谦:《朱熹文学批评的批评》,《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49]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第五册,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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