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右倾化加剧，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日本政府追求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地位的图谋越发凸显，逐渐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强推动安保军事化进程，给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重大隐患。
在国内层面，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反对与国际社会的谴责，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美化侵略战争，纵容政府阁僚多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为推动安保军事化制造舆论。岸田文雄政府组建后，加快推动安保军事化进程，成立实现宪法修改本部，在2013年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基础上，于2022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文件，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挑战”，将未来5年的防卫费猛增至43万亿日元，加强所谓的“反击能力”（即对所谓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建设，使和平宪法逐渐空洞化，加快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步伐。
在国际层面，日本政府为提高自卫队的国际影响力，减少国际社会对其安保军事化的批评，极力用“自由”“法治”等价值观标签进行包装，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积极同美欧等开展军事合作，构建多层次联盟合作。在拓宽日美联盟合作内涵与外延的同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准联盟高度，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对加入“五眼联盟”表现出较高积极性。此外，日本还通过对乌克兰、菲律宾等国的军事援助，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提高自卫队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
安保军事化的三重考量
日本政府在安保军事化方面孤注一掷，既有拉拢日本国内保守主义势力，提高政权稳定性的目的，也有借国际格局加速转变之机，提高制衡中国的军事实力，实现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能战国家”的诉求。
提高政权稳定性。随着右倾化的加剧，日本国内政界、学界、媒体中支持安保军事化的群体增多，自民党更是将修改宪法、提高安保能力作为众参两院选举时重要的竞选纲领。无论是曾经的安倍政府、菅义伟政府，还是现今的岸田政府，为维持自身政权的稳定性，均致力于加强安保能力建设。特别是随着安倍晋三遇袭身亡，岸田政府对于安倍“国葬”、旧统一教、日元汇率暴跌、物价上涨、新冠疫情防控等问题的应对成效有限，政府阁僚又丑闻不断，导致其支持率在30%左右徘徊，执政地位岌岌可危。为此，岸田政府欲借安保军事化建设，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获取保守主义势力的支持。
应对制衡中国。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差距逐渐拉大，日本政府心态失衡。为此，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加强安保能力建设，提高对华竞争的军事实力，削弱中国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力。同时，日本还与美、澳等国开展军事化合作，加强对相关国家的军事援助，分担日本对抗中国的外交压力与安全风险。
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再军事化作出较严格的限制，宪法明文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交战权。这曾为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但保守主义势力却将其视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道路上的阻碍。鉴于日本仍有较强的护宪势力，日本政府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修改宪法的意图，因而欲通过“释宪”与“强军”两手，强化安保军事化建设，达到事实修宪的目的，为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成为“能战”的军事大国做准备。
安保军事化损人不利己
对于岸田政府的军事化政策，日本和平主义与保守主义在野党强烈反对，甚至自民党内、岸田政府内的保守主义势力中亦不乏强烈的质疑声音，其中尤以自民党政调会长荻生田光一、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最具代表性。
日本安保军事化无益于提振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再到“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经济增长动力始终有限。日本民众曾对宏池会出身的岸田文雄寄予厚望，期待“开拓未来”的“新资本主义”能够提振日本经济活力，提高自身的薪资与生活水平，让日本从“失去的三十年”中彻底走出来。然而，受日元汇率暴跌、物价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民众的薪资与生活水平并未出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日本政府此时不仅未致力于经济建设，反而欲以增加税收、挪用复兴经费等方式推动安保军事化，这必将严重制约日本经济复苏的前景。
日本安保军事化将打破亚太地区既有格局，激化新一轮不稳定因素，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一方面，如若日本的安保军事化越走越远，将导致地区力量均衡状态被严重打破，使相关国家不安全感增强，提升军备竞赛风险，在安全困境下加剧“新冷战”趋向。另一方面，日本安保军事化将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亚太地区是当前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地区国家间经济互补性较强，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等，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有效平台。当前，国际社会逐渐进入后疫情时代，日本经济界强烈呼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但安保军事化政策严重影响地区国家间政治互信、社会互信。特别是岸田政府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战略，设置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半导体、蓄电池、飞机部件等11种物资列为特定重要物资进行管控，将经济问题安全化，人为阻断日本同相关国家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致使区域经济合作陷入新的困境。
日本军事化政策曾给其他国家带来沉痛的灾难，也祸及本国民众。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理应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在和平宪法框架内开展同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合作。而现今日本政府对于安保军事化一意孤行，既无视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巨大苦难，也忘乎其奉行和平主义曾带来的繁荣。对此，国际社会是不会冷眼旁观的。
于海龙（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2月8日
